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之劫：多尔衮入关后的权力碾压与华夏衣冠的血泪沉沦

序章 1644：北京城头的旗帜更迭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的大顺军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大明王朝的统治轰然崩塌。但仅过了四十天，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军入关——五月初二，多尔衮率领八旗铁骑踏入北京城门，城头的“大顺永昌”旗被匆匆换下，取而代之的是后金的“八色龙旗”。

此时的多尔衮，身任“摄政王”，是清朝实际上的统治者。他面对的，是一个人心未定、抵抗四起的中原：李自成的大顺军仍盘踞西北，南明政权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而遍布北方的汉人百姓，对这支“辫发左衽”的异族军队充满敌意。为了快速巩固统治，多尔衮祭出了一套“暴力征服+文化碾压”的组合拳——剃发易服、圈地占房、逃人法、屠城，四件事如同四条锁链，将中原大地拖入了血色深渊。

第一章 剃发令下的衣冠血泪：江阴八十一日的孤城死战

1.1 剃发令的反复：从“听其自便”到“留发不留头”

清军入关之初，为笼络人心，多尔衮曾下诏：“剃发与否，听其自便。”此时的他清楚，汉人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根深蒂固，强行剃发只会激起反抗。但随着清军在北方的控制逐渐稳固，多尔衮的态度骤然转变——顺治二年（1645）六月，清军攻破南京，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多尔衮认为“天下大定”，随即颁布“剃发令”：“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

随后，负责江南事务的汉臣孙之獬又上奏：“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多尔衮深以为然，将剃发令升级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清军携带着剃发匠，沿街巡逻，见有未剃发者，当场割头，“悬头于额，以示惩戒”。

这场“剃发易服”，本质是清朝的“文化征服”：用辫发（满族发式）取代汉人的束发，用满服取代汉服，从文化符号上摧毁汉人的民族认同。而反抗，也从这一刻开始。

1.2 江阴的抵抗：“头可断，发不可剃”的孤城动员

顺治二年（1645）六月，剃发令传到江阴县（今江苏江阴）。时任江阴知县方亨，是清朝任命的汉官，他强令百姓剃发，并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江阴百姓群情激奋，在文庙前集会，高呼：“头可断，发不可剃！”

最初的抵抗，只是百姓自发的愤怒：有人将方亨的“剃发令”布告撕毁，有人投掷石块砸毁县衙的牌匾。但很快，抵抗开始组织化——江阴的乡绅、士子推举陈明遇为领袖，随后又邀请前任典史阎应元（此时已辞官归乡）主持守城。

阎应元是明末少有的能吏，他一到江阴，便立刻展开动员：

- 军备整顿：将江阴城内的兵器库打开，分发刀枪、弓箭、火药；组织百姓打造守城器械，如“滚木礌石”“火油火罐”；

- 人员编组：将城内的壮丁分为“乡兵”，每十人为一伍，每百人为一队，由乡绅或武师统领；妇女则负责缝制衣物、搬运物资；

- 粮食物资：没收城内贪官污吏的财产，征集富户的粮食，在城墙上搭建粮仓，确保长期守城的物资供应。

短短三天，江阴城内的十万百姓，变成了一支有组织的抵抗力量——他们没有正规军的盔甲，便穿着布衣；没有足够的弓箭，便用竹箭、石子代替；甚至有人将自家的铁锅熔铸成弹丸，用于守城。

1.3 八十一日的血战：孤城与八旗的生死对垒

顺治二年（1645）七月初，清军将领勒克德浑率领三万八旗军（后增至十万）包围江阴城。这场“江阴保卫战”，持续了整整八十一日，其惨烈程度，堪称明末抗清的“孤城标本”。

（1）初期的守城：以弱胜强的战术

阎应元深知，江阴城小，无法与八旗军正面硬拼，遂采用“守城+袭扰”的战术：

- 城防工事：在城墙外挖掘深沟，沟内布满尖桩；城墙上铺设木板，便于士兵移动；每段城墙安排“瞭望哨”，一旦发现清军攻城，立刻敲响警钟；

- 火器袭扰：利用城内的火炮（多为明朝遗留的“佛郎机炮”）轰击清军营地，每晚派“死士”缒城而下，烧毁清军的攻城器械（如云梯、冲车）；

- 心理战：阎应元命士兵在城墙上竖起“大明中兴”的旗帜，向清军喊话：“尔等辫发左衽，忘祖背宗，他日必遭天谴！”

清军的第一次攻城，便遭遇惨败：八旗军架起云梯攀爬城墙，被江阴乡兵用滚木礌石砸下，死者不计其数；清军试图用冲车撞开城门，被阎应元命人用铁链锁住冲车，再用火油焚烧——第一天攻城，清军便损失了三千余人。

