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崇碧将军 1 扩红工作出色，要调我到通江县共产主义青年团

作者：傅崇碧

1932年12月冰雪严寒的冬季， 一路浴血奋战的红四方面军 突破敌人的重重围追堵截，千里西征，从鄂豫皖进入陕川地区。

12 月17日，红四方面军以73师217团为先遣队向川北进军，大队人 马于19日开拔。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每人拿一束竹火把照明， 翻山越岭，以两天时间胜利翻越人烟稀少的大巴山，直下通江县 城。

接着，兵分三路展开：

徐向前率11、12师西进巴中；

陈昌浩、王 树声率73师北取南江；

王宏坤率10师东向万源。

张国焘率总部及 后方机关坐镇通江及苦草坝。

短短一个月之内，红四方面军连战皆 捷，占据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及周围大片土地。大巴山下，红 缨飞动，改地换天。

我的家乡就在通江县沙溪嘴村。

爷爷是个教书先生，父亲是铁工，母亲是农村的劳动妇女，略识几个字，很能干。爷爷家境好，考过秀才，但没有考上。爷爷在世时，家庭属中农偏上，生活还可以。我六七岁时跟爷爷上学，他自然 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了。

通南巴地区，位于川陕边，背靠巴山天险，俯视川东盆地，河川 纵横，土地肥沃，山峦层叠，林木茂盛，加上温暖的气候和充沛的雨量，使这里成为一片物产富饶的地方。但在旧中国封建军阀的统治 下，这里长期以来经济十分落后。

自我小时候记事起，这里只有农 业和手工业，没有专业化的商品生产，交通不便。解放前，90%以上 的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或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耕种。生产资料绝 大多数为地主、官僚所有。

基础工业仅有小规模的私人办的棉纺、 织染、酿造、土陶、造纸、粮油加工、砖瓦等作坊。农闲时从事铁、木、 石、土、篾、缝纫等个体手工业的人很多。

由于农业一直沿用几千年 古老的耕作制度和方法，经营粗放，因此生产力极其低下， 一遇天 灾则无力抗拒。加之地主任意加租，特别是民国以来，军阀统治， 连年混战，致使经济衰败，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从我8岁那年爷爷逝世起，家中境况就日见艰难。不到一年， 母亲又因病去世。为了把丧事办好，父亲把田产当了出去。傅家只 有我一个男孩，家里平时对我很照顾。两个妹妹跟着父亲，我跟着 奶奶，奶奶很疼我。谁料不到三年，奶奶又告别了人间。奶奶去世 又卖一部分地产给奶奶办丧事，结果家庭由上中农降到贫农。

不 久，父亲又娶了个后娘，后娘带来了个儿子。父亲是个铁工，农闲时 造猎枪和农具，挣些钱补助家庭生活，供我继续上学。农忙时我便 参加劳动和放牛。

南方水牛喜欢玩水。有一次我放牛没注意，牛跑到地主家的稻 田里，弄坏了一些秧苗。这被地主的儿子看见了，就跑过来不分青 红皂白地打我。我那时少年气盛咽不下这口气，毫不客气地还手， 打了地主的儿子。

这一下闯了大祸。还没等我回到家里，地主已找 到我家大闹，父亲给他赔礼道歉，赔稻田损失，但地主还是不干，提 出很多无理条件。当时我挨了父亲的打，又遭地主的骂，这件事在 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使我从心里对地主充满了仇 恨。

宣 誓 入 团

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 的蒋介石集团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政权，但一时还没来得及直接 控制四川。四川依然是大小军阀各据一方，形成“防区”制度。

所谓 “防区”,就是各个军阀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而占据和设防的区域。 军阀在自己的防区内，不仅主管军事，控制财政，把持税收，而且行 政、司法、教育等权力均一人独揽。

当时四川全省分别为刘文辉、刘 湘、田颂尧、邓锡侯、杨森、刘存厚等军阀所控制，各霸一方。实力最 大的为第24军军长兼四川省主席刘文辉，占据着成都及川中、川 南和西康省东部地区；

