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极端主义候选人为何败选？选民动员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博弈 | 国政学人

美国极端主义候选人为何败选？选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博弈

作者：Andrew B. Hall，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Daniel M. Thompson，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

来源：Hall, A. B., & Thompson, D. M., "Who Punishes Extremist Nominees? Candidate Ideology and Turning Out the Base in US Election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12, No. 3, 2018, pp. 509–524.

导读

在美国政坛，有这样一个悖论：越是立场鲜明的极端候选人，越容易在选举中失利。他们原本是为“点燃本党热情”而被推上舞台，却最终沦为“激怒对手选民”的动员工具。为什么会这样？本文借助大量选举数据与行为模型，揭示了美国选举中的一项关键规律：极端主义，往往是在给对方“送选票”。

文章聚焦2006至2014年间美国众议院初选与普选，发现一个具有反直觉意义的效应：当某党在初选中提名意识形态更极端的候选人时，不但本党支持率没有提升，反而显著提升了敌对党的投票率。 极端主义并没有成功动员“沉默的大多数”，反而成了对方动员“愤怒选民”的最佳素材。

作者进一步结合选民行为数据与“理性注意力模型”，解释了极端候选人如何引发敌对党选民的关注、警觉与投票意愿。他们提出一个有趣而深刻的概念：“静默优势”（quiet advantage）——真正有利的候选人，并非能鼓动情绪者，而是那些“激怒成本低”的温和派。这不仅是对极化政治的一种反思，也为政党制定提名策略提供了经验基础。

在今天美国政治持续极化、基层民粹压力高涨的背景下，这项研究提出一个重要提醒：意识形态越极端，投票回报不一定越高；动员自家人容易，引燃对方人更快。如果政党不能在“激发热情”与“避免反弹”之间找到平衡，最终输掉的不只是选战，还有协商与治理的空间。

极端主义候选人为何输掉选举？

在美国的初选制度中，政党往往需要在两个战略路径之间权衡：一是提名更具意识形态鲜明性的候选人以激发核心选民的热情；二是选择立场温和的候选人以赢得中间选民的支持。本文通过回归不连续设计（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聚焦于初选结果非常接近（即“险胜”）的候选人群体，将极端主义者与温和派进行对比，以因果识别的方式衡量其对普选结果的影响。

研究发现两大核心机制：

（一）极端候选人的本党普选得票率普遍降低

在控制了选区竞争性、选民结构等因素之后，作者发现：当某政党在初选中险胜的一位候选人意识形态立场更为极端（以Hall-Snyder评分等测量），该党在随后的普选中平均得票率会显著下降，幅度为6至10个百分点。例如，在民主党样本中，若极端派候选人以微弱优势击败温和派，其所在党在普选中将平均损失7个百分点左右的得票率（详见表1与回归模型结果）。这一效应不仅在整体样本中显著，在使用多种意识形态指标交叉验证后也保持稳健。

该结果明确挑战了“激进立场有利于巩固本党基本盘”的传统观点。相反，极端立场反而削弱了候选人的普遍吸引力。

（二）极端主义会“激活对手基本盘”

进一步的选民行为分析表明：极端候选人提名后，本党支持者的投票参与率并未显著上升；相反，敌对党支持者的投票动员显著增强。数据显示，当某党提名极端候选人时，敌对党的选民投票率平均提高8-10个百分点，而本党选民的投票率仅有轻微波动或不显著变化（详见表6）。

这种现象被作者称为“反向动员效应” （Negative Mobilization Effect），即：极端候选人的出现，并非激励了本党的“沉默多数”，而是作为一种“负面激励”，促使敌对党的选民产生更强烈的投票意愿，从而提升其在选民构成中的比例。

