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爱国必须善待自己的人民

引言：“深度X”从开始背诵历史朝代歌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纳闷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上会有这么多朝代，难道就不能少点吗？

一、问题的提出：为什么今天还要重新谈“爱国”

当下，人们口中“爱国”二字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却又越来越空泛。有时，它被简化成对外的情绪宣泄：一提爱国，就是对外强硬、对外愤怒；有时，它被简化成对内的单向要求：多忍耐、多奉献、少计较个人权益；还有时，它甚至被某些人当成遮羞布，以“国家利益”“大局”为名，合理化对普通人的忽视甚至粗暴对待。

但如果把“国家”拆开来看，它不是抽象的地图，不是一串GDP数字，不是一座座高楼，而是千千万万活生生的人——农民、工人、教师、医生、司机、程序员、外卖员、环卫工、企业家、科研人员、老人、孩子……没有这些具体的人，就没有所谓“国家”。

这一点，在古今中外最优秀的思想家那里，是冷冰冰的常识：西方政治哲学家会说，国家的正当性来自人民的同意；中国古代儒者会说，“民为邦本”；马克思会说，人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现代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一再提醒我们：任何伟大叙事，如果踩在大多数普通人的苦难之上，最终都会崩塌。

因此，真正严肃地谈“爱国”，其逻辑起点只有一个：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善待自己的人民，那么它值得被怎样爱？一个人，如果连身边的同胞、同事、亲人都不愿善待，口口声声“爱国”，又到底是在爱什么？

本文尝试整合古今中外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人类学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的洞见，从多个维度冷静地论证一个命题：

真正的爱国，必须体现在对本国人民的切实善待之中；没有这一点，任何“爱国”都只是空洞口号甚至危险幻觉。

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会重点讨论三个具体场景：

社会如何善待弱势群体，单位领导如何善待职工，家庭成员如何善待亲人；并以历史与现实中的典型案例加以支撑，使问题落地，而不是停留在抽象道德说教层面。

二、观念基础：从“国家是什么”说起

要论证“爱国必须善待自己的人民”，首先要搞清楚两个问题：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爱国”？

1、国家的“载体”：土地还是人？

很多人潜意识里把国家等同于“疆域”“政权”“符号”。地图上的边界、首都的天际线、阅兵式上的队列，更容易激发情绪。但冷静一点，从政治哲学和历史的角度看，国家至少包括三层：

第一，土地和主权空间；

第二，一整套制度和权力结构；

第三，生活在其上的人民。

如果只剩土地而无人居住，那叫荒地，不叫国家；如果有土地和政权机器，却失去民心，随时可能改旗易帜。司马迁、修昔底德、汤因比这些历史学家反复表明：真正决定王朝与政体命运的，是第三层——人民的状态与态度。土地可以被占领，政权可以更迭，但人民才是国家长期延续的真正“载体”。

2、“爱国”的对象到底是谁？

古代士大夫谈“爱国”，更多是“忠君”“守土”。西方早期也常把爱国等同于效忠君主或城邦。但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尤其是启蒙运动之后，“国家”的对象慢慢从君主和统治集团，转变为由公民构成的共同体。

卢梭提出“公意”，将国家理解为公民集体意志的体现；林肯在演说中说，“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中国近代思想家则提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些思想虽立场各异，却在一点上趋同：国家的正当性来自人民，国家的价值也应回到人民。

因此，所谓“爱国”，如果抽象成“爱某个符号”“爱某个政权”，而与“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脱节，就产生了逻辑断裂：你可以为了某个抽象的“国家利益”牺牲一批批具体的人，甚至习惯性地忽视普通人的感受。这种爱的对象，其实不是人民，而是某种超越人民、凌驾人民之上的“偶像”。

3、 谁是“人民”？不是抽象名词，而是一个个脆弱的个体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不断提醒我们：所谓“人民”“社会”“群体”，都只是抽象名词。真正存在的，是一个个有喜怒哀乐、会生老病死的人。

你说“要为国家牺牲一代人”，这句话听起来宏大，但如果具体到一个家庭，就是一位母亲晚年孤独，一个孩子失去父亲，一个恋人白发人送黑发人。一切宏大叙事，如果不能诚实面对这些具体后果，都是对现实的美化和遮蔽。

爱国，归根结底是对“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但共同体不是石头，不是旗帜，而是活生生的人。于是有了一个简单却极其严厉的推论：

