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岁大叔相亲提同居，老太太痛快同意，条件让大叔意外

“李师傅，我这么叫您不介意吧？”

对面的女人声音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积了灰的桌面上，能拂起一点尘，但又很快落下去。

我点点头，端起面前那杯浮着几根茶叶的白开水，喝了一口。水是温的，不烫嘴，也不凉，就这么不上不下地待在杯子里。

“叫我老李就行，厂里都这么叫。”我回了一句。

这是我和方老师的第一次见面。介绍人是社区的热心张姐，在电话里把这位方老师夸得天上有地下无。退休教师，知书达理，爱干净，人本分。

我今年六十九，老伴走了三年。儿子有自己的家，一周能回来看我一次，放下点水果牛奶，坐不到半小时就急匆匆地走。我知道他忙，公司里一摊子事，家里还有个上小学的孙子。我不怪他，只是这屋子，一个人待着，实在是太静了。

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敲在空落落的胸膛上。

所以我松了口，同意了张姐的安排。我这把年纪，图的不是别的，就是找个伴儿，晚上能有个人说说话，吃饭的时候桌子对面能有个人，生个小病的时候，身边有个人能给递杯热水。

实在点说，就是搭伙过日子。

眼前的方老师，叫方秀梅，比我小三岁。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薄呢子外套，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露出的脖颈很干净。她没怎么说话，多数时候是微笑着听我说。我说我退休前是机修厂的八级钳工，说我退休金一个月有五千多，说我自己有套两居室，没贷款。

这些都是我的底牌，是我的诚意。到了这个年纪，谈感情太空了，不如把实实在在的东西摆在桌面上，彼此心里都有个底。

她听得很认真，偶尔点点头，眼神里没有那种我见过的、其他相亲对象身上的估量和算计。她看人的样子很温和，就像她当老师时看自己的学生。

这让我心里有点踏实。

“方老师，您的情况，张姐也跟我说了点。您也是一个人？”我把话题引到她身上。

她轻轻“嗯”了一声，端起杯子，手指很白，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我爱人走了五年了。女儿嫁到外地，一年也就过年能回来一趟。”

她的情况和我差不多。两个孤独的人，凑在一起，或许就能暖和一点。

那天聊得还算投机。临走的时候，我主动说送她回家。她家离得不远，就在隔壁的老小区。一路上，我们聊了些家长里短，比如菜市场的菜价，哪个牌子的酱油好吃。这些话很琐碎，但不知怎么的，从她嘴里说出来，就觉得日子一下子有了烟火气。

在我那空了三年的屋子里，烟火气是最稀缺的东西。

分别时，站在她家单元楼下，我心里盘算了一下，觉得这事有七八分把握。方老师给我的感觉很好，不矫情，不贪图什么，身上有股安安静得下来的气质。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又见了两次。一次是我请她去公园里新开的那个苏式面馆吃了碗面，一次是她请我到她家坐了坐。

她家不大，但收拾得一尘不染。阳台上的几盆绿萝长得特别好，叶子油亮亮的，一看就是用了心在养。

那天，我坐在她家的沙发上，看着她给我泡茶，夕阳的光从窗户照进来，给她镶了一道金边。我心里那个念头，就越来越清晰了。

第三次见面，还是在我家。我特意去市场买了新鲜的鱼和排骨，做了四菜一汤。我的手艺是跟老师傅学的，虽算不上大厨，但家常菜还拿得出手。

她吃得很香，小口小口地，很斯文。

饭后，我给她倒了杯茶，酝酿了半天，终于开了口。

“方老师，咱们也见了几次了，我觉得……我们挺合得来的。”我有点紧张，手心出了点汗，在裤子上蹭了蹭。

她抬起头，看着我，没说话，等着我的下文。

“你看，咱们年纪都不小了，再走结婚那一步，牵扯到孩子，牵扯到财产，太麻烦。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也觉得我这个人还行，要不……我们搬到一起住？”

我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自己都觉得有点大胆。这在当时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看来，是有点出格的。

“就当是试着过日子，合适，咱们就一直这么过下去。不合适，随时都能分开，谁也不拖累谁。生活上，我来负责开销，我的退休金够我们俩花了。你呢，就帮着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你看怎么样？”

我把话说得很实在，甚至有点像在谈生意。但我知道，这是最有效的方式。我们都需要一个伴，但也都怕麻烦。同居，是解决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办法。

