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富婆“包”养，每月给我五万，她只有一个要求：随叫随到

那个专属的手机铃声响起时，我正把一碗亲手做的长寿面端到我妈面前。蜡烛的光晕映在她眼角的皱纹里，我清了清嗓子，准备唱那首跑调多年的生日歌。手机在口袋里固执地震动着，像一枚被激活的定时炸弹，读秒声只有我自己能听见。

我妈笑着说：“快唱啊，等下许愿蜡烛都烧完了。”

我艰难地扯出一个笑容，手在口袋里按下了静音。但那震动却仿佛传遍了我的全身，催促着，命令着。我知道，电话那头的陈姐，从不会因为任何理由而等待。

“妈，我……我公司有点急事，得出去一趟。”我说这话时，不敢看她的眼睛。

她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化开，带着一丝不易察 Ve 的失落：“工作要紧，快去吧，面等下坨了就不好吃了。”

我狼狈地逃出了那个充满饭菜香和暖意的家，冲下楼，钻进停在路边的二手车里，才终于按下了接听键。

“你在哪？”陈姐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清冷，没有丝毫情绪。

“在家，有点事。”

“给你十五分钟，到云顶公馆。我头疼。”

电话挂断了。没有商量的余地，没有一句多余的问候。我，林舟，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在那个瞬间，感觉自己不像一个人，更像一件被预定了的商品，现在买家要来提货了。我发动汽车，导航的目的地是这个城市最顶级的富人区，而我刚刚离开的，是我用所有积蓄付了首付的、仅有六十平米的老破小。

一年前，我爸突发脑溢血，手术费和后续康复费用像一座大山，瞬间压垮了我们这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我跑遍了所有能借钱的亲戚朋友，卖掉了唯一的代步车，可依然是杯水车薪。就在我走投无路，在医院走廊里一夜白头的时候，我遇到了陈姐。

她是那家私立医院的股东之一，那天她来视察，我因为在走廊抽烟被她的保镖拦住。也许是我眼里的绝望太过浓烈，她停下脚步，问了我的情况。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把所有困境和盘托出。

她听完，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只是淡淡地问：“你需要多少钱？”

“五十万，至少。”我几乎是脱口而出，生怕她反悔。

她看着我，目光像在评估一件货物的价值。“我可以给你，甚至更多。我每个月给你五万，直到你跟我说你不需要了为止。”

我愣住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道理我懂。我警惕地问：“我需要做什么？”

“很简单，”她从精致的手包里拿出一张名片，“做我的司机，助理，或者别的什么，随你怎么定义。我只有一个要求：随叫随到。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你在做什么。”

随叫随到。这四个字，在当时的我听来，简直是天底下最划算的交易。我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就八千块，五万，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数字。别说随叫随到，就算让我二十四小时待命，我也愿意。我以为我出卖的只是时间，后来才发现，我出卖的是我的灵魂、我的尊严和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所有权利。

我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云顶公馆。那是一套三百多平的顶层复式，巨大的落地窗外是整个城市的璀璨夜景。陈姐穿着真丝睡袍，半躺在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红酒，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头疼的样子。

“给我按按。”她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

我走过去，熟练地跪坐在地毯上，伸出手指，用不轻不重的力道为她按摩。房间里只听得见中央空调微弱的出风声，和我小心翼翼的呼吸声。这就是我们相处的常态，她发号施令，我遵从执行。

她今年大概四十出头，保养得极好，脸上看不到岁月的痕迹，只有一种长居高位而形成的疏离和冷漠。我不知道她的过去，她也从不谈起。她就像这座城市的天际线，华丽，遥远，又冰冷。

“今天是你母亲生日？”她忽然开口。

我心里一惊，按摩的手指顿了一下。“您怎么知道？”

“你的朋友圈。”她闭着眼睛，语气平淡，“你发了那碗面的照片，配文是‘祝老妈生日快乐’。”

我的后背瞬间渗出一层冷汗。我忘了，为了让她随时能了解我的动态，我把她设置成了朋友圈“全部可见”。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被关在透明玻璃箱里的仓鼠，我的一切生活，都在她的监视之下。她明明知道今天是我母亲的生日，却还是把我叫了过来，仅仅因为她“头疼”。

这是一种无声的宣示，提醒我在这段关系里，谁才是主宰。

“对不起，陈姐，我不该……”

“没什么不该的，”她打断我，“钱收了，就该遵守规则。这是交易，林舟，别掺杂太多个人情绪。”