为什么会出现“反向动员”现象？理论解释来了！

为了进一步揭示上述经验结果背后的机制，作者构建了一个简化的选民投票模型，并结合“理性忽视”理论框架，指出极端候选人如何引发对手选民的认知与行为反应。

（一）选民效用函数的非线性特征

选民的投票决策基于对候选人政策立场与自身“理想点”之间距离的厌恶程度。作者指出，这种厌恶并非线性递增，而是呈加速上升的非线性特征——即候选人越极端，选民的效用损失上升得越快。在这种机制下，极端主义者对敌对党选民而言“伤害更大”，动员效应更强；而本党选民从意识形态更“纯粹”的候选人中获得的效用提升则相对有限（见图1）。因此，总体动员效果呈现出对手选民动员显著高于本党选民的非对称性。

（二）理性忽视模型与风险感知

作者进一步引入Matějka and Tabellini（2017）的“理性注意力”模型。根据该理论，普通选民在信息有限、关注有限的情境下，只有当某一候选人显著偏离其容忍区间，才会激发其对政治信息的主动搜寻与关注，从而转化为更高的投票概率。极端候选人的出现，强化了选民对政策结果的不确定性和潜在“损失”的感知。这种“风险激活”机制使得原本处于边缘、可能弃权的敌对党选民产生更强的政治参与意愿。

正如作者所言：“在许多情况下，一个极端候选人的存在，可能是敌对党进行动员的最好工具。”这解释了为何极端候选人“虽未能点燃本党的热情，却点燃了对方的怒火”。

数据验证：跨测量方法与选举周期的稳健性

为了验证研究发现的稳健性，作者使用了多种意识形态测量方法，包括 Hall-Snyder 评分、CFscore 和 DW-NOMINATE（也称DW-DIME），对候选人“极端性”的界定进行了交叉比对。无论使用哪种度量方式，结果高度一致：在初选中险胜的极端候选人，会在普选中显著拉低本党的整体支持率。如表4所示，这种不利效应在统计上高度显著，且具有实际意义（普选得票率下降幅度达6-10个百分点）。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以下两点：

（一）中期选举 vs. 总统选举：地方聚焦下的极端惩罚机制

研究进一步将选举按照类型划分，发现极端候选人在中期选举中遭遇更严重的“选票惩罚”。作者指出，这可能是因为中期选举中选民更关注本地候选人及其立场，因此更加敏感于候选人的极端性。而在总统选举年，选民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总统候选人及全国性议题上，地方候选人意识形态的边际影响被“稀释”。这种机制也佐证了“下层选举极端主义代价更高”的结构性特征（见表5）。

（二）选民结构的微观变化：谁因极端而投票？

作者还从个体层面入手，使用 Catalist 的选民行为数据库，分析极端候选人对选民构成的影响（见图2）：极端候选人被提名后，敌对党的选民在实际投票中占比上升；与此同时，本党选民的占比反而下降；整体选民结构由“本党优势”转向“对党倾向”。换言之，极端主义不仅没有强化“我方阵地”，反而成了“敌军号角”。

对政党策略的启示

作者在文章结尾处也提出了对于目前美国政党的建议与启示：

（一）“温和优势”并非来自中间选民，而是源自其低激怒性

传统观点认为，温和候选人更能赢得中间选民，从而提高胜选几率。但本研究却提出颠覆性见解：温和派的优势并非因争取中间选民，而是因为他们不容易激怒对手选民，降低了对方动员成本。也就是说，温和派候选人通过“冷处理”选情，限制了对方的反应空间，从而悄然构建起优势。这种机制被作者称为“静默优势”（the quiet advantage），它强调：在极化时代，低调有时比高调更有杀伤力。

（二）竞选资源向温和派倾斜

极端候选人在党内初选中往往是“草根崛起”，但他们面临严重的资源劣势：在竞选资金上平均少筹集23%；更少获得党内精英、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和全国委员会的支持；在媒体报道中也更易被贴上“非理性”或“危险”的标签，影响公众形象。这表明政党组织虽然未明文打压极端主义，但其资源分配机制客观上更倾向于温和派，形成对极端候选人的“隐性结构性约束”。