如果一个人对同胞冷漠，对弱势者残酷，对下属苛刻，对亲人刻薄，却在旗帜和口号面前热泪盈眶，他爱的不是“国”，而是某种自我想象中的宏大幻象。

爱具体的人，才有资格谈爱那个由这些人共同构成的“国家”。

三、思想传统中的汇流：从“民本”到“人是目的”

纵观古今中外顶尖思想传统，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那些真正深刻的理论，早已从不同方向得出相似的结论——权力应当为人服务，国家必须善待其成员，尤其是普通人和弱者。

（一）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

孔子很少直接谈“国家”，却频繁谈“仁”。“仁者爱人”，是儒家政治哲学的起点。孟子进一步将“仁”推演到执政者身上，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封建王朝结构中提出了近乎“反直觉”的价值排序：人民高于社稷，社稷高于君主。这其实就是在强调：国家的存在，是为了让人民有饭吃、有尊严，而不是反过来让人民成为一小撮人权力的燃料。

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句话极冷静：水不爱舟，也不恨舟，只是根据舟是否压得太狠、是否伤害河床，来决定是继续托举还是一把掀翻。人民对国家也是如此。善待人民，水就托着舟前行；长期压榨、侮辱人民，翻船只是时间问题。

到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他们在王朝末路的惨烈现实中得出更深刻的结论：历代制度的最大弊端，是把天下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非众人之公器。因此，真正的“新政”，必须重新确立“天下为公”的原则，把人民从被统治对象提升为“天下之主”。

民本思想并不等于今天意义上的民主制度，但在价值上已经为“爱国必先爱民”“国家必须善待人民”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西方的社会契约与“人是目的”

从霍布斯开始，西方政治哲学尝试用“契约”解释国家的起源：人在自然状态中彼此威胁，于是把部分自由交出去，组建一个有权威的国家，换取安全。洛克、卢梭等人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接近现代的理论：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一旦政府系统性地侵犯这些权利，人民就有权改变甚至推翻它。

如果说社会契约理论提供了政治上的“人民至上”，那么康德则在道德哲学层面给出了更高要求：人永远是目的，而不是纯粹的手段。无论是领导人、官员，还是任何组织，只要把人当成消耗品、工具、筹码，而不是尊严的承载者，就违背了最基本的理性道德律。

这句话若应用在爱国主义上，就非常直接：真正的爱国，不允许把自家人民当成可以随意牺牲的“资源”；所谓“国家利益”，不能建立在大规模践踏本国公民尊严与基本权利之上。一旦如此，守护的就不再是“共和国”，而是一台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冷酷机器。

（三） 马克思主义与“人的解放”

马克思既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者，也是深刻的人本主义者。他关心的不是抽象的“国家”，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劳动者：工人在机器面前被异化，人被迫出卖劳动力，成为资本积累的燃料。他批判一切把人当成手段的制度，同时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马克思主义逻辑中，真正的“国家好”，不等于“钢产量世界第一”“GDP高歌猛进”，而是劳动者的地位不断提升，剥削和压迫不断减少，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改善。如果一个政权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却在现实中放任或制造对普通人的系统性压迫，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看，它实际上是在背叛自己的旗帜。

（四） 不同传统的交汇

民本思想、社会契约、人是目的、人的解放，看似来自不同文明，却在深处汇合：

1、 国家不是为了某个王朝、某个阶层、某个利益集团，而是为了其中的大多数人；

2、 人不能被当作纯工具，哪怕打着“历史”“国家”的旗号；

3、 真正好的制度，必须保障普通人基本尊严和合理福祉，尤其要对容易被忽视的弱者给出保护。

从这些思想出发，“真正的爱国必须善待自己的人民”，已经不只是情绪性判断，而是穿过几千年思想史后留存下来的硬逻辑。

四、历史的明镜：善待与虐待人民，走向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

思想若不经历史检验，只是书斋里的自我欣赏。我们来看几个典型场景，看看“善待人民”与“虐待人民”在现实中是如何改写国家命运的。

1、 善待人民的时代：持久的稳定与内在的自信

汉文景之治，是中国古代最典型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前面战乱连年，人口锐减，国家几近耗空。文帝、景帝没有急着炫耀武功，而是先去减税、减刑、减少徭役，有意识地把空间留给百姓恢复生产。结果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间自发形成秩序和礼仪。国家财政也随之转好，等到汉武帝时代，才有余力向外拓展势力。若无前期长期的“善待”，后期的强盛不过是泡沫。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也类似。他在玄武门事件中杀兄弟夺位，本身并非道德完人，但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意识到：如果继续用权谋对内、只顾一己，国家很快会陷入恶性内耗。于是他虚心纳谏，“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他重视减轻赋役，重视吏治清明，重视与民生相关的水利、农桑，让天下百姓在长期战乱后第一次感到“能喘口气”。这才有了“贞观之治”的稳定基础。

