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巧丽、甘浩辰、刘振东、李纪衡 | 短视频何以“成瘾”？基于认知实验前测的短视频成瘾行为量表开发与成瘾效应研究

摘 要目前学界“短视频成瘾”量表开发对于个体的日常成瘾性行为涉猎不全面，而对“短视频成瘾”这一理论认识的不清晰又多源自成瘾过程的个体差异性、成瘾影响的程度差异性以及被试在自我报告中受霍桑效应影响从而取向正面的心理暗示等。此外，量表的有效性检验依赖自我报告也隐含一定的方法与操作误差。本研究作为短视频成瘾fMRI认知实验前测环节，特参考经验数据及现有网络成瘾、手机成瘾、社交媒体成瘾等量表基础，生成一套针对性短视频成瘾行为量表。本研究首先对日常短视频使用时长超过180分钟的21名大学生以及3位相关研究领域专家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后采用扎根方式构筑量表编制的基础理论，并进一步确定指标体系及测量方法。验证中采用便利抽样与滚雪球方式发放问卷并获取1923份有效样本，其后借由量表语句的中性校准、行为与生理数据的辅助收集、量表信效度检验以及专家评估进行量表修正后，开发出由短视频成瘾的替代效应、依赖效应以及负担效应等3个维度、25个题项构成的短视频成瘾行为量表。量表结果结合后续认知实验数据表明，成瘾评分在与被试个体生理激活程度的相关性及成瘾与否的组间差异上都具有显著性，显示量表可为认知实验的成瘾性生理表征提供对照依据，未来也能为短视频用户成瘾程度评估及临床诊断提供工具参考和理论指导。

关键词短视频成瘾行为量表（SVABS）；量表开发；扎根理论；成瘾概念；认知实验

引言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5年1月发布的《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10.70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6.6%。其中短视频用户10.4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3.8%。目前虽无官方数据报告公众短视频成瘾情况，但已有研究显示，部分用户在沉溺观看短视频一段时间后会有明显的倦怠、健忘、注意力不集中乃至自控力减退等躯体反应，这也促使一批用户产生“数字断连”乃至“智能手机禁欲”“社交媒体禁欲”“数字排毒”等行为，相应现象均表明短视频成瘾问题的现实性与严重性。

尽管短视频成瘾在宏观层面的生发逻辑较为显著，但深入微观机理而言，短视频成瘾如何从认知角度进行界定？这种成瘾性行为是否造成用户生理层面的认知功能改变？对于上述问题，浙江大学团队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对该校30名健康学生所进行的fMRI实验分析中，被试默认模式网络（DMN）子组件中的大脑激活较高，同时腹侧被盖区和离散区域在观看个性化与非个性化视频时形成对比。也就是说，观看不同喜好程度的短视频时用户脑区激活程度存在差异，这表明如果大脑偏好被喜好度高的视频所激活的认知感受，那么这种偏好必然会在长期刺激中形成固定回路，而长时间观看短视频也将成为一种生理习惯。由此可见，探索短视频成瘾性观看的心理机制及生理表征对于提早干预这类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该研究在测量被试的“短视频成瘾行为”时，仅将杨氏成瘾量表（IAT）中的“网络”替换为“短视频”，这导致后来脑区激活统计中的量表信度存在缺陷，未能成为区分个体短视频成瘾程度的指向性证据。同时，已有媒介使用行为量表检验多依赖用户自我报告，未深入生理层面的数据检验，这也造成不可避免的方法与操作误差。可见，基于认知实验特性开发短视频成瘾测量工具可以为深入挖掘相关行为的生理改变奠定可信基础，并能为未来探究心智与行为的生理表征以及临床诊断提供一定参考。

一、文献回顾

（一）短视频成瘾量表开发及使用现状

先前的短视频量表研究主要分布在新闻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经济学、临床医学等领域，使用中有研究者在名词替换或语句删减后直接使用前人量表，也有依据前人量表再结合个人研究方向进行的开发调整。就测试结果而言，当用户处于不同社会背景与使用情境，短视频量表的测量效果也各不相同。这些依循环境特征开发的新量表包括：短视频营销量表、美妆短视频使用强度量表、短视频社交网站依赖量表、夜间社交媒体使用量表等。

