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用毕生经历告诉世人，在利益面前，没有谁是靠得住的

本文为《100位传奇诗人的一生》大型文化纪录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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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历史就是一锅粥，尤其对官场而言，没有绝对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就连元稹和白居易，在党争问题上也出现过巨大分歧。据宋人李昉在《文苑英华》中载，元稹与裴度争相时，白居易曾上有《论请不用奸臣表》，直言元稹是奸臣。

“今陛下含忍，不为窜逐，处之台司，同议国典。天下人心，无不惶战，何执元稹之言，居度散司之职？”

“今天下钦度者多，奉稹者少，陛下不念其功，何忍信其奸臣之论？况裴度有平蔡之功，元稹有嚣轩之过……臣素与元稹至交，不欲发明，伏以大臣沈屈，不利于国，方断往日之交，以存国章之政。臣等职当谏列，不敢不奏，谨奉表以闻。”

当然，此表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元白私交甚笃，在元稹过世9年后，白居易还以诗追怀：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尽管如此，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元稹亲李党，与李德裕、李绅关系很好，而白居易与牛党走得更近，尤善牛僧孺，自称有“门生之谊”：何须身自得，将相是门生。

之所以本文我们以元稹为代表人物来讲中唐历史，是因为白居易在贬江州司马后，政治立场始终保持中立，与牛李两党皆有交从。

而提起元稹，我们不得不说起他的代表诗作《离思》：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许多人都说，这首诗是元稹写给亡妻韦丛的悼亡诗，但《离思》共有五首，为组诗，从其他四首的内容看，写给崔双文可能性更大。

值得一提的是，元稹抛弃崔双文，另娶韦丛，极有可能是一种政治投资，因为他当时在官场就是一个小透明，全无政治资源，想往上爬必须要有一个台阶，而那个人就是韦丛的父亲，时任京兆尹的韦夏卿。

公元802年，元稹河中府秩满，离开蒲州前往长安参加贡举，并于次年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初选秘书省校书郎。唐代科举除了应试，还有举荐制，这就给权情交易开了一个口子，有后台的很快就能选官，而且选的都是好官。

若是家族势单，在吏部铨选时，只能排队慢慢等，通常好官也不会轮到自己，熬个几年，甚至十几年，最多也就封了县尉、县令，比如王昌龄，哪怕有张九龄这座靠山，在江宁丞这个位子上，也是整整干了8年；还有孟郊，考中进士后激动地写下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可是5年后才得了一个溧阳县尉，当时孟郊特别不满意，甚至将官让了出去，宁可只拿半俸；杜甫初得河西尉时，同样义愤填膺地写下了：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

因此，在得到韦夏卿的赏识后，元稹毫不犹豫地就娶了韦丛，得入高门，至少少奋斗10年。

这一年，元稹24岁，韦丛年芳20，属于下嫁。

其实，元稹家世原本不弱，他是北魏拓跋部皇族后裔，昭成皇帝的十五代孙，父亲元宽亦曾官至比部郎中、舒王府长史，但是元宽在他8岁那年就去世了，元稹母子靠舅舅的接济度日，常食不果腹。

幸好，元稹的母亲郑氏是大家闺秀，亲自教元稹诗书礼乐，完成了对元稹的早期培育。因此，元稹为了摆脱贫困，15岁就去参加了考试，以明经两科登第。时官场有俗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可见明经科有多不受待见。

后来的种种都证明，元稹不惜一切努力往上爬，和他小时候的经历息息相关，只有吃过大苦的人，才知道受穷是怎样的滋味。

不过，穷并不代表眼界窄，元稹出生在长安，父亲又是朝廷命官，自幼就见识到了官场风云，对未来的期望比普通人家的孩子要高很多，至少不甘只做个县尉。

然而明经登科后，元稹等了整整6年，才初仕河中府，和母亲客居蒲州，当时蒲州有兵乱，不太平，幸好元稹的母亲与当地望族崔家有远亲，得崔家庇护才相安无事。也正因为如此，元稹结识了崔家小姐双文，也就是元稹自传体传奇小说《莺莺传》中，崔莺莺的原型。