（2）中期的僵持：弹尽粮绝的坚守

随着时间推移，江阴城的物资逐渐匮乏：火药用完了，百姓便用“粪弹”（将粪便与火油混合，点燃后投掷）代替；弓箭用完了，便用瓦片、砖块砸击攻城的清军；粮食不够了，百姓便“以粥为食”，将省下的粮食留给守城的壮丁。

而清军的攻城手段也愈发残忍：他们用“红衣大炮”轰击城墙，将江阴城的东北城墙轰出缺口；又派“降兵”（投降的明军）打头阵，试图消耗江阴的兵力。但阎应元总能化险为夷：

- 城墙缺口被轰开后，阎应元立刻组织百姓用“沙袋、砖石”填补，甚至让妇女用身体挡住缺口，“以血肉筑城”；

- 面对降兵，阎应元命人在城墙上喊话：“尔等本是汉人，为何助纣为虐？若能倒戈，江阴城敞开大门！”部分降兵被说动，临阵倒戈，加入了江阴的守城队伍。

（3）城破的终章：“满城尽是忠义骨”

顺治二年（1645）八月二十一日，清军从江阴城的南门攻破缺口——此时的江阴城，已弹尽粮绝，守城的壮丁仅剩下数千人。阎应元见城破，对身边的士兵说：“我已无颜见先帝于地下，愿以死殉城！”随后，他拔剑自刎，被部下救下后，投水自尽（后被清军抓获，不屈而死）。陈明遇则在巷战中战死，尸体被清军焚烧。

城破后，清军开始了长达三天的屠杀：他们挨家挨户搜查，见人便杀，无论老幼妇孺。《江阴城守纪》记载：“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

江阴城的十万百姓，最终仅剩下五十三人——他们用“八十一日的坚守”，诠释了“头可断，发不可剃”的民族气节；而江阴的血色，也成了剃发令下，汉人抵抗的缩影。

第二章 内城驱逐与圈地狂潮：八旗特权下的土地与生存掠夺

2.1 北京内城的驱逐：汉人百姓的无家可归

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多尔衮颁布“内城驱逐令”：“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其原房或拆去另盖，或质卖取价，各从其便。”所谓“南城”，是北京的外城（今崇文、宣武一带），而内城（今东城、西城）则被划为“八旗驻地区”，由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分驻。

这道命令的执行，极为粗暴：清军带着绳索、棍棒，闯入内城汉人的家中，限三日内迁出，“逾期者，兵丁拖拽而出，房屋即刻由八旗占据”。许多汉人百姓来不及收拾财物，便被赶出家门——有人抱着铺盖卷在街头哭泣，有人试图反抗，被清军当场打死。

据《北游录》（谈迁著）记载：“内城百姓流离失所，南城街道挤满了难民，死者相枕藉。”而内城的房屋，被八旗贵族“按等级分配”：亲王占大宅，贝勒占中宅，普通旗兵占小院——曾经的汉人聚居区，变成了八旗的“特权堡垒”。

2.2 圈地狂潮：跑马占田的生存掠夺

驱逐内城汉人只是开始，多尔衮的下一步，是“圈地”——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多尔衮颁布“圈地令”：“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

但“无主荒田”只是借口，清军的实际做法是“跑马圈地”：八旗兵丁骑着马，在平原上奔跑，“马所至之处，即为圈占之地”——无论土地是否有主，只要被马踏过，便归八旗所有。

圈地的范围，从北京周边的顺天、保定、永平府，逐渐扩展到河南、山东、山西等地。顺治四年（1647），多尔衮又颁布“二次圈地令”，将圈地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等府州县”；顺治八年（1651），“三次圈地令”颁布，圈地面积达到了“十七万顷”。

这些被圈占的土地，被称为“旗地”，归八旗贵族所有。而原有的汉人土地所有者，则被强行剥夺土地：要么沦为八旗的“农奴”（称为“包衣”），要么流亡他乡，“饿死道旁者，不可胜数”。

2.3 圈地的恶果：中原的农业崩溃与人口锐减

圈地带来的，是中原农业的彻底崩溃：

- 土地荒芜：八旗贵族将圈占的土地用于“放牧”（满族传统的生产方式），而非耕种，导致大量良田变成牧场，粮食产量锐减；

- 农奴制度：沦为“包衣”的汉人，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八旗贵族随意打骂、买卖，甚至被用来“殉葬”（顺治初年，八旗贵族仍保留殉葬制度）；

- 流民四起：失去土地的汉人，被迫成为流民，他们或涌入南方投奔南明，或啸聚山林成为“反清义军”，社会秩序彻底混乱。

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三年（1646），河南、山东等地“流民数百万，饿死者十之七八”；而《明季北略》则称，圈地后的北京周边，“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