近代的罗斯福新政也是如此。当大萧条来临，传统观念主张“让市场自己调节”，任由失业大潮冲垮底层。罗斯福强行改变规则：用国家财政去托底穷人，给失业者提供以工代赈项目，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学家可能争论其效率，但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看，这套“善待普通人，尤其是被市场抛弃的人”的措施，重建了普通人对国家与制度的信任，避免美国走向极端主义和大规模社会崩溃。美国后来在二战中能以高昂士气参战，与其国内大多数人虽不富裕但有基本安全感密切相关。

还有战后西欧的福利国家。从表面看，福利国家“养懒人”“拖累效率”，但长期看，它有效缓冲了经济波动对普通人的冲击，减少了极端政治和暴力革命的土壤，使国家在几十年里维持了相对高水平的稳定和公民认同。

中国精准扶贫实践——靶向性的正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但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自2013年起，中国实施了史上规模最大的精准扶贫战略。这不仅仅是给钱给物，而是通过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发展产业、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等多管齐下。到2020年底，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过程，正是“善待人民”原则在国家治理层面的深刻体现。它试图弥补市场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短板”，确保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最边缘、最困难的群体，从而增强整个国家的内在韧性和社会公正。这是现代版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是“民本”思想在新时代的实践。

中国抗疫中的民生优先。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初期，中国政府提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抗疫理念，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尽管这一策略在短期内对经济造成一定冲击，但从长期看，它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与支持，为经济复苏奠定了社会基础。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评价：“中国的抗疫模式为全球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一案例表明，当国家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时，不仅能有效应对危机，还能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与软实力。

这些例子说明，当一个国家的决策核心真正把“善待人民”当作底线甚至目标时，得到的不仅是“道德加分”，更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能力。

2、 虐待人民的时代：看似强盛，实则脆弱

秦朝统一六国，在军事和工程上的成就耀眼：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修驰道、建宫殿、修长城。但司马迁写《史记》时，笔触极为冷峻：巨大的统一工程，背后是无数农民被强征劳役、被重刑威慑的现实。“赭衣塞路，囚徒满途”，百姓心中积累的不是感恩，而是怨恨。陈胜吴广起事时不过是几百人，口号却能迅速点燃各地反抗。“天下苦秦久矣”不是一句文学修辞，而是对一个系统性虐待人民的政权的集体审判。秦的军队并没突然变弱，长城也没坍塌，但失去民心后，天下对抗它的，不再是六国残余，而是亿万被压榨的农民。结果是二世而亡。

隋炀帝的故事也相似：大运河、三征高句丽，从工程和军事角度看都雄心勃勃，但对普通人来说，意味着无穷无尽的徭役、税收和白白送死。史书说运河两岸“丁男尽死”，百姓连给死人收尸的力气都没了。于是各地起义接连不断，隋朝迅速覆灭。宏大功业，在苦不堪言的民生痛感面前，不值一提。

再看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凡尔赛宫辉煌至极，王后穿衣豪奢到“一个早晨换三套礼服”的程度，而同一时期的农民在歉收年份面临饥荒。税收制度极不公平：教士和贵族几乎免税，最贫穷的第三等级负担最重。人民并不抽象地“恨国家”，他们恨的是那套只服务少数特权阶层、对多数人冷漠无情的制度。最后爆发革命时，王权不再有任何道德威信，大量士兵宁愿倒戈，也不愿为这样一个“虐民政权”死战。

近代还有更极端的例子——纳粹德国。一开始，希特勒确实通过“工作计划”“高速公路”等工程在短期内缓解了失业问题，让许多底层感到“被看见”“被重视”。但这种“善待”被限定在种族主义边界之内：内部某些人被视为“劣等”，外部他国人民更可以被毫无顾忌地屠戮。最终，战争和屠杀的成本由谁来承担？由普通德国人来承担：城市被炸成废墟，数百万青年死于前线，被洗脑的少年最后在废墟中醒来，发现所谓的“伟大德意志帝国”，不过是一场建立在他国与本国人民尸骨上的恶梦。