就短视频成瘾量表而言，较多研究聚焦于成因探索及同类概念的替换表征。如有研究从短视频成瘾的形成原因（人格、性别、家庭）、带来影响（睡眠障碍、学业拖延）、干预对策出发进行量表设计；也有部分论文认为大五人格与成瘾密切相关，故从外向性、神经质、开放性、宜人性和尽责性的角度探究对大学生短视频成瘾的影响。毛峥等人编制的“问题性短视频使用量表”主要关注知行变化、生理损伤和社会黏度三个维度。丁倩等以社交网站使用强度量表为基础，生成“短视频使用强度量表”。此外，还有较多以短视频为观察对象的量表旨在探究某一种使用体验或对后续行为产生的影响。从理论上看，短视频的过度使用可能会对大脑学习系统和记忆回路产生影响，并逐渐将娱乐用途转变为一种习惯，然后在易感个体中变成强迫行为。但目前已有的“短视频成瘾”量表对个体的日常成瘾行为涉猎尚不全面，较多研究重在探索成因，将“短视频成瘾”视作不证自明的问题，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是短视频应用在近年来才逐步兴起，对短视频成瘾的临床观测还尚待拓展；二是出于成瘾过程的个体差异性、成瘾影响的程度差异性以及被试在自我报告中受霍桑效应影响从而取向正面的心理暗示等原因，短视频成瘾概念尚不清晰，还需进行理论层面的深度辨析并予以明确；三是短视频成瘾属于互联网成瘾的一种，易被其他互联网成瘾行为所掩盖。正因此，早先相关研究多直接沿用网络、游戏、移动媒体等成瘾量表来测量短视频成瘾行为，如“陈氏中文网络成瘾量表（CIAS）”“中文网络成瘾量表的修订版（CIAS-R）”“杨氏成瘾量表（IAT）”等。也有研究者根据杨氏成瘾量表编制短视频成瘾量表，但就测量题项而言更关切外生性、行为性特质，缺乏此前已有研究提出的内生性探讨思路。一项对于短视频应用成瘾量表的研究主要测量了社交焦虑（SIA）、社交孤立（SI）、个体个性化（PER）、娱乐（ENT）、神经质（NEU）、人际依恋（IA）、网站依恋（SA）和短视频应用成瘾（SVA），对短视频成瘾现象的成因有所观照，但遗憾的是未能兼顾客观层面用户短视频应用使用时间与频率，全部依赖自我报告的内容指征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结论的有效性。