我说完，屋子里一下就静了下来。我能听见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嗒嗒”声，一下一下，敲得我心里发慌。

我以为她会觉得我轻浮，或者会生气，甚至会直接站起来走人。

但她没有。

她沉默了大概一分钟，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很平静地说：“李师傅，我同意。”

我愣住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紧接着又是一阵说不出的轻松。

“不过，”她话锋一转，“我有个条件。”

“你说，只要我能办到。”我立刻表态。

她看着我，一字一句，说得特别清晰：“我同意搬过去跟你一起住，条件是，我得带着我妈一起住。”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被人打了一闷棍。

带着她妈？

我设想过无数种可能，她可能会要求我把工资卡上交，可能会要求在房产证上加她的名字，甚至可能会要求一笔彩礼。这些我都在心里盘算过，也都有应对的方案。

但我从来没想过，她的条件是这个。

我的第一反应是荒唐。我们是找伴儿养老，不是找个累赘来伺候。我这房子就两间卧室，我儿子一家偶尔回来还要住一间，再来一个老人，这日子还怎么过？

“李师傅，我知道这个要求很突然，可能也有些过分。”她的声音还是那么轻，但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但是，我只有这么一个妈了，我不能扔下她不管。”

我脑子很乱，原本清晰的计划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条件彻底打乱了。

我沉默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同意？那我的晚年生活就不是我设想中的清净和自在了。拒绝？看着她那双带着恳求和坚韧的眼睛，拒绝的话又有点说不出口。

“方老师，您母亲……多大年纪了？身体怎么样？”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一些。

“八十八了。身体……不太好。”她垂下眼帘，“有点糊涂了。”

糊涂了。

这三个字像三座大山，一下子压在了我心上。我照顾过我自己的老父亲，我知道“糊涂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日夜颠倒，意味着大小便失禁，意味着你跟她说话她听不懂，甚至会冲你发脾气，把你当成坏人。

那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消耗战，能把一个正常人活活拖垮。

我的那点热情，那点对未来两个人温暖生活的憧憬，瞬间就被这盆冷水浇得一干二净。

“这个……我得考虑一下。”我最终还是没能说出直接拒绝的话，只是找了个借口。

方老师点点头，脸上没有失望，也没有意外，好像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她站起身，很客气地跟我道别，然后自己走了。

我没有送她下楼。

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着桌上没收拾的碗筷，心里五味杂陈。

我图什么？我不就是图个清净，图个省心吗？我一个月五千多的退休金，自己一个人过得有滋有味。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找这么个麻烦？去伺候一个跟我毫无关系的老太太？

我越想越觉得这事不靠谱。方秀梅这个人，怕不是看我老实，想找个免费的保姆和长期的饭票，顺便把她那个“糊涂了”的妈也甩给我。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心里那点因为拒绝而产生的愧疚感，立刻就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人算计了的恼怒。

晚上，儿子李明带着孙子回来看我。

我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笑话讲给他听。

“你说说，现在的人怎么都这么精明？相个亲，还买一送一，把我这当成养老院了？”我带着几分嘲讽的语气说道。

李明正在陪他儿子搭积木，闻言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爸，那您怎么想的？”

“我能怎么想？当然是不同意了！我这把年纪了，还去伺候别人家的老人？我疯了？”我把声音提得很高，像是在说服他，也像是在说服我自己。

李明没说话，低头继续搭积木。过了一会儿，他才闷闷地说了一句：“那阿姨人怎么样？”

“人倒是不错，挺文静的，也爱干净。”我不自觉地为方老师说了句好话，但马上又补充道，“可人再好有什么用？带着这么大一个包袱，谁敢要？”

“爸，”李明停下手里的活，很认真地看着我，“其实，您自己一个人，也确实挺冷清的。”

他这句话，没头没尾，却像一根针，一下子扎在我心上最软的地方。

是啊，冷清。

白天还好，我可以去公园溜达，跟老伙计们下下棋，吹吹牛。可一到晚上，这屋子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电视开着，声音再大，也盖不住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孤独。

有时候半夜醒了，想喝口水，身边是空的。想说句话，回应我的只有墙壁。

这种滋味，没经历过的人，不会懂。

“冷清是冷清，但也不能为了找个伴，就把自己搭进去。”我嘴上还是很硬。

李明叹了口气，没再跟我争辩。他知道我的脾气。

他们走后，屋子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会儿是方老师那张平静的脸，一会儿又是她说的“我不能扔下她不管”那句话。