是啊，交易。我一遍遍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用我的时间和自由，换取我父亲的生命和家庭的安宁。这是一笔理性的、划算的交易。我像一个精算师一样，计算着得失。得到的是每月五万的稳定收入，父亲得到最好的治疗，母亲不必再为钱发愁。失去的，是朋友的聚会，是自己的爱好，是深夜里一场安稳的睡眠，还有一个男人本该有的、自主安排生活的权利。

一开始，我觉得我能处理好。我把这当成一份特殊的工作。白天，我是陈姐的司机，陪她出席各种商业活动，帮她处理一些琐碎的杂事。晚上，我回到自己的小家，努力扮演一个孝顺的儿子。我把两个世界分割得很清楚，以为自己可以游刃有余。

但“随叫随到”这四个字，像一把无形的利刃，慢慢地，割裂了我的生活。

有一次，我最好的兄弟张宇失恋了，喝得烂醉如泥，凌晨三点打电话给我，哭着让我去陪他。我刚穿好衣服准备出门，陈姐的电话就来了。

“我在机场，航班延误了，过来陪我。”

“陈姐，我朋友他……”

“林舟，你忘了我们的约定吗？”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悦。

我最终还是去了机场。在VIP候机室里，我陪着她喝了两个小时的咖啡，一句话也没说。我的手机里，是张宇发来的几十条信息，从最初的求助，到中途的质问，再到最后的失望：“林舟，我算看错你了。”

我无法解释。我怎么跟他说，我为了钱，把自己卖给了一个女人？我怎么告诉他，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在陪一个陌寞的富婆看飞机起落？

从那以后，张宇渐渐疏远了我。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还有一次，我通过猎头，偷偷联系了一份我很心仪的工作。那是我大学专业对口的岗位，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职业梦想。我精心准备了很久，通过了前两轮面试，终于等到了最后一轮的总经理面试。面试时间是周三下午两点。

周三中午，我特意跟陈姐请了半天假，理由是家里水管爆了。她准了。我换上崭新的西装，把简历和作品集放进公文包，感觉自己终于能短暂地做回那个叫林舟的、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

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我站在那家公司的楼下，紧张又兴奋。就在我准备走进大门的时候，陈姐的电话又来了。

“你在哪？”

“在外面处理家里的事。”我心虚地回答。

“城西有个拍卖会，临时需要个人去举牌，你马上过来。”

“陈姐，我这边真的有急事，两个小时，就两个小时行吗？”我几乎是在哀求。

“林舟，”她的声音冷了下来，“我给你五万一个月，不是让你来跟我讨价还价的。要么你现在过来，要么我们的合同到此为止。你自己选。”

我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手里紧紧攥着手机，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阳光刺眼，我却觉得浑身冰冷。一边是我的梦想，我的未来，我重新做回自己的机会。另一边，是躺在康复中心里、每天都需要高昂费用的父亲。

我是一个理性的男人，我懂得如何权衡利弊。最终，理性战胜了情感。我对着电话说：“我马上过去。”

我删掉了面试公司的电话，把那份承载着我所有希望的简历，亲手撕碎，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那一刻，我感觉我亲手埋葬了过去的自己。

我开始变得麻木。我不再有自己的生活，我的所有时间都成了碎片，随时等待着陈姐的召唤。她可能是在半夜突然想吃城南那家店的馄饨，让我开车一个小时去买；也可能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把我叫到她的别墅，只为了让我陪她的猫玩一个下午；甚至有一次，她和朋友打麻将三缺一，把我叫过去凑数，我输了整整两万块，她眼睛都没眨一下就帮我付了，然后对她的朋友们笑着说：“我新请的助理，不太会玩。”

在那些人眼里，我到底是什么？一个高级宠物，一个听话的工具，还是一个用钱就能买到的消遣品？

我不再思考这个问题。思考会带来痛苦。我只知道，每个月一号，我的卡里会准时多出五万块钱。我用这笔钱支付了父亲所有的医疗费，给我妈换了新的家电，甚至还有结余。从物质上看，我的生活前所未有地好。但我的精神世界，却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荒芜下去。

我变得沉默寡言，眼神空洞。我妈好几次担忧地问我：“舟舟，你是不是工作太累了？怎么感觉你像变了个人。”

我只能笑着说：“没事妈，项目忙，压力大。”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我攒够了钱，或者我父亲完全康复。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这种被操控的生活，习惯了没有自我。

直到那天晚上。

那晚，陈姐有个重要的晚宴，让我开车送她去。我穿上她为我准备的名牌西装，打着领带，看起来像个成功人士。车开到一半，我妈突然打来电话，声音带着哭腔：“舟舟，你快回来！你爸他……他突然喘不上气，医生说情况不太好！”