第三章 逃人法的血色锁链：奴隶制特权的暴力维系

3.1 逃人法的颁布：为八旗特权保驾护航

顺治三年（1646），多尔衮颁布“逃人法”：“凡旗人奴婢逃亡者，鞭一百，刺字，归还其主；窝藏逃人者，处死，家产籍没，邻佑、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

这道法令的核心，是维护八旗的“奴隶制特权”：八旗贵族的“包衣”（农奴），是其财产的一部分，逃人法通过“严刑峻法”，禁止包衣逃亡，同时威慑汉人百姓，使其不敢收留逃人。

逃人法的惩罚极为严苛：

- 对逃人：第一次逃亡，鞭一百，刺字（通常刺“逃人”二字于面部）；第二次逃亡，鞭二百，割脚筋；第三次逃亡，处死；

- 对窝藏者：无论是否知情，只要窝藏逃人，便“全家处死，家产充公”；甚至连邻居、保长，都要被牵连，“鞭一百，流三千里”。

3.2 逃人法的恐怖：社会的全民恐慌

逃人法颁布后，中原大地陷入了“全民恐慌”：

- 百姓不敢收留他人：有人在路上遇到迷路的孩童，不敢收留，怕其是逃人；有人看到乞丐，不敢施舍，怕其是逃人；

- 邻里互相举报：为了避免牵连，邻里之间互相监视，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向清军举报；

- 官员不敢过问：即使是地方官员，也不敢审理逃人案件，怕被牵连“包庇逃人”。

最典型的案例，是南明降将金声桓的自杀：顺治五年（1648），金声桓（此时已降清，任江西提督）的家中收留了一名逃人，被人举报。多尔衮下令“严查”，金声桓害怕被牵连，最终自杀——连降将都无法幸免，可见逃人法的恐怖。

3.3 逃人法的影响：汉人对清朝的彻底离心

逃人法的本质，是将“奴隶制”强加于中原社会，这与汉人的“儒家伦理”“人本思想”完全相悖。汉人百姓发现，清朝的统治，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异族奴役”——他们对清朝的态度，从“观望”彻底转变为“敌视”。

顺治六年（1649），山西的“反清义军”打出“废除逃人法，还我自由身”的旗号，迅速聚集了十余万人；顺治八年（1651），江南的“复社”士子撰写《讨清檄文》，痛斥逃人法是“禽兽之法，非人所为”。

第四章 屠城之殇：扬州十日与广州之屠的系统性恐怖

4.1 扬州十日：史可法的忠魂与满城的血色

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军将领多铎率领十万大军包围扬州——此时的扬州，是南明的“江北重镇”，由史可法担任“督师”。

史可法深知扬州难以坚守，但他拒绝投降，对部下说：“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身不可辱！”他组织扬州百姓守城：壮丁登城作战，妇女搬运物资，老人缝制旗帜。

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城破。多铎因扬州的抵抗极为激烈，下令“屠城十日，以儆效尤”。

这场“扬州十日”的惨状，被《扬州十日记》（王秀楚著）详细记录：

- 屠杀的规模：“十日之内，扬州城的八十万百姓，仅剩下数万人”；

- 清军的暴行：“清军挨家挨户搜查，见人便杀，无论老幼。有孕妇被剖腹，胎儿被挑在刀上；有婴儿被抛向空中，用长矛刺穿”；

- 尸体的处理：“城内外的尸体堆积如山，清军下令‘焚尸’，烟火弥漫数日，臭味数十里可闻”。

史可法在城破后，被清军抓获，多铎劝其投降，史可法怒斥：“我为大明督师，岂肯降于尔等夷狄！”最终，史可法被处死，其遗体被百姓藏于梅花岭（今扬州史公祠）。

4.2 广州之屠：十二日的焚城与绝望

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清军将领尚可喜、耿继茂率领十万大军包围广州。此时的广州，是南明的“华南重镇”，由李成栋（后反正归明）的部将死守。

广州的抵抗持续了三个月，直到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十五日，清军攻破城门。尚可喜因广州的抵抗“延误军机”，下令“屠城十二日”。

《广州城守纪》记载了这场屠杀的惨状：

- 屠杀的持续：“十二日之内，清军无日不杀，从城门到巷尾，尸体堆积至城墙高”；

- 焚城的暴行：“清军将广州的房屋尽数烧毁，百姓躲在火中，被烧死或被清军杀死”；

- 人口的损失：“广州城的七十万百姓，仅剩下数百家，躲在寺庙的地窖中”。

广州之屠后，尚可喜在城头悬挂“降者免死”的旗帜，但百姓早已对清军失去信任——他们宁愿跳河自尽，也不愿投降。

4.3 屠城的本质：系统性的恐怖镇压

从扬州十日到广州之屠，从嘉定三屠到江阴屠杀，清军的屠城，并非“战争中的偶然暴行”，而是“系统性的恐怖镇压”：通过屠杀抵抗的城市，威慑其他地区的汉人，使其不敢反抗。