接下来的几天，我刻意不去想这件事。我照常去公园，照常跟老伙计们打牌。可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有点心不在焉。

打牌的时候，会莫名其妙地走神。看着别人家里儿女成群，老两口相伴着来散步，心里就不是滋味。

那个周末，我一个人在家炖了锅排骨汤。汤炖得很烂，很香，可我端着碗，坐在空荡荡的餐桌前，却一点胃口都没有。

我突然想起那天在方老师家，她给我泡的那杯茶。茶香似乎还留在记忆里。

我开始怀疑，我的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只想着自己要什么，却从没想过别人在承担什么。

方秀梅，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独自照顾一个八十八岁的、“糊涂了”的母亲。她的日子，该有多难？

她提出那个条件，不是为了算计我，而是因为那是她的底线，是她无法割舍的责任。一个连自己母亲都能抛弃的女人，我敢跟她过日子吗？我怕是也不敢。

可一个如此有孝心、有责任感的女人，她为什么要把自己和母亲的晚年，托付给我这么一个只见了几次面的老头子？

我的想法变了。

我不再是被动地纠结于“接不接受”这个条件，而是开始主动地想去探寻“为什么”。

我想要知道，她到底经历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我给社区的张姐打了个电话，旁敲侧击地问了问方老师家里的情况。

张姐是个热心肠，也没瞒我，叹着气把情况都跟我说了。

原来，方老师的母亲，也就是那位老太太，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已经有五六年了。一开始只是记性不好，后来慢慢地连人都不认识了。方老师的爱人还在世的时候，两个人还能换着手照顾。可五年前她爱人突发心梗走了，这副担子就全落在了方老师一个人身上。

她女儿远嫁，条件也一般，还有两个孩子要养，根本指望不上。方老师之前也请过保姆，但老太太犯起糊涂来，又打又骂，没一个保姆能待得长。送养老院也试过，可老太太去了就绝食，几天下来人就脱了相。方老师心疼，只能又接回家自己照顾。

这几年，方老师几乎就没出过远门，连去趟超市都得掐着点，来去匆匆。她以前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喜欢跳舞，喜欢唱戏，现在这些爱好也全都放下了。她的整个世界，就只剩下那间小小的屋子，和那个已经不认识她的母亲。

“老李啊，”张姐在电话那头感慨，“秀梅是个好人啊，就是命苦了点。她之所以同意出来相亲，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她自己身体也大不如前，前阵子还晕倒过一次。她是怕啊，怕万一哪天自己先倒下了，她那个老娘可怎么办啊！”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点了根烟，手有点抖。

我抽了半辈子烟，老伴走了以后就戒了。可今天，我没忍住。

烟雾缭绕中，我仿佛看到了方老师那张清瘦但坚韧的脸。

我之前那些龌龊的揣测——什么“买一送一”，什么“找免费保姆”——现在想起来，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我根本不了解她的处境，就用自己那点自私狭隘的心思去揣度她。

我感到一阵羞愧。

第二天，我没有提前打招呼，直接找去了她家。

我想亲眼看看。

敲开门的时候，方老师看到我，明显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和局促。

“李师傅，您怎么来了？”

“我路过，顺便上来看看。”我找了个蹩脚的借口，手里提着一袋刚买的水果。

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药味。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位头发全白的老太太，身上穿着干净的衣服，但眼神是涣散的，直勾勾地盯着电视机。电视里放着动画片，声音开得很大。

“这是我妈。”方老师轻声介绍。

我走过去，试着跟老太太打招呼：“阿姨，您好。”

老太太没有任何反应，好像我是一团空气。

方老师给我倒了杯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她现在……谁都不认识了。”

我坐了一会儿，气氛有些尴尬。方老师似乎在忙着什么，进进出出。我看到她从厨房端出一碗蒸得烂烂的鸡蛋羹，走到老太太面前，用小勺一勺一勺地喂她。

“妈，张嘴，吃饭了。今天有你最爱吃的鸡蛋羹。”她的声音温柔得像在哄一个孩子。

老太太很不配合，紧闭着嘴，把头扭到一边。

方-老师也不生气，就那么耐心地举着勺子，一遍一遍地哄着。

“宝宝乖，吃一口，就一口好不好？”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在喊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宝宝”。这场景，既心酸，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情。

