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健: 特殊年代，我“偷听敌台”学英语

作者简历

袁健，1960年生于江苏常州，1978年3月考入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现为苏州大学物理学院），毕业分配到江苏省武进师范学校任教。1984年考入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到江苏省地震局工作。1992年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固体力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从事力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至退休。

2025年3月14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停止资助美国国际媒体署旗下所有媒体机构包括美国之音(VOA)，网友展开了回忆往事、告别VOA的活动。在回看VOA卫视解密时刻节目“偷听敌台”视频时，我想起了当年通过VOA学英语的情景，萌生了写一篇关于我学习英语的文章。

我是初中开始学习英语的，由于正值文革中期，学制缩短、教材政治化，英语教师严重缺乏。幸好，我上的奔牛中学是一所老牌完中，且由于它地处沪宁线，师资相对整齐。我的英语启蒙老师叫蒋光天，上海苏州一带人，年近花甲，戴了一副假牙，第一堂课教的“The ABC Song”，然后是毛主席万岁和中国共产党万岁。

初中打了个基础，到了初二的第三个学期（1974年上半年）就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河南唐河县马振扶中学“张玉勤之死”，是一个控诉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案例，她在遗书中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语，不学ABC，照样开机器……”

在那种氛围下，英语教学几乎流于形式，高中期间一共才学了几篇文章，其中有高玉宝和南京长江大桥。1977年恢复高考，由于不知道自己的英语水平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比怎么样？不敢报考英语专业，只敢报理工科。

一到大学就参加了英语摸底考试，由于那年是文革后的第一次招生，生源跨12年，成份也不同，有的是老三届，有的教过英语，所以英语水平参差不齐，根据摸底成绩，好的免修，其他的再分快慢班。我被分在快班，增加了我学英语的信心。

记得由于当年是下半年仓促招生，英语教材还没有，只能采用工农兵学员的教材，课文里还有华国锋身材魁梧等描写，还有农夫与蛇等。教师姓王，原来是学俄语的，着重教语法。到了大二我的英语成绩在班上已名列前茅，专业英语老师也是个老先生，记得他要用几副眼镜，近视和老花换着用。

在新生文艺表演时我在后台候场，见到英语系的男生在用英语交流，我也大胆地用英语上前搭话，他们很好奇，物理系的学生也可以说英语，于是其中有两个主动要和我交朋友，后来这两个都考取了联合国译员班，在刘姓同学的指引下我买了“New Concept English”四册，开始自学这套外国教材，我会去钟楼英语系的语音室听磁带，那种两个大转盘的放音机，进带、倒带键按得”啪啪“响。为了提高口语，把《英语900句》反复听，模仿其语音、语调。

记得当时校园内的高音喇叭也在播放《英语900句》，我同宿舍的施姓同学有个短波收音机，为了改善音质天线上加了个铜线挂到帐勾上。每到晚上9点，那熟悉的扬基歌响起时，我们都静下来听Speacial English和English900，还记得女播音员何丽达的声音是那样的甜美（在VOA卫视解密时刻节目“偷听敌台”视频中见到她了，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太）。

由于我对英语的兴趣和努力，我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已经超过最初免修的同学，还被从全校应届毕业生中选拔到为留校师资做准备、由外语系教师上的英语提高班。后来由于我没有关系没有被留校，而该班其他系的同学大都留校了。好在我的英语水平帮助我通过了1984年的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

来到北京中科大研究生院，英语作为学位课被放到了较高的位置。当时同一届700多名研究生被分成20个英语班，根据入学摸底考试的分数由高到低排列，我被分在了第7班，可见还有200多人英语基础比我好。研究生院英语教学条件好，李佩女士是主任，对于教学和测试有着一整套教材和练习册。

每周除了阅读课之外，还有外籍教师的听说课。我班的外教叫Joe Simon，来自美国的金发碧眼男人，其实和我们年龄相仿，他口才很好，除了上我班听说课，还每周一次在大礼堂开讲座，介绍美国政治、文化和社会。当时正值里根参选总统，他把美国的选举制度讲得清清楚楚。其他外教有Anna、Elise等，他们参加我们的English Club活动，我们的圣诞Party几乎通宵达旦，第一次这么快乐！

1984年是我国经济改革实质性启动的一年，政治、文化也都透着新气象，我作为一个从江南小镇走出来的青年，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第一次接触到西方文化，民主、自由等理念扑面而来，各种政治、经济改革的实践蓬勃开展。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历史选择了77级”，用在这里意思也差不多，我们是改革开放的见证人。

