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问题，究竟是宗教问题、种族问题还是阶级问题？

犹太问题作为西方历史与思想史的核心议题，其复杂性源于宗教、民族与阶级因素的相互交织。

该问题不仅牵涉犹太人与基督教世界的长期冲突，也对现代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宗教维度看，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构成了理解犹太问题的基础。

基督教原本脱胎于犹太教，却被犹太教视为异端。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的论述彻底改变了这一关系的走向。

他批判犹太人固守“上帝选民”身份和地上复国梦想，提出“因信称义”原则，将救赎从犹太民族的特殊性转向信仰的普遍性。

这一转变使基督教突破民族界限成为世界性宗教，而被基督教世界统治的犹太教反而被视为异端。

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对犹太人态度的转变极具象征意义。

他从最初主张宽容到后来撰写《犹太人与他们的谎言》，甚至提出烧毁犹太会堂等极端措施。

这种转变体现了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矛盾心态：既承认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同源关系，又因犹太人不愿改宗而加以迫害。

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纳粹宣传干部尤里乌斯·施特莱特以“如果存在反犹罪行，应该审判马丁·路德”为自己辩护，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反犹主义在基督教世界的历史延续性。

在哲学层面，黑格尔在《宗教哲学讲演录》中从《旧约》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故事出发，批判犹太民族具有“奴性”特质。

他认为犹太人只服从外在诫命而缺乏内在自由，无法与其他民族建立基于相互承认的平等关系，这种哲学批判为反犹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

布鲁诺·鲍威尔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的批判，提出解决犹太问题的三种历史方案：强迫改宗、暴力压制和将宗教私人化。

但他认为这些方案均告失败，唯一出路在于彻底的宗教批判。不仅犹太人要放弃犹太教，基督徒也要放弃基督教，共同成为世俗国家的公民。

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标志着犹太问题讨论的转折。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转换问题框架，指出鲍威尔讨论的只是“安息日的犹太人”，而真正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犹太人”。

他以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为例，揭示犹太人形象与资产阶级本质的关联。

马克思认为犹太问题的本质不是犹太人的特殊性，而是资产阶级的一般性；解决犹太问题不在于针对犹太人本身，而在于超越资产阶级社会。

这一视角转换使马克思将关注点从宗教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最终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思辨哲学上难以驳倒鲍威尔的马克思，通过转换赛道开辟了新的思想领域。

犹太问题的复杂性在20世纪进一步展现。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将马克思主义者后冷战时代的处境与保罗时代犹太人地上国家灭亡后的境况相类比，认为马克思主义如同“始终延迟的到来”，虽未实现却始终在场。

这种类比反映了西方左翼思想界对犹太问题与革命理论关系的持续关注。

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为犹太问题提供了另一种解决方案。

摩西·赫斯在《罗马与耶路撒冷》中批判门德尔松的启蒙同化路线，认为即使犹太人放弃信仰也不可能被欧洲社会真正接受，唯一出路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这一思想直接影响赫茨尔和本-古里安，并发展出劳工犹太复国主义传统，强调通过集体劳动和基布兹公社实践社会主义。

极具悖论的是，以色列建国历程融合了看似矛盾的元素。

一方面借鉴社会主义理念建立集体农庄，另一方面采取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既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资本支持，又依赖苏联政治扶持。

这种复杂性使得传统左右政治光谱难以适用于以色列政治现实。

从思想史角度看，谁更具有“犹太性”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对马克思而言，犹太人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一般形象；而对本雅明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犹太神秘主义恰恰为理解共产主义提供了资源。

这种分歧使得“犹太性”成为一个充满张力的能指，在不同语境中承载截然不同的政治意涵。

犹太问题的历史演变呈现从宗教问题到种族问题再到阶级问题的轨迹，但每种新范式的出现并非简单取代前者，而是以更复杂的方式重新配置问题领域。

当今欧洲，公开的犹太问题虽已式微，但巴以冲突作为其转化形式依然无解。

或许如马克思所示，真正解决犹太问题不在问题本身，而在超越产生这一问题的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