喂一碗鸡蛋羹，花了将近半个小时。

方老师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就在这时，老太太突然毫无征兆地发起脾气来。她一把推开方老师手里的碗，碗“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碎了。黄色的蛋羹洒了一地。

“你这个坏女人！你是谁！你为什么在我家！滚出去！”老太太指着方老师，大声地叫喊起来，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愤怒。

方老师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

我看到她的眼圈，瞬间就红了。但她很快就调整过来，蹲下身，一边收拾地上的碎片，一边继续用温柔的声音安抚老太太。

“妈，别怕，我是秀梅啊，我是您的女儿。您别生气，不吃了，我们不吃了。”

老太太还在叫骂，骂得很难听。

我坐在那里，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放。我感觉自己像个闯入者，看到了这个家庭最不堪，也最真实的一面。

我看到方老师的背，在夕阳的余晖里，显得那么单薄。她默默地收拾完地上的狼藉，又去卫生间拿来拖把，把地拖干净。整个过程，她没有掉一滴眼泪，也没有一句抱怨。

等她都忙完，直起腰的时候，我看到她用手捶了捶自己的后腰，脸上满是藏不住的疲惫。

那一刻，我心里最后一点犹豫和防备，彻底崩塌了。

我之前想的是什么？清净？自在？

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她的人生里，早就没有这两个词了。

我又想到了我自己。我每天的生活，除了清净自在，还剩下什么？剩下的是无边无际的空虚和孤独。我那点所谓的“自在”，不过是自私的借口。

我以为我提出同居，给她提供一个住所，负担她的开销，就是一种恩赐。现在我才明白，在她的责任和坚守面前，我那点付出，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我甚至感到羞愧。我一个大男人，身体硬朗，有退休金，有房子，却连承担一点责任的勇气都没有。我只想索取，只想从别人那里得到陪伴和温暖，却从未想过自己能付出什么。

我站起身，跟她告辞。

走出她家单元门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黑了。城市的霓虹灯一盏盏亮起，很热闹，但那热闹不属于我。

我感觉自己被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包围着。

我看到了她的困境，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我同情她，敬佩她，但同时，我也清楚地知道，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走进她的生活。

她背负的那座山，太重了，我扛不起来。

我放弃了。

我把这个决定，看作是一种理智的退缩。

回到家，我打开电视，随便找了个频道。电视里的人在笑，在闹，可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方老师蹲在地上收拾碎碗片的背影。

那个背影，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过得浑浑噩噩。我不再去公园了，就一个人闷在家里。儿子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回事，我也只是含糊地说身体不舒服。

我开始失眠。

一闭上眼，就是方老师那双疲惫但清澈的眼睛。

我反复问自己，李卫国，你到底在怕什么？

你在怕麻烦？怕被拖累？怕晚年生活不得安宁？

是，我都怕。

可我又想起我的老伴。她走之前，在病床上躺了整整一年。吃喝拉撒，全靠我伺候。那一年，我瘦了二十斤，头发白了一大半。累吗？累。烦吗？也烦过。

可我从没想过放弃。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是我的责任。我们年轻时对着彼此发过誓，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不只是一句风花雪月的话，它意味着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无论健康还是疾病，都要不离不弃。

我做到了。

可现在，面对一个没有血缘关系，没有法律约束的方老师，我退缩了。

我突然意识到，我之所以感到痛苦和挣扎，不仅仅是因为同情她，更是因为我从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坚守过的东西——那种叫做“情义”和“责任”的东西。

而现在，我把它弄丢了。

我这些年所谓的“一个人过得挺好”，不过是一种自我麻痹。我用表面的清净，掩盖了内心的荒芜。我的孤独，不是因为身边没人，而是因为我的心里，不再有需要我去牵挂和守护的人了。

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一个人的日子，过得再好，也像一棵没有根的浮萍。

家是什么？

家不是一间房子，不是两个人搭伙吃饭。家是牵挂，是付出，是责任，是你在外面受了委屈，知道有个地方可以回去；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需要你，离不开你。

这种被人需要的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过了。

想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窗外的天已经蒙蒙亮了。

我一夜没睡，但脑子却异常清醒。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没有立刻去找方老师。我知道，光凭一腔热血和几句承诺是不够的。