苏联的崩溃让许多人意外，但从“善待人民”角度分析，其失败是必然的。这个拥有世界最大核武库、最高领土扩张成就的国家，最终因内部溃烂而瓦解。

经济上，计划经济虽然在短期内实现了重工业的飞跃，但长期的消费品短缺、质量低劣，使得人民基本生活需求长期无法满足。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中分析，苏联的计划经济本质是 “攫取型制度”，权力精英通过控制资源分配获利，而普通劳动者缺乏激励，生产率低下。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记载，他到农村考察，发现农民在集体农庄消极怠工，宁可守着自留地精耕细作。这种“公地悲剧”是集体所有制下激励失灵的典型。

政治上，虽然宪法规定了人民的各种权利，但缺乏实现这些权利的程序性保障。异议者被送入精神病院或古拉格，言论自由形同虚设。这种压制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信息失真。自下而上的信息渠道被堵塞，决策层无法获得真实的民情，导致政策连续失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处理，初期因掩盖真相而延误疏散，极大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社会上，特权阶层的腐化触目惊心。莫斯科特殊商店里供应进口奢侈品，而普通市民在寒冬排长队购买土豆。这种系统性不公摧毁了人民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念。当戈尔巴乔夫试图改革时，已无人愿为这个政权辩护。

1991年8月，政变部队开进莫斯科，但士兵们拒绝向市民开枪，因为他们“不知为何而战”。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演讲，市民自发筑起街垒。这一历史时刻，是“善待人民”问题的终极审判：一个不能善待人民的超级大国，其军队与人民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抛弃它。

历史的结论冷酷而简单：

一个以善待人民为原则的国家，哪怕发展速度不那么耀眼，往往更稳定、更有持续性；

一个长期以牺牲、压迫、忽视本国人民为代价来追求“伟大”的国家，哪怕一时强盛，最终必以某种惨烈方式偿还。

五、生物学与人类学视角：善待同胞是“硬逻辑”，不是“好心肠”

如果说思想和历史还可以被某些人视为“软东西”，那么来自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则提供了另一种冷峻支撑：一个群体内部如何对待自己的成员，不只是“道德选择”，更关乎群体能否长期在竞争中站稳脚跟。

1、 人类是高度合作的动物

达尔文指出，自然选择不只作用在个体层面，还会在群体之间发挥作用。一个更能在内部协作、彼此信任的群体，更容易在生存竞争中胜出。人类之所以能从弱小的灵长类变成地球上最有影响力的物种，靠的不是獠牙利爪，而是复杂协作能力：分工、互助、语言、信任、长期记忆、惩罚背叛。

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等人指出，人类同时具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哪一面被制度放大，取决于环境设计。如果一个社会长期鼓励“踩着别人往上爬”“赢者通吃”，缺乏对弱者的基本保障，人人被逼成防御过度的个体，那么合作成本会越来越高，经济学上叫“交易成本飙升”，简单说就是：谁也不信谁，处处要防人，连最基础的协作都异常艰难。

而一个社会如果能够制度性地善待成员，尤其是那些暂时弱小的人：生病不会被抛弃、失业不会被当成废物、年老不会被集体遗忘，那么这个社会中的个体更容易相信“别人不会轻易害我”，从而放心把精力用在专业工作、创新创造上，而不是每天算计“如何自保”。从生物学视角看，这种“善待”极具竞争力，是集体智慧的一种表现。

2、 人类学中的“互惠”“面子”和“耻感”

人类学家在不同部落、不同文化中都发现类似现象：凡是长期稳定的群体，都有一套“照顾弱者”的规范。比如对老人、孤儿、患病者有特别照料，即便是在资源匮乏的部落社会。这并非出于浪漫的“人性善良”，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现实感：今天的强者，明天可能变弱；今天被帮助的人，明天可能成为帮助别人的人。互惠是长期博弈下最优策略。

心理学和社会学还发现，人类有强烈的“羞耻感”和“面子感”。一个社会如果频繁出现“穷人被当众羞辱”“弱者得不到基本尊重”，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耻感会麻木，人们习惯于以强凌弱、见风使舵，不再对不公愤怒。这样的社会，在外部冲突和内部危机面前，很难形成真正的团结，因为绝大多数人潜意识里知道：“风向一变，随时可以拿我当牺牲品。”

