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30多岁未婚被嫌弃,他反击:我辈讨老婆不如别人不丢人

发布时间:2025-06-01 13:06  浏览量:4

1925年,清华大学着急要成立国学研究院了,研究院的核心任务倒也清楚明白“用现代方法整理国故。”就是希望能在新与旧之间找到平衡,既不完全复古,也绝不是一味推翻。导师名单里,一排名头响亮的人物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名单下来的时候,第四位导师却迟迟卡在那里。清华校长曹云祥有点发愁,主事的吴宓这会儿跟他推了一个看起来有点陌生的人——陈寅恪。

“陈寅恪?”曹云祥半天说不出话,这名字很陌生,并且对方的学历材料一查,没有哪家出名大学的文凭,全部是在欧洲的高等学府游学,居然没拿学历。校长听完更拧眉,吴宓保证陈寅恪“学博识精”,让他放心。

有意思的是,梁启超这位大家也站出来帮腔,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陈寅恪的学问在我之上。”不只是曹校长,一个接一个地疑团出来。一个“没毕业”的人,竟然能让梁启超都认可?这种局面放在今天怕也够爆。

等陈寅恪真的到清华报到,老曹心下仍有犹豫,说实话,谁也无法预判这人到底靠不靠谱。他不出风头,进校先立规矩,弄了个“三不讲”——书本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以前自己上课讲过的也不讲。每节课都要新意?老教授都没胆说这话。可是,陈寅恪偏偏每次都能讲新东西,听起来怪不可思议。他的课让学生吃足苦头,只有自学成型的那真人才赶得上节奏。慢慢地,这股气质、这种阵势,清华内外的看法就变了。

可惜有些人总盯着文凭看不惯,非得问陈寅恪为什么老在欧洲游学,就是不“修成正果”。其实这人是有点倔劲。德国、法国都去过,每个学校转一圈就是不拿学位。花钱、花时间,他全投在佛经、巴利文这些“稀奇冷门”上。陈寅恪话直白——文凭容易拿。但为个文凭绑死两三年,不值当。这想法搁今天有点离经叛道,可道理也自成一派。人有认死理的地方,偏不去做那些世俗上该有的选择。好比结婚一样,陈寅恪三十六才结婚,这会儿老师们很多少年成婚,他孤零零一个让人替他着急,他自己倒闲散得很,“娶不娶媳妇算不起,学问才要紧。”

但命运并没落下他,入职清华后,机缘凑巧,遇上了唐筼。两人背景门当户对,精神气质更是贴近——画里的一笔,勾成一生。要说细节,那还真不是普通的男女情分,陈寅恪严肃到“儿女不尊父亲无所谓,但不能不尊母亲!”人性谨慎到这个地步,还真稀罕。

而这位看似游离于世外的学者,心里却有一条极深的情结——对于王国维之死,陈寅恪的看法反倒冷静得不近人情。他王国维之死,就是为“道”去的,不是为一个人,也不是为一事。文化衰落,愈感痛苦,理解到极处则只有殒命,“抽象理想”的殉道者。事实是不是全然如此?也许还有别的说法,不过在陈寅恪这里,“道”远比“现实”重要。

1929年,陈寅恪应清华之命为王国维立碑,他写下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字,往后被念了千千万遍,在清华成了象征。可那会儿,真要做到这十个字,代价未必是外人能体会得清。

陈寅恪何以如此?身在大家族,童年已是风雨。祖父陈宝箴因为参与维新被赐死,陈家的天塌过一回。父亲陈三立,诗人,抗战时期拒绝日本人的“请官”,连命都豁出去了。到头来,一个用自杀给家国留字,一个绝食明志,全都决绝得不得了。这些人的坚硬骨头,陈寅恪心里不带点重量才怪。

但陈寅恪又是温吞的,脱了政治圈子,一头扎到学术里,只剩书和历史陪他,他放心。他小时候去日本留学,发现日本人当初崇拜隋唐,派遣大量遣唐使、遣隋使,连法律都是从中国借来的。他又觉得中国人对自己传统轻慢了点,日本却一直坦然承认自己学中国,这对国人好面子的性子触动很深。讲真,这种前后对比,哪怕今天也有点让人挠头——当年万邦来朝,后来怎落得自卑自叹?

陈寅恪想补这一段国人的信心。以隋唐制度研究为核心,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部书在当时是没有人做过的活路。换个说法,就是跳出老路专门“做难的”,这事不少人想想也就算了。他自己其实身体不好,右眼早年就伤了,到晚年彻底失明,生活里看不清东西,学校特地修出一条白路,他靠微弱的光一步步摸索。助手说他“失明不惮辛苦”,多少是有点不近人情的感叹,他自己根本没当回事。

再晚些时候,《柳如是传》完成了。这部传记里头陈寅恪挑了一个“边缘女性”做主角,万字细致考证,写柳如是如何在乱世中独立,实则是写明末清初士人的文化和心灵困局。他讲女人的刚烈,讲时代的崩塌,这与他少年和家世、对王国维之死的感受,都绵绵相扣,彼此牵连。其实当时研究历史很少以女性为主,这本传记悄悄打开了另一道门。

陈寅恪并不总是那种“必须为国为学赴汤蹈火”的人。他很多时候极为自闭,甚至有那么一阵子,耐心没什么剩下,“不想再给无知的人解释太多”。但他也有矛盾的地方,比如对父亲和家国传承的认同,有时似乎认命了,自知孤单,偶尔又极其悲观,对现实没有抱太大希望。甚至“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种口号,他未必每次都真去为之倾力冲撞,而是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徘徊,自觉分寸。

陈寅恪和唐筼终生相守,死后合葬,墓碑上,黄永玉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像是落在历史的水面上,泛了圈淡淡的涟漪。故事到这里,没有神话色彩,全是血和骨头的实底。留下的,除了传世的著作,可能就是那个人本身混合了坚硬和柔软、逃避与担当、深陷自我的影子。如果说国学或自由思想靠某个人定了调子,倒也未尽然。

他活过来的那一遭,像是凭着点倔强劲儿迎着风浪,未必非得留名,反正做的都算数,行的都算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