我先去了趟医院，给自己做了个全面的体检。报告出来，各项指标都还不错，医生说我这身体，再干几年活都没问题。

然后，我把我那套两居室挂到了中介。房子很快就卖掉了，因为地段好。拿着卖房的钱，我在方老师家小区附近，找了一个带电梯的三居室，付了首付。

我把其中一间朝南的、阳光最好的房间，按照无障碍的标准进行了改造。铺了防滑地砖，在墙上安装了扶手，还买了一张可以升降的护理床。

我还去咨询了专门的护理机构，学习了一些照顾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的专业知识和技巧。

做完这一切，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这两个月里，我没有联系过方老师。我怕自己只是一时冲动，也怕她觉得我是在施舍她。

我想把一切都准备好，不是以一个“追求者”或者“恩人”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可以和她并肩作战的“战友”的身份，重新站到她面前。

那天，我拿着新房的钥匙，再次敲响了方老师家的门。

开门的人还是她。看到我，她脸上的惊讶比上次更甚。她瘦了些，也更憔悴了。

“李师傅……”

我没让她多说，直接把新房的钥匙放在她手心。

“方老师，你别误会。”我看着她的眼睛，很认真地说，“我不是来答应你那个条件的，也不是来给你提什么新条件的。”

“我这两个月，想了很多。”

“我想起了我老伴，想起了我们是怎么一起把我爹妈送走的。日子啊，总会有难的时候。一个人扛，太苦了。两个人搭把手，也许就好过一点。”

“我把我的老房子卖了，在你家附近换了套三居的电梯房。专门给阿姨留了一间向阳的屋子，都布置好了。你一个人照顾阿-姨，上下楼不方便，也太累了。”

方老师低头看着手里的钥匙，嘴唇在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继续说：“我不是要你立刻搬过来跟我住。我是想跟你说，以后，让我跟你一起照顾阿姨吧。”

“我不是可怜你，也不是图你什么。我是……羡慕你。”

“羡慕你心里还有个能让你豁出一切去守护的人。我这几年，活得太明白了，也太自私了，活得心里空落落的。是你让我明白，人这一辈子，光对自己好，是填不满心里的那个窟窿的。得有个人让你惦念着，让你付出，这日子才有奔头。”

“所以，方老师，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也活得有点人情味儿？”

我说完这一大段话，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脸有些发烫。

方老师一直低着头，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过了很久，我看到有眼泪，一滴一滴，掉在她握着钥匙的手背上。

她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

她只是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然后，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一躬，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分量。

我们最终没有像我最初设想的那样，迅速地“同居”。

我把新房的另一把钥匙给了她，跟她说，什么时候想过去住，或者需要帮忙，随时都可以。

我开始像上班一样，每天上午九点，准时到她家报到。

有时候是帮着给老太太喂饭，有时候是陪老太太说说话，尽管她根本听不懂。有时候是方老师出门买菜，我就在家里守着。

一开始，老太太很排斥我，把我当成坏人，又打又骂。我就不靠近，只是远远地坐着，给她唱我年轻时在工厂里学的那些老歌。

唱得久了，她好像也习惯了我的存在。虽然还是不认识我，但不再对我发脾气了。有时候我唱得高兴了，她还会跟着“咿咿呀呀”地哼两声。

方老师脸上的笑容，也渐渐多了起来。

她会给我做我爱吃的红烧肉，会记得我喝茶喜欢放两颗冰糖。我们在一起，聊得最多的，不是风花雪月，而是今天老太太的胃口怎么样，晚上睡得安不安稳。

这些话题很琐碎，却让我觉得无比踏实。

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填满了。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

半年后的一个下午，阳光很好。我和方老师推着轮椅上的老太太，在楼下的小花园里晒太阳。

老太太难得地很安静，眯着眼睛，像一只打盹的猫。

方老师突然对我说：“老李，我们……搬过去吧。”

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她的意思。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她的眼睛在阳光下，亮晶晶的，像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的星星。

我笑着点点头：“好。”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在新房里过夜。

我们没有住在一间屋子。我睡在次卧，她和她母亲住在另外两间。

可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房间传来的、轻微的呼吸声，心里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宁和圆满。

我知道，从今天起，这里就是我的家了。

一个有牵挂，有责任，有烟火气的，真正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