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投资与消费的相互促进？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

一、投资与消费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今天围绕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探讨财政政策应偏重于消费还是投资。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将本质上一体的问题割裂开来了，用于投资和用于消费都是政府的支出，是政府支出扩张中的结构问题。当前需要关注的首先是政府支出扩张的力度，其次才是政府支出的结构优化。支出扩张的力度决定了扩大总需求目标的实现程度。从经济循环角度来看，投资与消费是相辅相成的，短期内都是政府需求扩张的着力点。扩大内需既需要促进消费内需，也需要增强投资内需。目前，民间投资增长乏力，而政府更多侧重于投资支出；在消费支出刺激方面则多为政府转移性支出，如发放消费券、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适老化改造补贴、育婴补贴等，呈现为一种结构性的政策，总量性扩张在地方层面表现并不充分。

从长期来看，投资积累物质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没有资本积累，经济无法增长。而消费不仅仅是对财富的消耗，它还能转化为人力资本，尤其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人力资本的积累愈发重要。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而人力资本则是推动创新的关键。由此可见，消费与投资应当协同作用，无论从稳定经济来看，还是从发展经济来观察，两者是内在关联且相互促进的整体。

在经济循环中，投资和消费相互促进。政府的投资可以带动民间投资，当然是有条件的；而政府消费亦即公共消费以及消费补贴也能激发私人消费。基于此，单纯地争论投资和消费哪个更为重要，或政府政策应偏重投资还是消费，显然不如从整体循环的角度审视两者的关系更可取。

此外，投资乘数的大小受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投资乘数越大，二者呈正相关；反之，边际消费倾向低则投资乘数较小，二者可能出现相互制约。因此，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应从整体循环角度理解，避免将其视作二元对立的简单问题。

政府支出在传统经济学中一直被视为外生因素，但如今其内生性愈加明显。政府的支出和收入在国民经济循环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持续作用，在货币循环中发挥特殊的功能；尤其在需要加强宏观调控时，其作用更为突出。随着公共消费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及其占GDP比重上升，政府支出的内生属性日益显现，类似于货币的内生性问题，当前的共识是政府支出不仅仅在经济波动时起作用，而且是日常经济循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问题是政府支出在经济循环中出现了梗阻不畅的现象，如与人的流动脱节、空间错配、资金闲置、支出责任高度不确定性以及未来支付义务快速上升等等。

二、投资与消费的合力在于怎样形成良性循环

1、理论视角：转向人本逻辑

经济发展、宏观调控，当然包括财政政策在内，其底层逻辑都要从物本逻辑转换为人本逻辑，一切围绕着“人的需求”来做文章。这看似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不言自明，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往往变异为物本逻辑——政府投资、公共服务都是以“项目”为本，钱花了，事干了，形成了产出就算是达到了目标，至于其产出是否满足了人们当前和未来的需求，其利益相关者是哪些群体，支出部门想得不多，与人脱节的现象相当普遍。政府投资与消费的合力应从人的需求出发进行理论构建。从物质财富的角度，投资驱动经济增长；而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消费形成人力资本的积累，健康素质、知识获取、技能提升、家庭迁徙等同样重要。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为满足人的需求，物质生产最终服务于人自身的发展。就此而言，政府的投资与消费都应围绕人的基本需求，尤其是不同区域群体的需求来设计和提供。基于人本逻辑，投资和消费自然就统一起来了。

然而，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制约，农民在向城市流动时仍面临身份问题，尽管户籍制度逐步放开，进城后的公共服务不平等依然存在。全国超过一半人口依然保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也只有保持这一身份，才能拥有农村的各种财产权利，如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等用益物权。放弃这一身份，意味着变成无产者，这也是农民难以全家迁徙在城市扎根而变成真正市民的体制障碍。因此，当前人口流动仍停留在劳动力要素层面，无法实现家庭的自由迁徙。尽管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但他们在社会层面上未能摆脱“农民”身份的束缚，这种身份不仅是经济或职业特征，更演变为影响其获得平等待遇的社会身份。家庭迁徙需求不仅仅涉及劳动力的流动，还包含社会认同与身份的转变。这种基于促进社会转型衍生的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其需求其实是巨大的，从这一角度出发，政府的投资与消费若围绕人的这类需求展开，便实现了投资与消费的统一，而且潜力很大。

2、现实视角：人本逻辑的机制化和体制化

政府的投资和消费要形成合力，理论上需要转向人本逻辑，实践中则体现在推动市民化的进程之中。市民化不仅是城市问题，更涉及农村的综合改革，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深化改革，让农民财产权利可估值、可抵押、可交易、可携带。随着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农村发展空间的局限性——就业难、增收难，使得农民希望脱离土地和农村，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市民化进程的滞后性，反映了城乡二元结构中，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流动放开，而在社会主体层面的流动却受到限制。农民的财产、家庭在农村集体所有制框架下，即使离土离乡进了城也是如此，与工作、生活在国有土地上的市民相比，其自由选择的空间要小得多，面临更多体制约束，这导致了农民和市民这两大群体在发展机会上和起点上的不平等。这意味着人本逻辑仍没有从一种观念转化为可内化的一种体制和机制。

为了促进社会公平，首先需解决作为国民在起点、机会上的不平等，尤其是在收入和财富差距的背后，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作用是关键。通过实施更加积极有力的财政政策，政府应在推动家庭迁徙和市民化方面发挥作用，从而促进更广泛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公平。这一过程需要将政府投资与消费聚焦人的需求——农民市民化，推动结构性改革，加快城乡二元结构，让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就是人本逻辑机制化体制化，真正落地，实现更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

3、央地关系视角：促进人口流动和市民化应成为中央事权

政府的投资和消费要形成合力，离不开体制基础，特别是央地财政关系。当前宏观调控对地方政府财政的依赖性很大，也影响了宏调效果，这主要源于央地财政关系，集中反映在“三个不等式”上：地方财政支出超过全国财政收入，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超过中央本级收入，且地方债务超过中央债务。地方支出占全国支出的比重高达85%，包括基金预算在内，地方支出占比可达90%。因此，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需要依赖地方支出的扩张，只有地方支出得到有效扩大，财政政策才能更加有力地发挥作用。但问题是地方支出的扩张受到了各种约束，地方无能为力。这反映出宏观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之间匹配性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当前地方支出的扩张力度不足。从今年1-4月的数据显示，中央支出增长了9%，而地方支出增长仅为3.9%。中央财政收入虽有所下降，而中央支出仍在扩大，问题是占比小，撬动效果有限。地方收入有所增加，而支出增幅较小，显示出地方支出难以扩张。在地方支出占比很大的情况下，这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因此，要实现更有效的财政政策，必须改革央地财政关系，尤其是提高中央本级支出的占比。这一改革对于推动投资和消费的协同发展和人本逻辑机制化体制化至关重要，且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