（二）短视频成瘾行为的理论性认知

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将“成瘾”定义为：“由于反复使用某种药物（天然药或合成药）而引起的周期性中毒状态。”药物成瘾又可以分为生理成瘾和心理成瘾两种情况。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发展，“成瘾”一词从医学流入社会科学领域，并衍生出“媒介成瘾”“网络成瘾”“电子游戏成瘾”等理论。网络成瘾是由重复网络使用所导致的慢性或周期性着迷状态，其多具有难以抗拒的再度使用欲，也会产生想要增加使用时间的张力与耐受性、克制、退隐等现象。目前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杨氏网络成瘾量表可以识别非必要的互联网成瘾性使用行为，量表包含成瘾、强迫、失控、戒断、危害（工作和社会关系）等维度。在此基础上，陈淑惠于1999年以大学生为样本，根据DSM-IV对各种成瘾症状的诊断标准，依据侧重心理层面和较严格的心理测量学程序，编制了中文网络成瘾量表，并在后续修订中具化为强迫症状、戒断症状、耐受症状、人际健康问题以及时间管理问题五个维度。作为同样依赖于网络这一技术情境而生的“游戏成瘾”，近年来也被列出临床诊断标准。ICD-11纳入的游戏障碍（Gaming Disorder）诊断指南显示，成瘾行为特征包括：控制力减弱；较之其他生活兴趣和日常活动，越来越优先考虑游戏；尽管对个人及其现实产生负面影响，仍继续参与游戏。此外，比起电脑或其他移动设备，多数用户偏好使用手机观看短视频，而先行学者开发的手机成瘾量表（SPAI），便主要考察了强迫行为、功能障碍、戒断和耐受四种类型。有学者采用手机社交网络成瘾、手机游戏成瘾、手机信息获取成瘾、手机短视频成瘾编制手机成瘾类型量表（MPATS），并界定出成瘾的四个维度：无法控制渴望、焦虑和失落感、退缩和逃避、生产力损失。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于“短视频成瘾”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首先，关切主体以未成年与青年居多，老年群体次之；其次，主题方面聚焦成瘾形成的影响因素和其伴生效果；最后，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以及新兴的计算分析等。具体而言，一些对于短视频成瘾的成因研究认为，人们在15到20秒形成的短时记忆容易引发蔡格尼克记忆效应，而当不同短视频因为热点话题相互呼应，又会产生蒙太奇效应，激发参与者的艺术性想象。简单而言，行为上瘾可分为沉溺兴奋（人类大脑的多巴胺回路形成机制）和离开痛苦（心理实验表明人类天生厌恶损失）。技术与内容的耦合无疑加剧了短视频成瘾问题，探索中还关注到孤独感和网络使用同伴压力、用户内在因素、平台沉浸性、知觉压力以及时间管理倾向等因素的影响。有研究从技术可供性、人本主义、个体的社会化需求以及短视频内容的拟态现实等角度分析造成短视频过度使用的原因。也有研究指出短视频使用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较多研究表明学校倦怠和社交恐惧是导致成瘾的显著因素，也有实证研究显示，短视频内容、类型、平台、获利、观看习惯、社交互动需求、安抚需求以及成瘾性症状是其主要特征。此外短视频成瘾亦离不开算法个性化推送机制的深入影响。

（三）基于fMRI脑功能认知实验前测的量表开发需要

针对数字成瘾问题，大量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关注了网络成瘾奖赏系统及其认知神经机制、网络成瘾抑制控制、网络成瘾决策行为、网络成瘾者自我认知与他人认知的比照研究、网络成瘾的过程模型研究等议题。此外，认知神经科学也关注到成瘾的矫正治疗，目前主要提出认知行为疗法、认知增强疗法、认知偏差修正以及正念减压疗法等。从相关实验设计范式可见，认知实验在借助生理仪器测量被试的生理数据之余，还特别依赖被试在前后测阶段的自我报告。对此，还未有研究指出自我报告量表的填写顺序对认知测量结果的影响，也未有理论探究这类生理测量和心理认知之间的差异。此外，先行认知科学领域多将短视频作为实验刺激而非主要对象展开研究，如有研究采用脑电图（EEG）、心电图（ECG）和皮肤电反应（GSR）等测量长视频和短视频观看过程中的情绪体验，并根据情绪效价构建个人与群体在情感、人格以及情绪研究方面的数据集，还有研究者验证了自动人格分析系统中面部动态的自监督学习效果。心理学研究表明，短视频重度成瘾用户的心理健康状况比非用户和中度用户更差，包括更高水平的抑郁、焦虑、压力、孤独、社交焦虑、注意力问题，以及更低的生活满意度和睡眠质量，成瘾者还面临着更大的学习压力、更差的学习成绩、更多的欺凌、更糟糕的父母关系、更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和更低的父母教育水平。