3、 “善待人民”是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

从生物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共同视角看，一个国家若想在长期竞争中具备持续性优势，必须具备几种能力：形成广泛信任、保持基本公平、治理中有自我纠错机制。这三者，都与“善待自己的人民”息息相关。

换句话说，善待人民不只是“做好事”，而是一种关乎国家存续与竞争力的“硬策略”。

六、社会层面：善待弱势群体，是国家文明的最低底线

讲完宏观逻辑，我们落到第一个具体场景：社会怎样对待弱势群体，最能看出一个国家真实的文明程度，也最能检验“爱国”是不是有温度。

1、谁是弱势群体？

弱势不只是收入少。社会学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包括但不限于：

老人：特别是独居老人、失能老人、养老保障不足者；

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家庭暴力受害者；

残障人士：身体残障、智力障碍、精神疾病患者；

长期失业者、产业被淘汰者：传统工厂工人、资源枯竭地区居民；

新市民群体：农民工、外来务工者、外卖骑手、快递员等；

性别、身份上的弱势者：单亲母亲、被性别偏见限制的发展者。

这些人共同特点是：话语权小、社会资源少、容易被制度缝隙“漏掉”。

2、 对弱者的态度，暴露一个社会的真相

法国作家雨果在小说中塑造了许多边缘人物：流浪汉、妓女、失业者、囚犯。他不是为了煽情，而是想说：弱者是社会的“良心测试仪”。一个社会普遍对弱者冷漠甚至残忍，说明它在制度与文化上都允许“强者无底线”。

现实中，若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画面：

老人排长队只为领几块钱补贴，被伤害却求助无门；

留守儿童在山村里成长，父母常年在外，教育与心理支持都极其匮乏；

残障者因为路面无坡道、电梯无无障碍设计，被迫“困在家里”；

失业者在一次次碰壁后，被连环羞辱成“你不够努力”。

那无论这个国家的高楼多高、数据多好看，其内部文明程度都要打问号。

3、 典型案例：有光亮，也有阴影

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通过社会保障体系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善待：

例如战后北欧，通过高税收建立覆盖全民的养老、医疗、教育体系，让每个人在遇到疾病、失业、年老时不至于彻底绝望。这种制度有争议，但它从根本上降低了“掉入深渊”的恐惧感，使社会信任水平极高。

在我们自己的现实中，也有非常值得一书的实践：

比如持续多年的精准扶贫，把最边远、最贫困地区的人口纳入视野，不只给钱，而是通过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持等手段让他们真正有能力站起来；

又比如各地越来越重视残障人士的公共无障碍设施建设、出台相关法律保障他们的受教育与就业权。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阴影：

某些地方的福利政策在现实执行中被异化成“面子工程”，真正困难的人仍然拿不到应得的帮助；

个别城市在进行“城市形象提升”时，把流浪者“驱走”，却没有提供实质性救助；

在一些网络舆论中，弱者遭遇不公时还会被责怪为“活该”“谁叫你没本事”。

这些矛盾表明，“善待弱势群体”在制度与文化层面都还远未完成。真正的爱国者，在面对这种现实时，应该既看到成绩，也不能对此麻木，更不能反过来指责弱者“拖后腿”。

4、 为什么对弱者好，也是对国家好

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负外部性”：当一个人或企业把成本转嫁给别人时，整个社会会付出更大代价。贫困、失学、严重不公平，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负外部性”。一个留守儿童，教育和关怀严重缺失，长大后更容易陷入失业、犯罪、心理问题；一个长期失业者，如果被彻底抛弃，可能被极端势力利用，产生安全风险。

反之，对弱者的适当托底，是对社会整体做“风险投资”。让每个孩子有基本教育，让每位老人有基本养老，让每个残障者有基本参与社会的机会，这些投入看似花钱，实则在悄然增加国家的长期稳定性和创造力。

一个对弱者残酷的国家，注定生活在隐性炸药包之上；

一个对弱者有底线善待的国家，才可能获得真正的长治久安。

七、单位与组织层面：领导善待职工，是现代爱国主义的职场形态

“国家”“社会”听上去很大，其实在绝大多数成年人那里，最直接的生活世界是“单位”：工厂、公司、机关、学校、医院……一个人每天醒来，花八到十个小时在单位，单位的氛围、制度和领导风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直观感受。

1、组织是“缩微国家”