重庆、万县及川东地区为刘湘第21军防区；

川西为邓锡侯第28军防区；

通江、南江、巴中、阆中等川北20余 县，为田颂尧第29军的防区。

实际上，军阀把自己的防区变成了一 个个的独立王国，军阀之间你争我夺，互相火拼，连年混战，给百姓 带来深重的灾难。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挥师入川前，爆发了刘湘同刘文辉 争夺四川霸权的大混战，全省大小军阀多被卷入。

我在学校时有位 吕老师对我很好。他思想进步，为人热情，不但在学习、生活上帮助 我，还给我讲革命道理。我随他参加过“吃大户”的斗争。

一次，吕 老师跟我说形势紧张，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叫我跟他走。

我问到 哪里去?他说到陕南洋县去，说那里有个姓刘的，领导穷人打富济 贫。

我说没有钱出去吃住怎样办?他说没有关系，他还有几个钱， 吃住没有问题，如有人问，千万不能说到洋县去，就说我们是做小 买卖的，说我们是叔侄，不能叫老师。

我和吕老师就这样匆匆忙忙出发，离开了家乡。沿途碰到有人盘问，我不答话，由吕老师对付。

走到两河口，我们住了下来。吕老 师告诉我不要出去，在家等他回来。他出去约摸一个多小时回来 了，带了一个人，年岁和他差不多。吕老师告诉我，这是他的朋友， 跟我们一块走。这个人姓李，对陕南各方面的情况很熟。沿途除吃 住外，他还给了我一些零花钱。

就这样，走了七八天，来到陕南和四川交界的城固、洋县地区。 只听群众纷纷说红军到某地了，快到我们这里来了。土豪劣绅都向 县城跑。

吕老师和姓李的十分高兴，这时告诉我，他们是共产党员。 有关共产党领导红军闹革命的消息，通过地下党的秘密宣传和从 外地回来的学生、商人之口，逐渐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开来。因为身 边有吕老师和他的朋友，我感到心里非常踏实。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 中的广大人民以盼翻身、盼解放的急切心情，日夜盼望红军早日到 来，帮助人们跳出这无边的苦海。当时的川北，真像到处堆满了干 柴，革命烈火就要燃烧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在四川有着长期的工作基础。

在川东地区，1925 年就成立了宣汉共产主义小组。

1926年底，达县成立了“中山青年 团”。

1927年秋到1928年春，达县、宣汉、梁平先后建立了党的特 别支部，领导人民向军阀、地主阶级进行英勇的斗争。

1929年4月 27日，共产党员王维舟、李家俊等在万源、宣汉两县边界组成川东 游击军第一路军，举行了武装起义。

1932年11月，阆中、南部县党 组织领导了两万多农民起义，并组成了数百人的红色游击队。在川 西和川南，党也领导过多次起义。

这些武装斗争虽然多数遭到失 败，但在群众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吕老师把我的情况告诉了姓李的同志，说我家很穷，父亲是工 人，我对地主斗争很勇敢。他们同我谈话，介绍我加入共产主义青 年团，随后举行了入团宣誓。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门窗被紧紧地关上。

我虽然不懂得宣誓的深刻意义，但我却有一种预感，觉得这 是神圣庄严的，它必将改变我的一生，让我从此走上一条光明道 路。这条道路，是我的父亲、爷爷、祖祖辈辈人从没走过的道路，是 激励人鼓舞人向上的康庄大道。我激动的热血沸腾，跟着吕老师举 起了拳头，压低声音诵读了那永远激动人心的誓词。

庄严宣誓后，吕老师郑重地告诉我，从现在起你就是共产主义 青年团的团员了，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你要永远忠实于共产主 义理想，努力学习，奋勇斗争，革命到底。

他们两人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党组织派人把我们三人送到 了红四方面军第10师政治部。

第10师政治部主任傅钟接见了我 们。吕老师和李同志留在师政治部，我被介绍给10师政治部团委 书记石铁刚。吕老师把我的情况向石书记作了介绍。从此我走进 了光荣的中国工农红军的行列。时间是1932年12月。

初 战

据徐向前元帅回忆，红四方面军进入汉中平原城固地区的时 间是1932年12月11日。由于这一带回旋余地不大，不利于建立 根据地，所以红四方面军起初的决定是南渡汉水，去大巴山北麓的 西乡、镇巴一带立脚。