出于目前学界有关短视频成瘾量表的开发对个体的日常成瘾行为涉猎不全面，同时短视频成瘾概念的理论认识亦不清晰而有待澄清，本研究为使后续fMRI实验开展顺利，特采用深度访谈与扎根理论方式，结合与短视频成瘾相近的网络成瘾、游戏成瘾、手机成瘾、社交媒体成瘾等量表，生成一套广泛涵盖短视频成瘾性使用行为的测试量表，以期为认知实验的生理测量提供对照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为保证量表设计的合理性，本研究基于已有研究结果，采用访谈和扎根方式构筑量表编制的基础理论，并通过概念操作化方式进一步确定指标体系及测量方法。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为确保短视频成瘾行为特征收集的广延性，本研究征集移动媒体内载短视频应用使用时长超过180mins的21名大学生以及3位相关研究领域专家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受访者简况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其一，选择大学生群体作为访谈对象，在于这一群体未受工作及其他社会事务的深入影响，短视频多被用作休闲娱乐和信息获取的重要途径，因而成瘾行为更为凸显而访谈结果更加直观；其二，此处作为遴选依据的使用时长，表明被访者行为已然出现较为固定的选择偏好，但在访谈中，受访者对于短视频的使用并非全然主动的目的性或仪式性使用，而是表现出一定的无意识，也即其在观看短视频过程中会“不受控”地沉迷其中，甚至有时观看体验乃至情绪效价均非正向。对此，本研究旨在从已然具有一定短视频观看习惯的使用人群中获取趋同性的行为特征，而其深层认知与对象评价非本研究关注范畴，故不作讨论。

访谈以面对面为主，因故无法到场的被试采用线上视频访谈，访谈时长在30分钟以上，在2023年11月30日—12月15日期间完成全部访谈工作。同时为保障访谈内容的系统性，访谈提纲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遵循深度访谈要求的复现经历、回忆细节、引起反思等步骤，提醒被访者回忆邻近的短视频使用情境，以便深入复现其使用行为；另一方面鼓励被访者在经历反思后畅所欲言，同时为保障回应的深度与广度，研究在设计访谈问题时特别将短视频使用时长的逐渐推进作为访谈逻辑，如在日常使用中体现出的习惯性特征、在与同类手机应用对比下短视频使用的特别表现、具有一定沉迷倾向后的自我觉知与进一步选择以及相较于最初观看短视频时发生了哪些变化等。访谈问题在预调查和正式调查阶段均呈现较好的稳定性和有效性，访谈最终获取有效录音文本24份，共计10万余字。

本研究采用Strauss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以NVivo11软件作为辅助编码工具，对原始资料进行分析，通过三级编码和理论饱和度检验，逐步构建短视频成瘾量表。在开放式编码阶段，本研究提炼归纳30个概念范畴，12个类别，其后经主轴式编码，整合出5个主范畴，分别为惯性使用、优先选择、执迷不悟、戒断症状、耐受症状，具体见表2。后另随机选择3名短视频应用使用时长超180mins的大学生访谈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显示未有新概念和新范畴出现，表明已完成扎根理论分析。

根据分析，5个主范畴分别界定为：（1）惯性使用：表现为使用行为上的频率增大，时间延长；（2）优先选择：表现为与其他媒介对比后依然选择观看短视频来花费时间；（3）执迷不悟：表现为知道危害或对生活的影响后仍然继续使用；（4）戒断症状：表现为尝试戒断失败，或强制戒断时感到不愉快；（5）耐受症状：表现为需要花费更长时间才能获得满足或短视频使用中的逐渐延时现象。相应行为数据为量表设计奠定理论基础。

（二）经验总结与题项设计

为增强量表表述的学理性与专业性，本研究在前述经验材料及概念范畴基础上，对现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后选定参考MPATS、IAT、SABAS、SAS、SASSV2013、SPAI、BSMAS等量表进行题项概念操作化工作，力图全面涵盖短视频成瘾的心因性与外显性行为指征。量表中短视频成瘾指标主要根据移动媒体、网络、游戏等数字成瘾现象进行适应性转化，具体表述及来源见表3。问卷采用很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的李克特五点测量方法，总体评分越高，成瘾程度越大。

