毛主席给聂荣臻发电报，谈起白求恩后提出一个要求，白求恩：谢绝

1938年夏天，正是烽烟四起的抗战年代。白求恩带着为中国抗日军民服务的信念，在美国加拿大两国共产党托付之下，终于踏上了这片陌生土地。一个医生，背着刀、剪子、药箱，在渡江爬山、转了二十几天后，进了武汉。武汉那年头，一切都很紧张。八路军办事处里，周恩来在处理公务，听说白求恩到了，说什么也要见一面。

握手那会真的是挺沉的，一个刚下飞机还没来得及休息的老外医生、一个平日里温文尔雅但眉心总带着焦虑的党代表，站在熙熙攘攘的楼道里聊了半个小时。白求恩主动提出要去延安，说想看看那传说中的革命根据地，到底什么样。他也没想到周恩来一口答应：“去，咱们安排！”

其实，延安那会儿远比一般人想象的更朴素，山间一队又一队的年轻人训练、土屋圩堡、炊烟袅袅。白求恩到的时候，说实话有些诧异：这就是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在传的延安？不过他很快发现这里的干部和群众都不一般，严肃里带着乐观，紧张中也能笑得出来。按照海外流传的资料，毛泽东主动把白求恩请到自己窑洞里，用延安土话寒暄几句——那场会面其实气氛不错，没有想象中那么正襟危坐。

白求恩随身带了党员证，递给毛泽东看，没说太多。毛泽东那时候倒是和气，没有怎么翻证件，直接一句话丢过去：“我们是一家人。”这句话，隔着几十年都觉得亲切。

之后能想象，白求恩描述怎么从加拿大坐船、再转火车的辛苦，毛泽东听完倒是一笑，说得轻松，也没怎么追问细节。有人说深夜里，毛泽东给周恩来留了句“要好好借重这位同志”，具体真伪未可考。事实是白求恩很快就提出，自己想要去前线，不愿留在后方——他其实一心想着救更多人。

随后的安排变得异常简单。五一刚过，白求恩带着12名护士跨省跋涉去了晋察冀军区。第一站抵达聂荣臻指挥部，都很累。见面第一句话不是自我介绍，而是：“司令，我在哪上岗？”聂荣臻原本想劝他歇息，白求恩却有点急：“用我，别客气！”从那天起，医院里一天到晚灯火通明。

据军区的医务档案碎片和白求恩生前信件统计，第一个礼拜，白求恩查了521个伤兵，到了月底做了147台手术。没有助手助理，碰上大规模伤员涌入，根本轮不着喝水吃饭。手术间隙他时常开小会，把自己的急救技术、止血消毒法都拆开讲。对技术的传承，是真的不吝啬，甚至有人说“只要愿意听，他连怎么打结都能教半日”。究竟有多少徒弟学到真本事？这就不好下结论了。

这里其实有个让我犹豫的小细节。毛泽东为表赞赏，曾指示晋察冀方面给白求恩每月发100元津贴。这项“特殊津贴”，既为表彰也为诊所物资支出，可白求恩却断然拒绝。他在信里讲，自己衣食全有保障，用不着这钱，还提到毛泽东和聂荣臻的津贴只有几块钱。这让本地干部直呼钦佩。可这笔钱后来究竟有没有落实？不同回忆录说法不一致，真真假假，或者根本没人关心了。

10月初，敌人发起攻势，前线医院一时处于危险。上头命令白求恩火速撤离，他却摆手不干：“我走了，伤员手术就少一台。那救不过来的，怎么办？”聂荣臻急得不行，他依然不肯撤，开了整夜手术。

有点唏嘘，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在手术台前中了败血症。原因就是消毒条件差，一刀下去传染了细菌。后面大家说他走得很安详，也有人说他生前最牵挂的事就是医院里那帮学徒的成长。这个说法可信度一半，毕竟临终遗言都是周围人讲的。

白求恩来华不过600多天，却在中国留下极深印记。无论是文献、照片，还是后来流传下来的事迹描述，他的形象总是带着点理想化。其实白求恩自己并不是完人，他也会有点优越感，也会在忙碌中偶尔对手下女孩发火。可在最危急的医院角落，他还会一边咳嗽，一边指点着年轻的医生怎么缝合更快。

毛泽东后来写信评价白求恩，说他高尚、纯粹、道德，说他“一点也不自私，完全为别人着想”。是不是有点拔高？也许，但这种评价环境下出现倒也合理。毕竟那时候，无数人都等着有个精神样板。

有意思的是，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白求恩的记忆都有几个很矛盾的侧面。有人觉得他太执着，很轴，只认死理儿，方法不总实用。有人则觉得，一个洋人能在战争最泥泞的时候坚持到死，本身就难得。也有怀疑他技术到底多高明的说法。以实地采访得出的案例，白求恩的消毒观念、现场急救方案，远超那时中国同僚，但没到“神医”地步，他自己也讲过“医生不是万能的，总会没招的时候”。在晋察冀某场流行病期间，据记载有一部分实验性治疗没起效，这部分文章一般不会提。

但说到底，一个加拿大医生用生命做抵押，和中国士兵共同拼杀在抗日前线，他的行为本身就很有力量。若硬要追问，白求恩愿意牺牲到如此地步，是出于信仰、责任还是某种自我实现冲动？延安的风土人情，到底对他产生过怀疑吗？档案里没写，估计谁也说不定。

今天再去查加拿大当时的医疗界报导，《多伦多星报》有篇报道曾质疑白求恩过于理想化，但医疗数据那部分却是真确的——他每月的手术量、带教人数都是当年一线医院的几倍。晋察冀的卫生站旧址处现在悬挂着英文和中文的纪念牌匾。可凑近看装饰却有些苍白，冷冷清清，没人驻足。或许作为后人，大家都觉得白求恩这个名字早已神化，但那段医护史却很少有人认真读一遍。

其实，普通战士和医护人员的困苦比传说中复杂太多。他们日夜加班，有时为了一截纱布能争执三刻钟，救下每一个人都不是理所当然。白求恩在延安教会大家的不止是操作手术，更是教那帮年轻人一起坚持到最后一天。

当然，他也会倦怠，有时候手术做到夜里两点，信里写一句“太累了，想回家”，第二天照旧挽起袖子下手术台。人本来就不该被神化，只要清楚地看到，他来，为了大家，死了，故事到这儿也许该结束。

可其实谁也说不好，就白求恩当初去了日本会怎么样？又或者换做另一个人带队到前线，现在留给后人的会不会还是这几段故事？总觉得哪儿还会有没说清楚的细节，或者说还有点什么东西值得再细抠抠。

白求恩死后，晋察冀军区医院一度陷入混乱，大家虽然说着要团结，但具体怎么做，又各有各的想法。毛泽东最后用文字纪念他，传达的价值观其实已经偏离了当初纯粹的医疗救护。后来延安的医疗队走到东北、到了南京，一批又一批的医护人员把白求恩的经验带了出去，但也有选择了自己路数的人。

综合来看，白求恩这个人，既象征了国际主义，也是某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偶然”产物。他的具体手术方式或许早早被时代淘汰，但那个不怕麻烦、也许多余但挺执拗的“非中国式”医生，在这里留下的印象，依旧没人能代替。

话说到这，你觉得如果白求恩今天还在，会怎么看眼下的医疗现状？前线和后方那个更需要他？答案倒不是那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