社会学家韦伯研究官僚体制时指出，一个组织如何用权、如何奖惩、如何制定规则，其实就是在演练一套“微型政治结构”。

如果一个单位里，上级习惯把下属当成可随时替换的螺丝钉，动辄辱骂、PUA、过度加班不付加班费，升迁靠拍马屁而不是靠业绩，那这个单位就是一个“微小暴政”；

如果一个单位里，基本薪酬公平透明，评价体系尽量比较公开，领导能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拿员工当出气筒，愿意在制度范围内尽力帮扶有困难的员工，那这个单位就是一个“微型善治共同体”。

一个国家里，充满前一种单位的人多了，大家对于“权力”“制度”的印象自然是负面的；

相反，如果大量组织都能在其能力范围内善待员工，国家形象在公民心中就自然是可亲和可信赖的。

2、 善待职工的三大核心：尊重、公平、安全感

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需求层次理论：人在能够安身立命之前，很难谈自我实现。在职场环境中，善待职工至少包括三层：

第一层，基本生存与安全：

合理的工资，匹配劳动强度的休息时间，不搞违法加班，不用“随时可以裁掉你”的威胁把人逼到绝望边缘。

第二层，尊重和公平：

不随意羞辱员工，尤其是在公共场合；

不把人当纯工具，根据“是否听话”而非“是否专业”来评判；

对于相近贡献者给予大致相近的回报，不搞明显偏心，至少在程序上尽可能透明。

第三层，成长与参与感：

提供必要的培训机会，让人感觉不是被用完就丢，而是能在这里成长；

在重要决策特别是与员工利益相关的决策中，给予一定的知情权与表达渠道。

这些看起来很“软”很“理想主义”，但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的研究一再说明：真正高绩效的组织，往往恰恰是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好，而不是靠压榨和恐吓在支撑。

3、 反例：996文化与职场PUA的真实代价

近年来某些地方流行“996”“007”式加班文化，甚至有人把它包装成“奋斗精神”“狼性文化”。于是一部分领导热衷于用“你不够拼”“你不够忠诚”来道德绑架员工。

问题在于：

第一，从劳动法角度看，这种常态化的超时工作本身就接近违法；

第二，从经济学角度看，长期超负荷的劳动会迅速消耗人的身心健康，带来大量隐性成本（医疗、离职、错误决策）；

第三，从社会学角度看，在“随时可以被替代”的氛围下，员工不会把自己视为组织一员，而是“过路打工者”，不会有真正的责任感和认同感。

表面上看，公司似乎多了很多“无私奉献”的工时，实际上，创造力、忠诚度、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都在被一点点磨损。

职场PUA则更直接地制造心理创伤：通过贬低、否定、操控评价体系，让员工怀疑自我价值，最终达到“便于控制”的目的。这种手段，不仅摧毁个体，也极大损害整个社会对“权力”的信任。被这样对待过的人，很难再对“领导”“上级”产生正面的联想，更谈不上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

从“爱国”的角度看，一个到处充斥着压迫与屈辱体验的职场世界，很难孕育出真正健康的爱国情感；反而会滋生犬儒、冷漠、报复心理。

4、正例：善待职工的组织，更有竞争力

我们也有大量反例的反例——那些善待职工却依然高效竞争的组织：

一些优秀企业给员工提供弹性工作制、心理健康支持、子女教育援助，哪怕短期成本提高，却换来了长期忠诚与高度的内在驱动力；

一些单位在裁员、转型时，努力做到提前告知、提供再就业培训和合理补偿，而不是突然“卸磨杀驴”，因此在行业中口碑反而更好，遇到困难时也更容易得到理解和支持。

这些都是现代意义上的“爱国实践”：领导者善待职工，不只是做好一个老板，更是在为整个国家积累信任资本。

八、家庭与亲情层面：善待亲人，是一个人爱国能力的起点

很多古代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提出同一条路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他们看来，一个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能善待的人，就算口中有再多“天下苍生”，也很难在真正的公共事务中做到不自私、不残酷。

1、 家庭是人学会“如何对待他人”的第一课堂

儿童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的基本信任感、同理心、对权威的理解，大多在家庭中形成。