此处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莺莺传》是否为元稹自身的经历，目前学术界还无定论。

蒲州三年后，元稹回到了京城，并结识了李绅和白居易，之后三个人交集甚多，一度成为朝堂上的风云人物。

娶了韦丛以后，元稹就搬去了洛阳，暂住在韦夏卿的旧宅里，这期间元稹经常往返于两京，疏于对家庭的照顾。

公元806年，28岁的元稹再次与白居易同登制科，登第者十八人，元稹为第一名，因此得授左拾遗。

元稹有政治野心，同样也很有能力，刚一上任就不停地给宪宗帝上疏，还旗帜鲜明地支持裴度，很快宪宗就召见了元稹，有了皇帝的赏识，元稹更加意气风发，弹劾了许多不法官员，因此得罪了朝中权贵，不到半年就被贬为河南尉。

恰巧此时元稹丧母，去官守孝，三年后，也就是公元809年，元稹得重用，升监察御史，并以详覆使的身份出使剑南东川。尽管此前因为锋芒太露吃过一次亏，可元稹不但没有收敛，到任后反而大刀阔斧惩办了许多不法官吏，比如节度使严砺，虽然严砺此时已经过世，元稹还没收了涂山甫等八十多家田产奴婢，七个刺史被剥夺俸禄。

这等雷霆手段，让京城里严砺的朋友们很不满，于是不遗余力的还击，最终元稹对调东都，一个养老弄闲的地方。

有一些野史说，此间元稹与“女校书”薛涛有过一段缠绵的往事，为此还虚撰了一首《寄赠薛涛》：

纷纷辞客多停笔，个个公卿欲梦刀。

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可实际上，元稹在东川的时间很短，也很忙，距离薛涛所在的成都较远，见面的可能性很小，更别说有恋情了。但不排除两人有诗歌唱和，毕竟都是当时的红人，与元稹熟识的许多好友，也都为薛涛写过诗。

回到洛阳后不久，元稹的妻子韦丛就病逝了，年仅27岁。当时元稹公务繁忙，无法亲自操持爱妻的葬礼，就请韩愈为爱妻代写了墓志铭，下葬的那一天，元稹作《遣悲怀三首》悼念，并请人在妻子墓前代读，闻者无不落泪。其中一首为：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无论元稹当初娶韦丛的时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但从七年的相处中不难看出，元稹和韦丛之间感情很好，并且元稹对韦丛的病逝，内心十分愧疚。七年间，韦丛为元稹生了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不幸的是，五个儿子全部夭折，仅存一女保子。

公元810年，元稹再次将惩办贪腐的手伸向了房玄龄的后人房式，因此被召回朝，途经华州敷水驿，偶遇权宦仇士良和刘士元，元稹因与他们争住上房，而遭刘士元鞭打。神奇的是，入京之后，宪宗帝不但没有责备仇士良和刘士元，反而认为元稹鲁莽，有失臣体，故而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从这里就能看出，此时宦官在朝中的权势有多大，元稹因此也十分痛恨宦官集团，但后来元稹能升相，还是因为有宦官从中帮忙，所以我们说，朝堂之上，没有绝对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一切利益至上。

公元815年，元稹奉诏回朝，本有机会复官，奈何途经蓝桥驿的时候，偶遇了同样遭遇贬谪的刘禹锡和柳宗元，出于同情，元稹就赠了他们俩一首诗。未曾想，刘禹锡回京后因作诗讽刺新贵，再度遭贬，柳宗元受牵连，元稹因赠诗亦被波及，贬为通州司马。

这期间，元稹过得非常惨，差点因患疟疾死去，期间与白居易写了许多诗，完成了他笔下最具影响力的乐府诗歌《连昌宫词》，这也为他登相位埋下了伏笔。

公元818年，随着旧识裴度、崔群、李夷简相继为相，元稹在朝中的境遇有所改观，因此代理通州刺史，后又转虢州长史。次年，元稹被召回京，出任膳部员外郎，时宰相令狐楚很推崇元稹的诗文，评价元稹有鲍照、谢灵运之才，实际上这是一种示好。