我参军以后，在团委会跟老同志学习。第四天夜里，部队开始 行动。我跟着团委会的同志到了一条很宽的河边。我问老同志这 是什么河，他们说是汉江。

在茫茫夜色中，汉水滚滚奔流。数九寒 天，江风刺骨。浅滩处结着亮晶晶的冰凌。先头部队徒涉过河，我 们也脱掉裤子，准备过河。石铁刚书记还指定人照顾我。

水深齐腰，寒冷刺骨，但作为一名红军战士，我心里却热乎乎的。过河以后向山边走了大约10里路。快到山边时，我们身后响 起了枪声。部队在原地占领有利地形开始挖工事，我们团委的同志 也帮助部队挖工事。

第一次打仗，看到身边有这么多红军战士，我 心里没有恐惧，反而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劲头。工事还没有挖好，敌 人的进攻就开始了。

待敌人攻到阵地前三四十米远时，我们部队的 机枪、迫击炮一齐向敌人开了火。冲锋号响了，我也跳出战壕跟着 部队冲了出去。不知道害怕，只想着把敌人杀死。我在第一次战斗 中便缴获了两支枪、一把大刀。回来时受到石书记表扬，心里有说 不出的高兴。

1932年12月2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通过两河口，进至苦草 坝、泥溪场。之后全军兵分三路，迅速展开，夺取通江、南江、巴中。

红军进入川北的胜利给当地群众以巨大的鼓舞。整个川北如一堆 干柴，一点就燃。当时通江农民正开展着声势浩大的抗捐斗争， 一 见红军到来，革命情绪更加高涨，杀猪宰羊，赠匾慰劳。

10师团委 书记石铁刚把我介绍给党委书记李伯选同志，说我是共青团员，在 战斗中很勇敢，第一次参战就缴了敌人两枝枪。石书记听说我是沙溪嘴人，对那里熟，让我随李书记到沙溪嘴去开展工作。李伯选书记听了很高兴，欢迎我跟他一起去。

沙溪嘴是通江县一个比较大的村镇。

我们到了沙溪嘴，接连召 开了四五次群众大会，每次都有上千人参加。由于我是当地人，每 次开群众大会，李伯选书记都让我去演讲。演讲前，他写好稿子，先 叫我看看，有不懂的地方便问他，并让我试着演讲几次，这样讲起 来就顺当。

开始我不好意思讲。他说他是外省人，群众听不习惯他 的口音，收效不好。说我是本地人，讲话群众容易懂。我只好执行 李书记的指示，鼓起勇气上台照稿的意思演讲。

待讲到打土豪、分 田地、分粮、反对苛捐杂税时，台下掌声雷动，群众斗争情绪高涨起来。我那时只有十五六岁，热情高，嗓门大，每次讲话一二十分钟。

有时候赶集的人多到上千， 一敲锣全来了。话讲到群众的心坎中， 群众热烈鼓掌。演讲以后写个牌子往那一竖，愿当红军的报名， 一 下子报名的就有几百人。

对参加红军的人审查很严，出身不好的不要，个子矮的不要， 好多人排不上号。有些小孩子就天天跟在我们身后磨。

那段火红的岁月里，仅通江一县先后参加红军的 就有近3万人。

扩 红

红四方面军一进入川北，就积极着手创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1932年12月29日，通江县城解放的第五天，就成立了以旷继勋 为主席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作为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前 当地的最高政权机关。

同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关于土地问 题的布告，提出反对军阀地主豪绅、废除苛捐杂税、没收地主土地 分配给农民、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政治主张，号召群众踊跃参加红 军，开展革命斗争。

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组织都建立起来，乡还成立了独立连，乡政 府也建立起来。各乡选举出席区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召开区苏 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区苏维埃主席委员，我被选为区财政委员、少 年先锋队大队长、区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

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战西征，由于遭到敌人的围追 堵截，到达川北时还剩15000人。他们刚刚站住脚跟，又接连受到 敌人的围攻。敌人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持续 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几乎天天有战斗，仗仗有伤亡。

然而，在川北人民的支持下，红军队伍却在战斗中越打越壮大。从1932年底到 1933年秋，不到一年时间，红军就由4个师迅速扩大为5个军、15 个师，兵力达8万之众!