除了在校学英语，还参加周日的English Corner活动。王府井外文书店楼上就有个English Corner，在那里不仅可以练习英语口语，还可以交友。我在那里认识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所的高姓研究生，后来去他所里玩又认识了其他朋友，例如我武进师范同事的大学同学王女士（现为作家和国画研究者），和他们一起去参加了在中央音乐学院小阁楼举办的讲座，当时有个广州美院的李正天老师用着幻灯在开讲座，是关于“人本体”哲学概念和理论的探讨。

另外，周日在紫竹院公园西南门附近的小山坡上也有个English Corner，来自各高校的学生在那里练习英语口语，有一个个自发形成的圈子，用英语谈论着各种话题。在那里我结识了中医研究院和西苑医院的学生和医生，后来还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周末联谊活动和郊外旅游活动。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一个五四青年节的游园活动上，有个English Corner。在那里我认出了苏大校友、在新生演出后台结识的胡先生，他已经担任过一期联合国译员，当时在外交部外交学会暨外交部高翻室工作，曾为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斯做过翻译，他后来又去联合国做译员，2003年在纽约接待了我。

总之，通过学习英语，我不仅提高了英语语言能力，还了解了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普世价值。听VOA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不仅听英语教学节目，还听新闻节目。先用收音机听，再在网上听，后来还有VOA卫视，了解中外发生的大事和分析，使我能保持明亮的眼睛和独立的思考。

外一篇

说起“地震”一词，现已经家喻户晓，可是在四十年前，它还是一个很陌生的名词，我第一次亲历地震是在1974年4月22日我上初二时，当时我正在上政治课，坐在靠墙的座位，只感到一晃，没有意识到是地震，事后才知道溧阳发生了地震。几天后乘凉时听邻居谈在溧阳出差时遇到地震的情形，也看到有位邻居的亲戚从溧阳赶来过暑假，有避震之意。由于此次地震小，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很快归于平静。

对我来说，对地震恐慌最甚的并非这次溧阳地震，而是1976年夏唐山地震后不久，谣传扬州要有地震，扬州亲戚逃来避难才半天，传说我们这里也要发生地震，家家户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搭了各种各样的防震棚。我家搭过三次，第一次在小河边，和邻居家共建共享，顶是草帘子，到半夜遇到大雨，简陋的小棚根本挡不住风雨，一会这边漏水了、一会儿那边告急，大人们忙得不可开交，护住防震棚。外面从广播里传来“马上就要地震”的预警……

由于没有经历过，以为真的要地震，孩子们在担心会不会陷下去、再被埋起来？而大人们则视死如归。天亮了，地震没有发生，但地震警报没有解除，我们几家到小学操场上搭建钢架加油布的正规防震棚，准备打持久战。白天到别人家防震棚串门，还和小伙伴下象棋。我是在防震棚里听着毛主席辞世后的哀乐……开学时间到了，响应镇政府的号召，还操场于学生，把防震棚移到了家门口，变成了临时住房，正好那时房子小，我和奶奶住在防震棚，天冷了，我们还坚持着……

我经历的第二次地震是1979年7月9日刚放暑假那天傍晚，我还没回家，正在盥洗室用凉水冲澡，由于头部和身体都在晃动，干扰了对正在发生的溧阳地震的感知，直到回到宿舍，看到窗外楼下聚集了一大群学生，向我挥手，“快下来，发生地震啦！” 我急忙穿好衣服直奔楼下，感受到了地震给同学们带来的不安和有惊无险的欣慰。为防余震，回家后我和家人在住宅楼附近河边的帐篷里住了好几天，但一场巨大的台风让我们离开了帐篷，住进一个远房亲戚的堂屋里，早出晚归，坚持了整个暑假。

我经历的第三次地震是在1984年5月21日，我在武进师范男生宿舍一楼的房间刚入睡不久，接近午夜时分隐约感到床摇晃了几下，因和同事铁床靠铁床，以为同事回来晚、上床动作大而没当回事，过了一会突然听到前面女生宿舍传来一阵恐怖的尖叫声，立马起床，到外面方知之前的摇晃是地震所致，但又不知哪里发生了地震？后面还有没有大的余震？学生和教师们都不敢回宿舍睡觉。

过了一个多小时，同学们陆陆续续回寝室休息，平静了没有半个小时，不知谁爬上层床时碰翻了脸盆，duang的一声，然后学生们争先恐后跳下床跑向过道和楼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不断放大，我也恐慌地起床冲向户外。后来才知，这回是一场虚惊，是脸盆预报的误触发！后来知道，这是一次南黄海的中强地震，由于沿海地区地壳薄、地基软，震感被放大，但对陆地没造成多少破坏。