公元820年，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毒杀，左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欲立澧王李恽为帝，但权宦梁守谦、王守澄先下手为强，杀了李恽和吐突承璀，确保太子李恒安稳登基，即唐穆宗。

实际上，唐宪宗李纯很不喜欢这个太子，奈何惠昭太子李宁早逝，再加上李恒的生母是郭子仪的孙女，在朝臣之中极得人心，所以李恒即位后，什么事都逆着宪宗的章程来。事实也证明，宪宗眼光还是很独到的，穆宗确实不是一个能干的皇帝。

穆宗称帝后第二年，也就是公元821年，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当时由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掌当年贡举，有人找到西川节度使段文昌和翰林学士李绅，希望他们能从中通融，让钱徽和杨汝士在阅卷时关照一下，好处自然是少不了的。

当时钱徽和杨汝士都答应得好好的，可是等到放榜，段文昌和李绅傻了眼，自己举荐的人一个没中，反而李宗闵的女婿和杨汝士的弟弟皆榜上有名，因此段文昌和李绅一商量，反而倒打一耙，向穆宗告状说李宗闵、钱徽、杨汝士徇私。

于是穆宗向李德裕和元稹征求意见，此时“牛李党争”已经早有暗流，因此李德裕和元稹异口同声，皆言本次科举或有蹊跷，须严查，故而穆宗下旨，命王起和白居易共同主持复试。结果，再次考过之后，原来考中的14人中，只有3人上榜，李宗闵、钱徽、杨汝士纷纷被贬官。

这是李党对牛党一次标志性胜利，也就是在此时，白居易和元稹之间开始出现罅隙，因为白居易的夫人是杨汝士的妹妹，李宗闵则是白居易的门生，钱徽和白居易曾同为翰林学士，而李绅、元稹皆亲李德裕，因为他的父亲是宰相李吉甫。

除此之外，这其中还有另一层更为复杂的关系，段文昌是前宰相武元衡的女婿，武元衡和裴度遇刺后，身为挚友的白居易曾越级议事，最终被贬江州司马。

元稹虽然和白居易是好友，但和李绅交往更早，李绅来长安应试时，就住在元稹靖安坊的老宅里，而且元稹的《莺莺传》也是受李绅启发才完成的。

所以这些人似敌似友，不站到利益面前，大家都其乐融融，一旦触及到根本，谁下手都挺狠。

见李党得势，宦官崔潭峻便将元稹的《连昌宫词》呈给穆宗，穆宗读后甚为欢喜，不久就为元稹升了官，从祠部郎中、知制诰直入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

翰林学士没什么了不得的，但翰林承旨则是宰相的储备人才，因此也被称为内相，于是元稹就有些飘了，趁裴度在外平乱，勾结穆宗近侍魏宏简，企图充任相位，为此遭到裴度三疏连弹。

想当初，元稹是那样为裴度摇旗呐喊，如今却落井下石，这一次白居易看不下去了，上疏穆宗，言元稹是奸臣，不可纵。

但穆宗着实喜欢元稹，没做太重惩罚，只是降元稹为工部侍郎，第二年就启用元稹为相，与裴度同台。

时镇州发生兵变，都知兵马使王廷凑杀害新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向朝廷索求节钺，深州刺史牛元翼被困，危在旦夕，因此不断向朝廷求援。

朝廷拟用裴度前去平叛，可元稹竟然说服了穆宗暂不发兵，并暗中通过一个叫于方的朋友，联络了两位武功高强的燕赵豪侠，打算秘密将牛元翼救出，伺机杀掉王廷凑。然而由于保密工作不到位，此事被兵部尚书李逢吉抓住了把柄，为此李逢吉派人诬告元稹欲行刺裴度，此事闹到穆宗那里，虽然最终查明元稹并无此意，还是将裴度和元稹同时罢相，这就是李逢吉一箭双雕之计。