如果他从小看到的是：

父母彼此尊重，遇到冲突会沟通而不是动手，长辈尊重孩子的感受，允许他表达不满；

家里在面对老人、困难亲戚时，虽不富裕但尽量伸出援手，以“我们是一家人”为前提。

那么他成年后，更可能相信“人与人之间可以讲理，可以互相尊重”，进而在社会中愿意承担责任，愿意为更大的共同体付出。

反之，如果他从小看到的是：

父母经常互相辱骂甚至暴力相向；

家里对老人冷漠推诿，只顾自己的“小家”；

在孩子犯错时不是耐心解释，而是以羞辱、恐吓为主。

那么他成年后，要么复制这种相处模式，要么极度缺乏安全感，难以信任他人。这样的人，即便某天被“爱国口号”煽动，也很难在具体行动中真诚地善待同胞。

2、 善待亲人不是“矫情”，是现代社会的硬功夫

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中，善待亲人其实并不容易。下班后筋疲力尽，很容易把情绪发泄在最亲近的人身上；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一点点利益分配、不公平感，都可能在家庭中转化为争吵。

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一个人在家庭中如何对待亲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在公共领域会如何对待同胞。

善待亲人，至少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承认他们的主体性

把配偶当搭档，而不是附属；

把孩子当正在成长的人，而不是出气筒或炫耀资本；

把老人当仍有尊严和感情需求的人，而不是“负担”。

第二，在能力范围内尽到责任

既不过度承诺，也不冷漠推卸；

该陪伴的时候陪伴，该承担时承担。

第三，在冲突时不把人“推到敌对一边”

学会表达不满而不做人格羞辱；

学会反思自己，而不是只想“赢吵架”。

这些听起来像情感课，却与“爱国”有内在关联：一个在最小共同体中学会善待他人的人，在面对陌生同胞和整个国家时，更有能力做到“既有理性判断，又有温度”。

3、 家庭善待亲人，对国家意味着什么

从宏观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暴力的泛滥，会制造大批心理受伤的人，他们更容易走向极端、自毁甚至暴力；

代际冷漠、亲情断裂，会让人对“共同体”这个概念本能冷感，觉得“只要自己活下去就好”。

而一个普遍重视亲情、愿意为亲人付出的社会，在面对外部风险（灾害、战争、疫情）时，更容易形成互助网络，更容易在动荡中保持基本秩序。这种从家庭延伸到社会的“温暖力量”，其实也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

九、观念澄清：几种常见误解必须拆掉

围绕“爱国”“善待人民”，现实中有几种很有迷惑性但危险的观念，需要冷静拆解。

1、 把“爱国”简化为对外强硬

有的人一提爱国，就想到“对外强硬”“绝不认怂”。对外强硬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国家对外极端强硬，同时对内长期忽视、压抑普通人的合理诉求，这种“爱国”最终会变成一场对外的表演，对内的麻醉。

真正的爱国，是对内有勇气面对问题，对民众有诚意改善生活；对外则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不轻易以人民生命和福祉进行冒险赌博。

2、 把“爱国”简化为“无条件服从”

有些人认为，爱国就是“不问为什么，只要执行命令”，任何质疑都是“不爱国”。这种观念在高度危机时刻或许有某种必要性，但如果被当成年复一年的常态，就会制造一个没有纠错机制、没有自省能力的系统。

历史表明，一切真正成熟的国家，都要容纳批评。批评不是为了拆台，而是为了让系统避免做出更大错误。把“批评国家的问题”视为“背叛国家”，其实是把国家想得太脆弱——仿佛它承受不了一点反思。

3、把“善待人民”误解成“溺爱”和“平均主义”

也有人担心，“善待人民”会走向“养懒人”“人人不需要努力”。

但善待并不等于放弃原则，更不等于结果绝对平均。它的核心是：在基本生存和尊严层面托底，在机会层面尽量公平，在结果层面该奖励奖励、该淘汰淘汰。

换句话说，善待人民不是“让所有人躺平”，而是保证：

第一，没人会因为一两次失败被彻底扔进绝境；

第二，向上流动通道不被少数人垄断；

第三，强者获得回报的同时，也承担更多责任。

4、把“对个人好的制度”误认为“对国家不利”

还有一种误解：觉得给普通人太多保障、太多权利，会让国家“失去竞争力”。

但从长期看，剥夺普通人的安全感，只会促使他们变得短视：能多挣一点就赶紧赚，不敢冒险创新，不愿投入长期事业，普遍缺乏信任与责任感。

真正有竞争力的国家，往往是那些既能激励个人追求卓越，又能保障基本权利和尊严不被踩踏的国家。

十、实践路径：怎样把“善待人民”落在现实的地面上

如果“真正的爱国必须善待自己的人民”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操作性原则，那么在不同角色上，可以落地为不同的行动方向。