反思几次地震引起的恐慌和一些不必要的过度防范，说明我们对地震知之甚少，何不以地震作为进一步深造的专业？于是我选择了地震学作为我的研究生专业，报考了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该所成立于1950年，原隶属中国科学院，1978年唐山地震后为了保证有稳定和足够多的研究经费，它被划归中国地震局。为了保持学科的齐全，科学院还保留了一个较小的地球物理研究所，当时两个所在同一大院，局地球所有700多人占了主楼，院地球所200~300人占了配楼。同理地质所也有两个（在祁家豁子）。

我和部分同学在地球物理研究所门前合影

我的导师高龙生，南京人，其名中的“龙”属相提示他是1940年出生，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高材生，地球物理泰斗傅承义先生的研究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云南发生强烈地震时，他前往灾区实地考察，建造了研究地震发生内在机理的高温高压设备。由于高温高压设备本身可将碳粒转变为重要工业材料金刚石，因此该研究获得当年科学院一等奖，他曾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代初他赴美国做访问学者，曾和国际地震学权威K. Aki合作，在地震波尾波与介质的衰减特性研究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录取我时他刚从美国回来，看来我报名时为了好记而乱点鸳鸯谱所报的导师并不差。

我在研究生院结束基础课的学习之后，回所后即去唐山参观地震遗址，然后去白家疃地震台实习两周，地处颐和园北宫门再往北十几公里，感受到了干地震监测这一行的艰辛，需要耐得住寂寞，远离城市。导师高龙生是一个严谨寡言的人，他没明确告诉我做什么题目，而是拿出一卷从美国带回的磁带，说你看看里面的东西，看看可以做点什么。我到大机房将磁带的所有文件倒到硬盘，打印出60厘米高一摞程序代码，经阅读发现是三部分，前面两部分是地震数据处理，第三部分是三维反演。我才意识到高老师不是手把手教的那种老师，全靠自己去悟。

参观原唐山机车车辆厂铸钢车间地震遗址

参观原河北矿冶学院图书馆地震遗址

我把仅仅适用于小区域的地震波三维速度反演的程序改变成中国地区的地震波三维速度反演程序，数学模型从基于直角坐标系变到基于自定义球面大圆构成的坐标系，射线追踪部份程序都得改动。有个北大的潘姓实习生协助我推导球面三角公式(前些年在电视上看到他在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任主任)。我前后到长沙、武汉和上海参加学术会议和收集资料，一个在食堂打工的四川小伙帮助我录入几千个地震在50多个地震台的数据，采用VAX－780大型计算机，计算了一个多星期，终于得到了中国地区（除西藏新疆以外)的上地幔地震波三维速度的分布（相当于三维CT）。我还自学了地图投影学，通过计算机将结果画到了地图上。

我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苏省地震局工作，位于南京卫岗3号的省地震局大院是我人生新的起点，在这里我完成了应用于地震趋势判断的主震后地震震级序列衰减的特征参数H值的识别程序，进行了地震横波双折射对介质裂隙程度的评估的研究，以超声波模型试验为手段。随着对地震的认识越来越深，本人只对有物理模型的基础性研究感兴趣，对从现象来预报地震不感兴趣，因为地球系统是一个高度非线性的系统，根据自组织非线性系统的灾变临界点无法预测的结论，我认同了地震不能预报的观点。在一个以地震预报为主业的省地震局，我再继续呆下去已经不自在，再加上它有行政单位的属性，争官夺利、人际关系之复杂可想而知。我只能利用自己对波动反问题的熟悉及超声波检测的特长转向岩土工程的相关应用，于是博士学习期间我自选了这个方向。

我经历的第四次地震是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地震，也是唯一一次我自觉的地震，当时是午睡醒来后，感到床晃了一下，由于我住在10层楼所以感觉比地面上的人明显，有了地震意识的我判断发生了地震，我打电话给妹妹，说感受到地震了，如果是本地区地震就是小震，如果是远处的地震就是大震，后来从媒体知道是汶川地震。震后我除了看电视实况转播救援情况，也上网查询陈云泰院士的团队做的地震矩反演和断层破裂模式，从那破裂扩展的方向和尚未破裂的区域，我意识到后面如果有地震将会发生在哪里。果然后来的玉树地震属于我预估的范围，这就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地震是一种自然灾害，了解地震、科普地震，提高全民应对地震的素质，把地震灾害降低到最小，曾经学地震的我责无旁贷；而将位于地震多发地区房屋抗震性能提高，甚至利用电波与地震波的波速之差，当接收到地震信号时通过现代通讯技术对离震中更远地区的民众做出实时预警，是国家应该努力的方向；而以预报为目标的群测群防，全面开花的地震行政部门的设立，劳民伤财且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