李逢吉与李德裕父子有仇，因此极度讨厌李党成员，元稹身为李党骨干，如今爬到了相位，让李逢吉很是忌惮。结果也正如李逢吉所愿，裴度和元稹被罢相后不久，李逢吉就上位了，而且他的手段还远不止如此。

我们先回过头说镇州兵变，既然不发兵，那总得找个办法解决，此时韩愈临危受命，只身一人前往叛军军营，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竟然说服了王廷凑放了牛元翼，因此回朝后转任吏部侍郎。

此时李绅任御史中丞，位高权重，李逢吉搞完元稹后，最想搬到的就是李绅，因为他想让牛僧孺回朝，但直接下手风险太大，于是李逢吉奏请韩愈出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刚好压李绅一头。

唐代御史台是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大夫是最高长官，但入了中唐，御史大夫升为正三品，所以成了虚设，四品御史中丞就成了最高长官。并且有规定，凡新任文武朝官和各道节度使、观察使在赴任就职时，都要入御史台行参见礼，故称“台参”。

尤其京兆尹与御史台经常打交道，台参执行得更严，连京兆尹路遇御史都要下道避让。可韩愈刚平了镇州之乱，转官京兆尹穆宗觉得委屈了他，特诏：朕屈韩公为尹，宜令无参御史，不得为故常，兼御史大夫用，优之。

有了这道诏令，韩愈自然不会去拜会李绅，尤其李绅是晚辈，也算是自己的门生，当初李绅考进士，正是韩愈举荐的。可李绅不知有这道属于特例的诏令，于是开始指责韩愈违反朝廷规定，所以韩愈就写了一篇文章自辩，令李绅哑口无言。

可以说，在辩论文采上，中唐没人能比得过韩愈，毕竟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可李绅咽不下这口气，就将御史台的犯人押至京兆府受刑，理由是京兆府的刑杖比御史台的粗大。韩愈连佛骨都敢烧，而且刚只身平镇州乱，哪受得了这种刚，于是就将犯人全都放了，李绅借机将此事闹大，结果穆宗看不下去了，将李绅贬为江西观察使，韩愈改任兵部侍郎，依然是各打五十大板。

实际上整件事漏洞百出，如果韩愈拿出诏令，李绅自然不会觉得自己被轻视了，李绅但凡问一下，也不会揪着这些繁文缛节不放，然而这中间有个奸诈无比李逢吉，一切也就见怪不怪了。

只不过这种借刀杀人的手段，实在令人脊背发凉。

相形之下，元稹只是想爬得更高一点，并没想过要谋害裴度，况且在令狐楚勾结皇甫镈时，元稹大骂令狐楚潜附奸邪之党，因此令狐楚后来十分痛恨元稹，想当初他还曾夸元稹有鲍谢之才，实在令人唏嘘。

元稹被罢相后，出任同州刺史，后又调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也就是在这期间，元稹想明白了许多事，开始主动与白居易修好，两个人本就无大怨，所以一笑泯恩仇，和好如初。

为地方官时，元稹一直兢兢业业，政绩斐然，深受百姓爱戴，当初他贬通州，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特设“元九登高节”，至今这一习俗仍有保留。

公元829年，元稹以尚书左丞被召回朝，上任就是大刀阔斧改革，整顿吏治，短短月余，就将7位郎官贬谪出京。不巧的是，时宰相王播突然病逝，李宗闵再度当权，因此元稹遭到排挤，出镇武昌。

公元831年，元稹在武昌镇署病逝，终年53岁，死后追赠尚书右仆射，白居易亲手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纵观元稹这一生，起起落落，虽然也曾参与权谋，但从政绩来说，元稹是实干家，并非那些华而不实的诗人们，只知道吟风弄月，或明哲保身。元稹有治世之能，只是中唐政局过于复杂，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朋党之争日趋激烈，这也是李唐王朝最终走向覆灭的主要原因。

就算在诗坛，元稹也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和李绅一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白居易是后来才加入的，抛却他感情上的那些野轶绯闻，元稹是个值得敬佩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个好人，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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