这种“恐怖统治”，确实在短期内巩固了清朝的统治，但也埋下了“反清复明”的种子——此后的数十年里，天地会、白莲教等反清组织，始终以“恢复华夏”为口号，持续反抗清朝的统治。

终章 四百年后的回望：血色锁链下的文明断裂

多尔衮入关后的四件事，是清朝“暴力征服”的集中体现：剃发易服摧毁了汉人的文化认同，圈地占房掠夺了汉人的生存资源，逃人法维系了八旗的奴隶制特权，屠城则用血色恐怖镇压了抵抗。

这四件事，带来的是中原文明的“断裂”：

- 文化的断裂：汉服、束发等汉文化符号，被强行抹去，取而代之的是满服、辫发；

- 经济的断裂：中原的农业经济崩溃，流民四起，直到康熙年间才逐渐恢复；

- 民族的隔阂：汉人对满族的敌视，持续了整个清朝，直到清末的“排满革命”，仍以“恢复华夏”为口号。

四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翻开《江阴城守纪》《扬州十日记》，仍能感受到那份浸透纸背的血泪——这些不是“冷冰冰的史书记录”，而是华夏衣冠在异族统治下的沉沦与抗争。

而那些抵抗的百姓、殉国的义士，用生命诠释了“民族气节”的含义：他们或许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的忠魂，永远刻在华夏文明的记忆里。

以下是明末清初抗清核心事件年表（聚焦多尔衮主政期及后续相关事件，关联剃发、圈地、逃人法、屠城等政策与抵抗）：

顺治元年（1644年）

- 5月：多尔衮率八旗军入关，击败李自成大顺军，占领北京；初颁剃发令，称“剃发与否，听其自便”（笼络人心的权宜之计）。

- 12月：

1. 颁布《内城驱逐令》：强令北京内城汉人迁至南城，内城划归八旗驻屯，数万汉人流离失所。

2. 颁布首次《圈地令》：以“无主荒田”为名，圈占北京周边顺天、保定府土地，归八旗贵族所有，开始“跑马占田”。

顺治二年（1645年）

- 5月：清军攻破南京，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多尔衮认为“天下大定”。

- 6月：

1. 升级剃发令为“留发不留头，留发不留头”，强令全国汉人10日内剃发易服，文化征服正式启动。

2. 江阴县百姓反抗剃发令，推举陈明遇、阎应元主持守城，“江阴八十一日”保卫战爆发。

- 7月：清军包围江阴城，阎应元率十万百姓以弱抗强，多次击退八旗军进攻。

- 4月25日：清军攻破扬州，多铎因抵抗激烈下令“屠城十日”（即“扬州十日”），八十万百姓仅存数万。

- 7月-8月：嘉定县百姓反抗剃发令，清军三次攻破嘉定并屠杀（即“嘉定三屠”），数万百姓遇难。

- 8月21日：江阴城破，清军屠城三日，十万百姓仅存53人，阎应元殉国。

顺治三年（1646年）

- 1月：颁布《逃人法》：规定旗人奴婢逃亡者鞭责刺字，窝藏逃人者全家处死、家产充公，邻佑、保长牵连受罚，中原陷入全民恐慌。

- 5月：南明降将金声桓因收留逃人被举报，畏罪自杀，逃人法的恐怖蔓延至官员阶层。

- 10月：山西流民因圈地失去土地，聚众十余万发动抗清起义，打出“废除逃人法”口号。

顺治四年（1647年）

- 3月：多尔衮颁布第二次《圈地令》，圈地范围扩展至河间、滦州、遵化等府州县，新增圈地数万顷，更多汉人沦为包衣。

- 6月：江南复社士子撰写《讨清檄文》，痛斥剃发、圈地、逃人法为“夷狄之虐政”，号召恢复华夏。

顺治七年（1650年）

- 12月15日：清军攻破广州，尚可喜、耿继茂因抵抗延误下令“屠城十二日”（即“广州之屠”），七十万百姓仅存数百家。

顺治八年（1651年）

- 2月：多尔衮病逝，顺治帝亲政，但圈地、逃人法等政策仍延续。

- 6月：颁布第三次《圈地令》，圈地总面积达十七万顷，中原农业经济濒临崩溃。

后续影响（顺治后期-康熙初年）

- 顺治十年（1653年）：天地会在福建成立，以“反清复明、恢复华夏”为口号，持续反抗清朝统治。

- 康熙三年（1664年）：白莲教以“废除逃人法、归还土地”为号召，在山东发动起义。

-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下令“停止圈地”，逃人法惩罚略有减轻，但剃发易服的文化统治仍未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