（三）长期风险？极端主义削弱政党协商空间

尽管短期内某些极端候选人可能赢得选战（如茶党、自由核心派系等），但整体趋势却是：极端化提名加剧政治极化，压缩了两党之间的政策妥协空间，增加政府运转成本，乃至于导致议会僵局（如2013年美国政府关门危机）。研究最后以一句话总结这一深刻逻辑：“选举结果并非意识形态的随机游戏。极端主义者的失败，本质是动员逻辑的失败。”

分析过程：数据、方法与机制的全景透视

（一）研究设计与方法创新

本研究的核心方法为回归不连续设计（RD），聚焦于美国众议院初选中得票率差距极小的极端候选人与温和候选人（差距在10%以内）。通过比较这些“险胜”与“惜败”案例，研究有效控制了选区特征、选民结构等混杂变量，近似随机实验的因果推断效果。例如，在2014年某选区，若极端候选人以0.5%优势击败温和派，研究假设该选区与“温和派以0.5%优势胜出”的情况在人口、经济等维度上无系统性差异，从而隔离意识形态对选举结果的纯效应。

该方法优势在于，能够规避选择性偏差，传统研究易受“极端候选人更可能出现在高度极化选区”的干扰，而RD通过局部对比消解此类偏差。同时，研究中多数据源验证结合了选民调查（CCES）与行政记录（Catalist），既捕捉个体投票行为，又避免自报告误差。例如，Catalist数据覆盖全美50州1%随机选民样本，通过追踪选民注册与投票记录，直接测算两党投票率变化。

（二）反向动员效应的深层机制

研究揭示了极端候选人引发对手选民反弹的三重路径：

一是效用函数非线性损失：选民对政策偏离的边际厌恶递增。假设选民理想点为D（民主党）和R（共和党），当共和党提名极端候选人E时，D选民的效用损失为|E-D|²，而R选民的效用增益仅为|E-R|²。由于E远离D，D选民的损失远超R选民的收益（图1）。

二是精英与媒体联动：极端候选人常被敌对党塑造为“国家威胁”，激发恐慌性投票。例如，2010年茶党运动期间，民主党通过广告将极端共和党候选人与“社保削减”绑定，推动中间派选民倒戈。

三是竞选资源分配：温和候选人更易获得党内精英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的资金支持，而极端主义者常面临资源短缺。数据显示，极端候选人平均募资额比温和派低23%，直接影响其地面动员能力。

（三）数据验证与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结论可靠，研究团队进行了多维度检验：

首先，进行跨周期比较：分析2006-2014年5届选举，发现极端候选人在中期选举中的负面影响比总统选举年高40%（表5）。因总统选举年选民注意力集中于全国议题，地方候选人意识形态的边际效应减弱。

其次，对样本进行选择性检验：剔除初选后发生政党重划的选区，结果依然显著，排除选区边界变动干扰。

最后，再替代解释排除：控制候选人经验、性别、种族等变量后，意识形态仍为关键解释因子。

但是，本研究也存在相应局限性，一是存在时间窗口局限：数据截至2014年，未涵盖特朗普时代极端化加剧的选举，结论在当前政治生态中的适用性待验证。二是研究中存在测量误差：捐赠数据可能高估精英阶层意识形态，低估草根选民偏好。

结语：极端主义事选票的加速器，还是政党的慢性毒药？

研究揭示了一个深刻悖论：极端候选人本欲巩固基本盘，却成为对手阵营的“最佳助选员”。这一现象在美国两党制下尤为显著——当一方拥抱极端，另一方得以构建“防御性共识”，动员温和派与恐慌性选民。例如，2018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极端派在郊区选区的溃败，直接推动民主党重夺众议院。

“当极端主义者以火炬自诩，照亮的不只是自己的道路，更是对手战场的烽烟。”本研究不仅重构了选举动员的理论框架，更警示民主社会：意识形态的刀刃越锋利，越可能割伤持刀者自身。在极化时代，政党的理性选择或许不是走向极端，而是学会在炽热的民意中保持克制。

译者：张静心依，国政学人编译员，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校对丨丁伟航

审核丨丁伟航

排版 | 李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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