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茅盾给怀孕的情人留下200粒安眠药：我娘不肯，你打掉吧

1930年，上海照相馆里。

镜头前，25岁的秦德君拼命挤出一个笑，可眼里的光却灭了。身边的男人，那个大名鼎鼎的文豪茅盾，下意识地躲着镜头，表情说不出的别扭。

“咔嚓”一声，一张本该甜蜜的合影，却定格成了一场心照不宣的告别。

照片背后，是茅盾一句冰冷的话：“给我四年，我一定给你一个名分。”

秦德君接过了照片，也接下了这个赌约。她不知道，这场用四年青春和两个孩子做赌注的豪赌，已经到了亮底牌的时候。

而她的底牌，早就被对方看得一清二楚。

三年前，1927年，东渡日本的轮船上。

那时的秦德君，心里正下着大雪。失恋，加上和组织断了联系，她感觉自己像被扔进了大海里。

就是在甲板上，她遇见了茅盾。这个男人比她大10岁，文质彬彬，聊起天来却像个孩子。

秦德君一皱眉，茅盾就偷偷把她的名片扔进海里，然后大惊小怪地喊：“快看！秦德君跳海了！”

他还喜欢拽着秦德君的衣角，一口一个“阿姐”地叫着，仿佛她是全世界最能依靠的人。

这点孩子气的温暖，把秦德君心里的冰给融化了。

到了日本，两人本已各奔东西。可没过几天，茅盾就找上门来，整个人憔悴不堪。原来，他在国内受了挫，到日本又找不到活干，兜比脸还干净。

看着这个落魄的男人，秦德君心里最软的那块地方被戳中了。她想起自己15岁就被人毁了清白，被迫嫁人，那才叫绝路。眼前这点困难，算什么？

她拍着胸脯，像个大姐姐一样安慰他，鼓励他，还给他规划未来：“别怕，我们以后一起去苏联。”

从那天起，茅盾就成了她身后的“小尾巴”。有一天，秦德君正在读茅盾写的文章，念到一句“我看见北欧运命女神中间的一个……”，茅盾突然从背后抱住她，激动地说：“就是你，我亲爱的阿姐！”

秦德君彻底沦陷了。她这一生，太苦了，太缺爱了。如今，终于有个男人满心满眼都是她。

不久，两人同居。茅盾告诉她，家里的妻子是包办婚姻，没有半点感情。秦德君信了，因为她自己就从那种婚姻里逃出来的，她懂那种苦。

1929年，秦德君怀孕了。她以为，这是他们这个“家”的第一块砖。可茅盾听完，脸上的喜悦一闪而过，换上了为难：“阿姐，孩子来得不是时候……”

看着秦德君瞬间沉下的脸，他赶紧紧紧握住她的手，眼睛里带着愧疚，低声说：“阿姐，再等等……下一次，我一定给你和孩子一个家。”

秦德君看着他，最终缓缓点了点头。

“家”这个字，是她一辈子的软肋。为了这个承诺，她愿意再赌一次。

她悄悄回国，打掉了第一个孩子。

回到日本，秦德君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茅盾身上。她既是他的保姆，又是他的秘书。

茅盾身体不好，三天两头不是牙疼就是肚子疼，秦德君就变着法地照顾他。

后来，茅盾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翻身，可脑子里没故事。秦德君就把自己朋友的亲身经历讲给他听。茅盾一边听，一边记，小说的骨架就这么搭起来了。

茅盾写一截，秦德君就誊抄一截。她发现书里主角是四川人，语言不对味，就干脆把所有对话都改成地道的四川方言。

这部心血之作，就是后来让茅盾名声大噪的《虹》。可以说，这部小说，每一个字里都浸透着秦德君的付出。

她燃烧自己，只为照亮这个她认定的“丈夫”。

钱和名气来了，麻烦也跟着来了。

茅盾在老家的母亲和原配妻子孔德沚，听说了秦德君和孩子的事，如临大敌。一场“家庭保卫战”，悄无声息地打响了。

她们没哭没闹，而是直接找到了负责给茅盾寄稿费的叶圣陶和郑振铎。两位老太太声泪俱下，请求两位文坛大佬把稿费全部寄回老家。

这招“经济制裁”，打得又准又狠。

好不容易宽裕起来的日子，一夜回到解放前。没了钱的茅盾，脾气越来越差，两人开始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

曾经的“阿姐”，成了他眼里的埋怨；曾经的温情，被现实冲刷得一干二净。

牌桌上的气氛，变了。

1930年，秦德君再次怀孕。

这一次，她决定“梭哈”，用这个孩子，做最后的赌注。

茅盾也觉得这是个机会，带着秦德君雄心勃勃地回到上海，准备跟家里摊牌。

可他想得太简单了。

母亲一句话就堵死了路：“只要我活着，你就不许离婚。”

他转头去找原配妻子孔德沚，这个女人倒是很平静，干脆利落地开了价：“可以，拿2000块钱来。”

2000块，不算天文数字。可那会儿的茅盾，偏偏一分都拿不出来。

他像个斗败的公鸡，灰溜溜地回了旅馆，对着秦德君，又说出了那句让她如坠冰窟的话：“我娘不肯……孩子，还是打掉吧。”

不等秦德君开口，他紧接着抛出了那个四年之约。

秦德君的心，在那一刻，彻底死了。她终于看明白，眼前这个男人，根本不是什么顶天立地的英雄，他只是个永远躲在“我娘”身后的孩子。

他给不了她一个家。

心死的秦德君没有哭闹，反而异常平静。她主动牵起茅盾的手，走进照相馆，拍下了那张诀别的合影。

她知道，这场赌局，她输了。

做完第二次人流手术，秦德君虚弱地躺在病床上。茅盾陪了她三天，哭了三天，仿佛他才是那个最痛苦的人。

三天后，秦德君出院，回到两人在上海的住处，推开门，屋里空空荡荡。

人走了，东西也搬空了。

桌上，静静地放着两瓶安眠药，足足200粒。

那一刻，秦德君所有的悲愤、委屈、绝望，全部涌了上来。他连一句“分手”都懒得说，就用这种方式，暗示她自生自灭。

她拿起药瓶，一口气吞了下去。

一周后，她在医院醒来，被侄子救了。看着自己因为打点滴而肿胀的手臂，她什么都没说。

四年之约，成了一张空头支票。茅盾再也没有出现过。

后来，他回到了原配妻子身边，家庭美满，事业蒸蒸日上，成了人人敬仰的大文豪。

1981年，茅盾去世。秦德君收到了追悼会的邀请函，她没去。

她只是在家里，温了一壶黄酒，给自己倒了一碗，又在对面的空座位上，满上了一碗。

一饮而尽，算是给这段血本无归的过往，画上了一个句号。

茅盾的晚年回忆录和日记里，写尽了家国天下，写尽了对原配妻子的愧疚，唯独关于秦德君和那两个未出世的孩子，只字未提。

仿佛那四年，那个女人，从来没有存在过。

有人说，茅盾的懦弱，是被他那个强势的母亲和“只要我活着，就不许离婚”的命令逼出来的；但也有人说，一个成年男人的责任，岂能全推给“妈宝”二字？

也许，把一切都推给“我娘不肯”，心里会好过些。

但说到底，一个男人的肩膀，是用来扛事的，不是用来躲事的。面对那个为他赌上了一切的女人，他终究是没能把腰杆挺直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