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监狱，安徽省唯一百年老监狱，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

安庆监狱，不用太多解释，就是安徽的“二监”。安庆人一提起“饮马塘”，大多数都懂——这名字绕口但分量极重。它就在秦潭路那边，说是老监狱不算夸张。1906年清末设立，百多年，风雨都见过。比起全国那些早被拆、变博物馆的老监，它还在运行，每天铁门开合，历史的痕迹没褪色。说没有故事，那才怪！

刚开始是“安庆罪犯习艺所”，说白了就是清末搞改良的产物。那时候各地监狱还是“发配边疆”“戴枷流放”，人混人，管理也没章法，犯了错等于逐出人世。安庆这地方，忽然说让罪犯习艺、搞职业训练，真是破天荒。这才是中国监狱开始“自由刑”的开端，老皇帝没想到，安徽比别人走得更快。

饮马塘那块儿墙上，石碑上写着“习艺所”，好多安庆人可能都见过。等北洋、国民党甚至日本人都来过，换名字谁还记得？但“模范监狱”“看守所”“分监”，变来变去，骨子里的管人模式总归往前走。历史报纸上能找到的老照片，监墙高高，警卫拿着长枪，外面孩子们绕着玩。安庆监狱是共产党人斗争的场子，这事大家不提却不忘。

新中国成立后，监狱有了新定义。不是“充军流放”，而是民主专政下“改造人”。饮马塘旧址不断扩建，最后变成一监三地，合并收押。罪犯从反革命、刑事、未决犯到女犯、少年教养，全都囊括。后来变成以收押重刑犯为主，轻刑犯只是补充。这里经历的罪恶、挣扎和救赎，有谁能数得清？

名称变来变去。1906年第一版叫“习艺所”；1949年，安庆行政区人民法院接手，收犯人的规矩一夜全变。1951年成“安庆行政区监狱”，再到专员公署直属劳改队，然后又是“第二监狱”。到了1995年，终于统一成现在“安徽省安庆监狱”。一路下来，这地方的监管能力和规范提升都能看出来，尤其是2009年合并三地，“三合一”后设施和管理大跃进。

现在的安庆监狱不单是个关人的地方，狱警380多人，工勤人员100多，上面有2100多个犯人，最高飙到2700，但极限就是3000人。说白了，已经是半个小社会。犯人没自由，但其他倒是和外界差不多。五天劳动一天休息一天学习，讲究“人性化”，劳动改造项目集中在服装和羊毛衫，很有条理。蓝底白条服，穿起来寒酸，看起来没什么气派，但谁说劳动不能改变人？！

你想多了，其实这地方远没有外人想得那么压抑。工作队伍专业提升很快，像司法英模吴其祥这种典型，大家都拿来当榜样。民警每天几乎和所有人打交道——管理、教育、卫生一条龙。其实讲真，很多时候，狱警的难度，比外面公司还大。

展馆里留下了任弼时同志和安庆监狱的品牌记忆。1928年共产党刚起家时，任弼时被关进来。敌人把他抓住，逼问他是谁，他只说自己是“胡少甫”，湖南来的商人。敌人用酷刑折磨，踩杠夹棍可不是玩笑，但他一口否认。后来里面成立了党支部干事会，这不是普通监狱能做到的。党外营救，最终成功保释。任弼时的胆识，噢，安庆监狱长墙下还在传说。

说王步文，第一任安徽省委书记更苦。1931年，他被叛徒出卖，芜湖被捕，挪到安庆监狱。国民党省主席亲自审问，许诺好处无数，劝降无果，随后就是严刑拷打，刺竹签、烙铁什么都用上了。王步文不屈，最后正气就义，还自己写下一副挽联。很多人说他33岁死得太早，可有谁能活得如此痛快？安庆监狱成为了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的缩影，不提不行。

监狱里的人生回旋，有时候真让人心碎。第一位桐城人，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说自己四十岁前都为社会做了贡献，后来权力膨胀，签字上亿，不知不觉就变了。他坦白时并不激动，反倒是淡淡地说：自己走丢了，那老同事，有的甚至以为他“走错路”。算是自知之明吗？

另一位肖坑乡人，原来在合肥工作，24岁入党，职务升得极快。贪污受贿后，算过账，什么荣誉账、亲情账、经济账，条理清晰。被捕那天，家人哭得撕心裂肺，特别是女儿婚姻受到影响，自己终生悔恨。最难受是母亲去世，他不能送终，只能对着老家的方向跪拜。老人哭成孩子一样，母爱是山，是海，他说自己变成“没有妈妈的孩子”，泪流满面。母爱这个事，谁都能理解又说不清，怎么就改不了头顶的枷锁？！

这两人都判了十七年，五十多岁进去，满头白发出来。出走半生归来不仅人老了，心境也早已变了。社会上很多人说他们“不值得同情”，但谁又能绝对分清对错？有人觉得他们有机会后悔，有人觉得他们罪有应得。我有时候也犹豫，他们到底有没有真的反省过？其实说不准。

你说监狱能改变人？有些人说管用，有的人觉得到底不管用。可如果没有监狱这种制度，社会会变成什么样？有的犯人嘴上说改正，可心里还是那种“投机主义”，管多少次，还是犯。这种事，监狱其实也很无奈，不可能每个人都教会。

安庆监狱内部，有时候一天的安静，很可能下一刻就变成冲突。有人打架，有人看热闹，有的人偷东西。人性里善恶二元并存，管不住也赶不走。警察有时候脸色难看，有时候心软。其实整个体系上下都没有想象中的冷冰冰，偶尔也有温情。开饭时间，探监那刻，有人眼圈红了，有人哈哈大笑。

你们以为监禁就是摧毁一切？不对，很多犯人在狱中，心态逐年变化。有的人本来绝望，后来扎进小组学习，几年后变成组里骨干。有的人刚开始装悔改，后来反复被揭穿，最后才开始真正思考。也不是每个故事都能完满收场。就像王步文这样的人，最后走上刑场，很多同狱人记到今天，没法消化这种变化。人生命运，有时候说说也算是无奈。

其实安庆监狱最怪的一点，是它看似固守旧制，实则一直在改变。外界看不见，里面调整很快。教育内容常常变，有一年主打心理矫正，有一年集中讲政治，下一年又搞劳动竞赛。多元化模式，效果到底怎样，说不准。有人说“用技术监督、制度化管理就能解决问题”，其实内部很多时候还是靠“人情”来维系。逻辑在那摆着，可社会是复杂的，什么都能有例外。

监管模式越来越强调人性，甚至有些时候比社会还温和。犯人劳动能拿少量工资，读书也有机会。有的人五十多岁在里面学会了缝衣服，出狱后能在小厂找点活。谁说正义和救赎不能兼容？又有人质疑，劳动改造不如直接处罚。讲句不靠谱的话，这事其实谁都说不圆。

监狱外，安庆的新城越建越现代，秦潭路的高楼大厦抹平了老区的旧影。可饮马塘监狱这面墙，像根钉子一样还在。无论是革命烈士、落魄干部还是普通百姓进出，安庆监狱的故事一直没断过。口口相传，历史的影子随着铁门的开合，若隐若现地荡漾在新城的空气中。有的人路过只觉得冷冰冰，有的人却能把那段记忆挂在心里。

安庆监狱，是制度的象征，也是改革的标本，更是社会的缩影。这里有人求救，有人深思，有人悔改，有人再次犯罪。历史和现实彼此交织，真实比想象丰富得多。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里面的故事谁也说不完。

到底是铸魂的地方，还是惩戒的机器？有时连墙外的人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