战斗虽然非常残酷，但广大人民群众参军热情始终十分高涨。 每逢“扩红”任务一下来，地方各级组织立即行动，区、县领导干部 全都出去，搞宣传，作动员，有的还带头参军。群众一听说当红军， 情绪高得很，青壮年争先恐后踊跃报名，父母送子、妻子送郎的事 几乎村村都有，那情景十分感人。

春节前夕，我和红10师的李伯选党委书记一起到沙溪嘴去扩 红。

我们赶到那里，在年关前的最后一个赶场集日召开了群众大 会。会上首先公审、判决了当地两个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宣布没 收他们的土地财产，归穷人所有。这一下大快人心，群众欢呼沸腾 起来。

接着，我们讲形势，讲任务，号召大家参加自己的队伍，保卫 胜利果实。话刚讲完，群众就拥过来，围着我们要求报名当红军。我 们在会场旁边摆一张桌子，竖立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参加红军报 名处”。短短一两个小时，就登记了100多人。

许多人本来只是来 赶场办年货的，一听说当红军，他们连年也不想回去过了，当下就 要跟我们走。于是我们动员他们先回家团圆，过了年再来。其中不 少青年回家放下年货就跑回来，赶到部队过年。

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也鼓动了儿童和妇女。

有些娃娃才十三四岁，就要参军。由于年幼，加上生活贫苦，营 养不良，身体长得又瘦又矮，好多还没枪高。红军不收，他们就想方 设法请求批准。因为我曾经当过少共书记，认得我的小朋友不少。 那些日子，我简直成了“娃娃头”,走到哪里，身后总少不了跟着一 帮子半大小鬼，叽叽喳喳嚷着，又缠又磨，让我替他们说情，能够参 军。

至于女同志们当红军的事例就更多了。四川的妇女非常能干， 那时不少男人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丧失了劳动能力，养家糊口的 重担都落在了妇女的肩上。

妇女们从洗衣、做饭、挑水、劈柴、喂猪、 放牛，到推磨、碾米、种田、背背篓，样样活都干。妇女们因为受的压 迫最深，所以对翻身解放的要求也更为迫切。她们冲破各方面的阻 拦，毅然决然地跳出家庭圈子，踊跃参军。

于是，当时的川北涌现出 了大批“花木兰”、“娘子军”。如董老(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同志就 是其中的一个。她当过县妇女部长。参加红军后打仗很勇敢，有好 几次为了掩护伤病员，她带人断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还有像谢 觉哉老人的夫人王定国及萧成英等同志，都是当年的“娘子军”。

许 多女同志参军后在宣传鼓动、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后勤保障等各 条战线上工作和战斗。红四方面军总部还成立了“妇女独立团”、 “妇女工兵营”。成千上万的红色娘子军在革命战争中做出了很大 的贡献。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好的群众工作基础，我们的红军队伍才有 了一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强大后备军。

那时候，地方党组织和 苏维埃政府往往是成连、成营地把新兵送到部队，甚至一个区一次 就有上千人参军，几乎每个地区每次扩红任务都是提前超额完成 的。

每当新兵入伍时，当地苏维埃政府就为这些同志佩戴上大红 花，道路两旁簇拥着欢送的人群，敲锣打鼓，吹着喇叭，一送就是好 几里远。

就这样，人民群众满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把自己的优秀 儿女一批又一批地送到红军队伍里，送上杀敌前线。通江县当时不 过30万人口，在两年多时间内先后参军的就有三四万人。

这些同 志当中，大多数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了。他们有的默默地躺在了长 征路上；有的则是在西路军的悲壮历程中，将最后一滴鲜血洒在了 祖国西北边陲；有的则全家都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

在轰轰烈烈的扩红工作中，李书记表扬我工作积极，很勇敢， 不怕苦，不怕艰险。

县委书记艾明德听了李书记对我的评价，要调我到通江县共产主义青年团去工作。当时李书记不同意放我走。艾 书记就说，我也是从军队调到地方工作的，现在地方革命形势发展 很快，需要大批强有力的干部，坚持让我到地方开展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