1、对掌握公共权力的人

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决策者，还是地方干部，都需要在三个问题上保持清醒：

第一，每一项政策的“最后承受者”是谁？

是大企业、少数资本，还是广大普通人？

如果是后者，就必须格外谨慎设计，避免让他们在短期内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

第二，这项政策对最弱势的人意味着什么？

会不会让最没有声音的人更难生存？

有没有配套措施去照顾他们？

第三，当政策效果与初衷不符时，能否及时修正？

承认错误不丢脸，死扛到底才是真正的危险。

2、 对社会中相对强势的群体

企业家、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城市中产，都在各自领域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他们的责任也不仅是“顾好自己的小日子”，而是：

在有能力的时候，多为弱势群体发声，支持那些真正改善底层状况的制度安排；

在经营和职业选择中，尽量避免把成本一股脑压到最没有谈判能力的人身上；

在公共讨论中，少一点高高在上的鄙夷，多一点平视和理解。

3、 对普通人自己

普通人也不是“被动受害者”。很多时候，一个社会的温度，来自无数普通人的小小选择：

在网络上，遇到弱者遭遇时，是冷嘲热讽，还是尽量给出一点善意理解？

在工作中，是习惯向下欺压（“我吃过的苦，也要你吃一遍”），还是愿意打破“我苦就要别人更苦”的恶性循环？

在家庭里，是把压力全部发泄在亲人身上，还是努力寻找更健康的消化方式？

这些看似毫无“宏大叙事”的细节，汇聚起来，就是一个国家真正的社会心理结构。而爱国，说到底也是社会心理结构的一部分。

十一、从个人命运到民族前途：“深度X”综合判断

如果综合哲学、历史、生物学、社会学、文学与军事思想的视角，冷静拉远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命运，可以得到一个不那么激情、却更接近真相的判断：

1、一个国家的硬实力（经济、科技、军力）固然重要，但它们若脱离了人民的广泛福祉，只会变成少数人可以炫耀的数字。

2、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文化、价值观）决定它是否能在危机中维持内部凝聚力，而这又取决于：绝大多数人，尤其是普通人和弱者，是否真切感到“这个国家没有放弃我”。

3、 军事家孙子说，“上下同欲者胜”。所谓“同欲”，不只是“对外一致”，更是“对内有基本信任”：前线士兵相信后方不会背弃自己；普通公民相信国家不会随意牺牲他们的利益去迁就少数人。这种信任，无法靠宣传制造，只能靠长期、一贯的“善待”积累。

4、 从文学与历史的角度看，那些令后人真正感到敬佩的国家时刻，并不是“攻城略地”的瞬间，而是在危难中保护弱者、在胜利后克制报复、在强大时仍然节制权力的那些选择。这些选择背后的底层价值，就是“把人当人对待”。

因此，一种更深层次、也更冷静的爱国主义，是这样一种态度：

愿意为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而付出努力；

在赞美成就时，不忘提醒那些被遮蔽的角落；

在面对同胞时，不轻易把他们当成“可以牺牲的棋子”，而是当成与自己同样脆弱、同样值得被善待的人。

十二、“深度X”小结：冷静而温暖的爱国主义

当我们说“真正的爱国必须善待自己的人民”，这句话并不是为了制造道德优越感，更不是为了指责谁“没有资格爱国”，而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

如果爱国只剩口号，只剩对外的愤怒，而看不到身边同胞的艰难，那么这种爱，很容易滑向盲目，甚至被人利用；

如果爱国包括对国家现实的诚实凝视，包括对弱者境遇的真切关切，包括在自己的岗位上、自己的家庭里、自己的单位里做一点点“善待他人”的努力，那么这种爱才有可能既深刻又长久。

真正强大的国家，不是让人民习惯于被牺牲，而是让人民愿意相信：即便不能事事如意，至少在重大抉择面前，这个共同体不会轻轻松松把他们当成可以丢弃的筹码。

真正成熟的爱国者，不是那个喊口号最响、情绪最激烈的人，而是那个在面对具体的人时，哪怕对方卑微、失意、甚至有缺点，也仍然愿意承认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愿意为他争取基本尊严和应有的善待。

当一个社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人，当“善待自己的人民”逐渐变成多数人默认的底线和自觉，爱国才不再只是动员口令，而是内心深处的一种稳固信念：

我愿意与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站在一起，

也相信这片土地和上面的人，不会轻易抛弃我。

那时，“爱国”二字，才真正沉甸甸地落在了每一个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