三、量表检验与调整

（一）样本来源

为辅助量表调整，本研究编制问卷进行发放。问卷由三部分构成，详见图1。

本次问卷选择在H省B市一所一本院校内发放，采用滚雪球抽样与便利抽样方式确定样本。研究首先选定文理工医专业的任课教师共24名，由其所授课各学龄阶段学生所在班级进行整群发放，此外也借助学生之间的滚雪球抽样方式扩散问卷。数据收集及分析过程历时一周完成，共回收问卷2226份，其中男性占41.87%，女性占58.13%，年龄分布在18—30岁之间。在问卷清洗环节，根据作答时长、短视频经历、填答效果等进行筛选，筛选原则为：（1）剔除答题时间太短（≤120s的135人）或太长（≥900s的61人）的受访者；（2）剔除没有观看短视频经历的受访者30人；（3）结合后续填答质量剔除部分量表答题中勾选答案完全一样的受访者71人；（4）剔除年龄、职业及填答内容不符合要求6人。筛选完毕后共剔除303人，有效问卷回收率86.39%，后续用于量表信效度检验的样本共计1923份。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前文所示量表描述，可见其虽访谈自19—27岁的大学生，并向18—30岁的在校大学生发放，但量表描述语句的去职业化和去代际性，以及在成瘾行为特征概括中的多样性，表明未来能适用于不同年龄段群体，量表具有一定的可概化程度。

（二）信效度检验

1.初始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通过SmartPLS4.0、SPSS29以及State18等软件对基础量表进行修正检验。初始量表5个维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4。

2.量表修正

通常情况下AVE大于0.5且CR值大于0.7，则说明聚合效度较高，由表4可见，初始量表在Q1、Q3的AVE值表现不佳，故需移除某因子后重新分析聚合效度。通过回顾审视扎根理论所得初始量表及其概念情况，并对照MI修正指数及其VIF值后，本研究去掉部分题项，包括Q1惯性使用的1—7、13—18，Q3执迷不悟的25，以及Q4戒断症状的28，34。在此，实际测量中惯性使用部分的题项，在已知被试成瘾前提下又进行行为频率的测度，易出现重复测量和部分题项信效度缺失的问题，故删除较多。修正后的量表信效度检验结果及CR、AVE值见表5，其中RMSEA=0.08在合理范围，CFI=0.90≥0.9，TLI=0.90≥0.9，SRMR=0.06，相应拟合指标显示修正量表满足信效度检验需要。

3.量表修正的维度分析

对量表的前测问卷数据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计算结果显示KMO值为0.972，Bartlet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显著性Sig.

四、量表阐释与应用

（一）量表阐释

依据以上分析结果，由原5个维度压缩为3个维度，故须对量表内涵进行阐释。在实际测量中，先前重在描述过程的5个维度，往往在同一被试身上会出现多进程并存或对特定进程界限不敏感等问题。尤其是惯性使用部分的题项，在已知被试成瘾前提下又开展行为频率的测度，易出现重复测量和部分题项信效度缺失的问题，如“我可以连续几个小时观看短视频”“看短视频时没有时间概念、感到特别失落、时间超出预期”等内容。其次，短视频成瘾的评价需依托更加直观可感的“效果指标”，如失败的戒断尝试、他人关于时间过长的提醒、不看短视频时的不安感受和复看期待、复看后的耐受症状、在短视频中的超预期消费以及观看短视频对睡眠质量和颈椎造成的影响等。总体上保留题项区别于以往短视频成瘾量表注重行为频率的审视，或对成瘾行为与过度使用行为的无意识混淆，而更加关注成瘾形成前提下的“结果”维度。由此，调整后的量表重新划分出3个维度：第一维度是短视频成瘾的替代效应，即成瘾用户将花费大量时间沉溺于短视频，并由此挤占日常社交时间。第二维度是短视频成瘾的依赖效应，即成瘾用户每时每刻均想着使用短视频APP，且每天想第一时间启动短视频。第三维度是负担效应，即沉溺短视频已经明确影响睡眠质量、睡眠时间以及生理与精神状态，给个体造成实质性的负面影响。

（二）量表再评估

在根据分析结果重制量表后，本研究邀请8名专家对各语句同研究主题的关联性、语句表达避免歧义、语义表达存在重复以及可能忽略的测量语句等方面进行评估。专家纳入标准为：（1）专业为心理学、新闻传播学、认知神经科学；（2）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3）同意参加本次咨询。专家积极系数为100%，权威程度系数为0.86（≥0.7，表明专家权威程度较高）。咨询结果显示专家对量表题项设置及表达较为认可，但建议量表中用以衡量意见信息的“很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等描述，可以替换为比照现实行动的“非常不符合，不太符合，难以判断，比较符合，非常符合”，以帮助被试更为清晰地反思个人行为，也可以将无法辨别的成瘾偏向或其他观点归入“难以判断”处理项。