我的心猛地一沉，握着方向盘的手瞬间冰凉。

“陈姐，我爸他病危，我必须马上去医院！”我几乎是吼出来的，这是我第一次用这种语气和她说话。

她坐在后座，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样子，只是淡淡地瞥了我一眼：“先送我到宴会厅，你的事，之后再说。”

“不行！”我红着眼睛，情绪第一次失控，“人命关天！我爸他可能……”

“林舟，”她打断我，声音里带着一丝寒意，“你父亲在全城最好的康复医院，有最好的医生二十四小时看着，不会有事。而我这个晚宴，关系到几千万的合同。孰轻孰重，你一个成年人，应该分得清。”

那一刻，我看着后视镜里她那张精致而冷漠的脸，心里某个一直紧绷着的东西，突然就断了。

是啊，我是一个成年人。我应该分得清。在她的世界里，几千万的合同，远比一个普通老人的生命重要。而在我这里，我父亲的生命，比全世界的财富都重要。我们从根本上，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一直以为这是一场公平的交易，可我忘了，交易的双方，地位从来就不对等。她用钱买断了我的时间，也就等于买断了我作为儿子、作为朋友、作为一个人应尽的所有责任。

我猛地一脚刹车，将车停在了路边。刺耳的刹车声划破了夜的宁静。

陈姐因为惯性身体前倾，她皱着眉，怒斥道：“林舟，你疯了！”

我转过头，死死地盯着她，一字一句地说：“陈姐，我不干了。”

她愣住了，似乎没料到我敢反抗。随即，她冷笑一声：“不干了？你父亲的医药费谁来付？你别忘了，当初是谁把你从绝望里拉出来的。”

“我记得。您的恩情，我会用别的方式报答。但这笔交易，从现在开始，结束了。”我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车钥匙在车上，您自己打车去吧。我爸在等我。”

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冲下了车，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医院。坐在出租车上，我脱下那身价值不菲的西装，扔在脚下。我感觉自己像是脱下了一层沉重的壳，虽然里面血肉模糊，但终于能够自由地呼吸了。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脱离了危险。我妈坐在病床边，看到我，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我冲过去，紧紧握住父亲的手，他的手干瘦而温暖。那一刻我才明白，这双手，这份亲情，才是我生命里最宝贵的财富，是再多金钱也换不回来的。

第二天，我把这一年攒下的所有钱，除去父亲的治疗费，剩下的二十万，全部转给了陈姐。我给她发了一条信息：“陈姐，谢谢您这一年的帮助。剩下的钱，我会想办法尽快还给您。祝好。”

她没有回复。

我辞去了那份“工作”，重新开始找工作。没有了那笔巨额收入，生活一下子变得拮据起来。我把大房子换成了更小的，开始节衣缩食，每天为了父亲的康复费用奔波。很难，真的很难。有好几次，我都动摇了，想过要不要回去找陈姐。但每当这个念头升起，我就会想起母亲生日那天我落荒而逃的背影，想起张宇失望的眼神，想起被我亲手撕碎的简历，想起父亲病危时陈姐那张冷漠的脸。

我挺过来了。我找到了一份普通的销售工作，工资不高，但每一分钱都赚得踏实。我有了自己的时间，可以陪我妈吃饭，可以跟张宇重新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他知道我的经历后，狠狠地给了我一拳，然后又抱住了我，说：“回来就好。”

半年后的一天，我意外地接到了陈姐的电话。

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出来见个面吧。”

我们在一家咖啡馆见了面。她看起来憔悴了一些，但依旧高贵。她告诉我，那天晚上的合同，因为她迟到，黄了。公司也因为那次失利，出现了一些危机。

“我没想到，你会真的走。”她搅动着咖啡，低声说。

“我必须走。”我平静地回答。

她沉默了很久，忽然问我：“林舟，你恨我吗？”

我看着她，摇了摇头：“不恨。我只是明白了，人不能靠出卖自己的尊严和自由去换取安逸。那不是捷径，那是悬崖。谢谢你，让我看清了这一点。”

她抬起头，眼里第一次有了我从未见过的、复杂的情绪，或许是惊讶，或许是落寞。“我那个助理的位置，还空着。待遇可以比以前更好。”

我笑了笑，站起身：“不了，陈姐。我现在的生活虽然辛苦，但我很喜欢。因为我现在，才真正是我自己。”

我转身离开，阳光透过咖啡馆的玻璃窗照在我身上，暖洋洋的。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是我妈打来的，问我晚上回不回家吃饭。

我笑着说：“回，马上就回。”

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富有和自由。我知道，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你能自由地选择回家的路，是你爱的人在等你吃饭，是你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说一声，我无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