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本”到“人本”再异化为“物本”：人类价值取向的曲折之路

楼宇烈教授说：“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中国的人文信仰》，楼宇烈）

“以人为本”是一个很时髦的词汇，也被很多企业引以为核心价值观。但“以人为本”的概念并非舶来品，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已有之的词汇。

“以人为本”最早典出《管子·霸言》，其中说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二是《鹖冠子·博选》曰：“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为本者也。”

三是刘备曾言，“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那么，究竟何谓“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指的是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或出发点。

可能大家会说，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呀。但人类社会除“人本”之外，还有“神本”、“物本”等不同的价值取向。

“以神为本”是将 “超自然力量（神）”视为世界的创造者、主宰者，人的存在意义与行为规范需围绕“神的意志”展开。这种取向的形成，源于古代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有限，无法解释洪水、地震、疾病、甚至战争等自然和社会现象，进而将未知力量人格化为 “神”，并通过崇拜与服从寻求生存安全感。

在人类的早期文明中，“以神为本”是多数文明的共同特征，依赖超自然力量，注重鬼神崇拜。

在周代以前，特别是殷商时期，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就是典型的“以神为本”。殷人崇尚神权，凡事卜问鬼神，王权合法性高度依赖于天命与占卜。

恰如孔子所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

针对殷商鬼神崇拜，西周逐步转向关注人的价值，完成了从鬼神文化向礼乐文明的过渡。对比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文明，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实现了从“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向。

据《尚书·泰誓》记载，周武王伐纣时与诸侯会盟，发表了一篇誓师词。其中有这样的一句名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将“民”的意志上升为“天”的意志，彻底颠覆了商代的神权政治传统。

正如武王伐纣前，曾对能否用兵进行占卜，结果并不吉祥，“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史记·齐太公世家》），武王并没有按照占卜的启示就此息兵，相反坚持出兵，其根本底气，正在于对“商纣失民、周室得民”的判断，坚信顺应民心即是顺应天意。

周部落以“小邦周”之姿推翻“大邑商”的牧野之战，直接击碎了商代“天命专属”的神权神话。既受命于天，又何以覆亡？

周人跳出商代“神本”思维的桎梏，开始认识到“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天命”并非永恒不变，而是取决于统治者的德行。周人从而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将政权合法性从天命归于德行。

而最直接的描述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的民本思想。它被后世儒家（如孟子在《孟子·尽心下》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断发扬，成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代表性表述。

从先秦“民为邦本”的思想奠基，到汉唐“与民休息”的制度实践，再到宋明“为生民立命”的价值深化、明清“天下为主”的启蒙突破，直至当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升华，“以人为本”始终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

从“神本”到“人本”是思想的解放，而从“人本”到“物本”则是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一种偏差和异化，是对“以人为本”精神的背离，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

“以物为本”的价值取向，是将物质财富、经济利益、技术效率或某种外在的物化指标置于核心地位，而人不再是发展的目的，反而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工具。

“以物为本”看似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但其危险在于手段取代了目的。甚至为了“物的增长” 而牺牲生存环境（如雾霾）、牺牲人的需求与尊严（如“996”文化）。人虽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反而被物质所奴役，成为金钱和商品的奴隶。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中，早已对“以物为本”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与精神价值，反对将人工具化，反对将物质增长的目标凌驾于人的需求与尊严之上。

人为万物之灵，天地间人最贵。

《周易》中把人与天地并立，合称“三才”，寓意“天地之间，莫贵于人”（语出《孙膑兵法·月攻》）

《尚书》上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周书·泰誓上》）

马厩失火，孔子只关心人有没有受伤，而不关心马。故事出自《论语·乡党》，原文为：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荀子的论述最为经典：“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

物是为人服务的，而人不能被物所奴役。

荀子说：“重己役物，则莫不然治也；求物而忘己，则莫不然乱也。”（《荀子·正名》）大概的意思是说，重视自身而善于支配外物，那么一切就没有不归于安定的；一味追求外物而忘记自身，那么一切就没有不陷于混乱的。

这是荀子关于“人”与“物”关系的重要思想，人应做外物的主宰，而非被外物奴役，这是治与乱的根本区别。

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第十二章》）大概的意思是说，过度追求感官刺激和物质欲望，会损害人的天然本性，甚至让人偏离正途，甚至做出违背道义和原则的事情。

庄子的表述简单直接：“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人要能够驾驭外物，而不被外物所奴役。

可见，“以人为本”是对“以物为本”的批判和纠正，强调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本身的幸福和全面发展。

因此，当今社会倡导“以人为本”，其重要的实践意义之一，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物”）的同时，始终警惕“以物为本”倾向，确保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最终服务于人的幸福与尊严，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