（三）修正量表的认知实验检验

修正量表主要用于后续认知实验的前测环节。在认知实验的预实验部分本研究共收回115份问卷，Cronbach’α 系数为0.930，KMO值0.804，Bartlet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显著性Sig.

（四）量表使用说明

1.量表适用对象与场景

本研究构建的短视频成瘾量表基于经验材料扎根形成的理论基础，结合相关研究明确量表测试维度，并在进一步调整中优化为包含25个条目的正式量表（替代效应维度包含13个题项，依赖效应维度包含7个题项，负担效应维度包含5个题项）。区别于以往成瘾量表注重行为频率的审视或对成瘾行为与过度使用行为的无意识混淆，本研究开发量表更加关注成瘾形成前提下的结果维度，且在进一步探索中显化了对成瘾这一现象的一种理解：即当某种行为过度挤占以社交为代表的生活日常行为，并形成显著的认知、行为及生理影响时，可以将其视作某一行为的“成瘾”结果。本研究开发量表适用于以下场景对象：一是对各类短视频使用人群的成瘾程度进行直接心理评估；二是配合其他电子游戏成瘾量表等多种网络成瘾量表进行联合使用，用于辅助其他网络过度使用行为的成瘾性识别；三是用于辅助构筑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短视频使用以及影响效果理论等。总体而言，本量表可以联合其他成瘾行为或认知评估量表同时施测，既可以将量表测量结果作为成瘾的结果进行探索性调查，也可以将成瘾作为导致某种认知状态或行为特征的因素，从而展开因素分析。校准后的量表见表7。

2.量表操作方法

具体使用中，出于量表描述语句的去职业化和去代际性，以及成瘾行为特征收集的多样性，表明其可以用于不同年龄段群体和问题情境，使用中需注意：第一，可以将量表转换为调查问卷直接获取样本短视频使用数据，也可以通过实验获取被试前后测短视频使用的差异数据；第二，本量表未涵盖时间维度，因此使用本量表时需同时记录被试移动媒体内载短视频应用使用时长作为参照，以甄别被试成瘾行为的自我认知水平；第三，可联合行为数据，针对调查群体进行成瘾程度的强弱分组，进而展开组间差异的检验和对比分析；第四，量表使用可以根据表7所示内容按次序排布，或遵循使用者其他预期调整顺序。

五、结语

（一）实践与理论意义

本研究编制量表其一可为探索生理指征的认知实验提供一套完整有效的量化工具，未来亦可用于各类短视频成瘾相关的行为测量；其二可为临床诊断短视频成瘾提供可借鉴的测度工具；其三则丰富了短视频行为的基础理论，尤其通过扎根理论设计5种短视频成瘾维度，并在实证调查中得出了以短视频成瘾的替代效应、依赖效应以及负担效应维度为核心构念的测量视角。

（二）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如下局限，并预计在未来研究中加以解决。第一，未来研究可联合行为数据形成更具理论意义的报告，以进一步扩大应用范围和落地场景；第二，本研究对成瘾的概念建构也依赖部分自我报告，未来可以结合认知神经分析和行为研究，针对性地提升个体化及病理性的成瘾机制认识；第三，本研究用以获取经验材料的访谈对象均为具有行为成瘾效果的被试群体，未来还可更进一步关注不具成瘾问题、主动戒断并失败或成功以及复合型或单一型媒介使用习惯群体，以丰富对短视频成瘾现象的理论探讨，澄清算法成瘾、信息成瘾与网络成瘾间的概念差异。

作者：宋巧丽，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河北保定071002 ；甘浩辰，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四川成都611731；刘振东，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员，河北保定071002；李纪衡，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河北保定071002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5年第9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