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堂弟毛泽全，隐姓埋名去参军，结婚7年媳妇不知其真实身份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片国土被敌人占领，不过沦陷区的民众并未屈服，众多青年学生在完成学业后，成群结队地逃离沦陷区，前往新四军处参加军队。

新四军为助力这些年轻人更安全地抵达根据地，特意设置诸多地下联络站，专门承担起掩护参军者的职责。

1941年，一位名为徐寄萍的上海少女，刚从学校结业，便与几位同窗兴高采烈地前往苏北参加新四军。

鉴于她们都是有文化的女同学，扛枪作战显然不切实际，所以部队一般会把她们安排到后勤部门。

徐寄萍的父亲从事教育工作，她本人也接受过教育，有一定文化素养。基于此，她被安排到苏中二分区供给部担任会计一职。由于工作表现优异，她随后被提升为股长，成为了一名基层小干部。

没过多久，新四军一师二旅和新四军苏中二分区进行了合并，有位名叫王勋的供给部副部长到来，让徐寄萍记忆深刻。

这位刚三十出头的供给部副部长，乍一看就像个常年务农的庄稼汉，没多少文化知识。然而，历经长时间军队生活的磨炼，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一种坚定的神色，让人见了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

徐寄萍的上级是王勋，二人时常共同开展工作，久而久之便萌生了感情。在那个时期，结婚可不像如今这般简便，除了要有感情基础，还需考量双方的背景情况，并且要获得组织的批准才行。

徐寄萍通过打听了解到，这位王勋曾于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之后被分派至新四军，从基层岗位做起。最开始担任兵站指导员，之后逐步升任兵站站长、留守处主任以及供给部副部长，是标准的出身纯正。

徐寄萍早在1940年于上海求学时便加入了学生协会，还不顾危险前往苏北参军，这自然也不存在任何问题。经分区政委陈时夫和司令员段焕竞从中牵线搭桥，二人于1943年春季结为连理。

婚后，王勋向徐寄萍简要提及，自己原本叫毛泽全，1938年自延安党校结业后来到此处。

徐寄萍并未把这事放在心上，毕竟在战争时期使用化名是极为平常的事，何况他还是供给部的副部长，要是存在问题，组织自会审查发现。

然而，出乎徐寄萍意料的是，这个王勋竟“不老实”，未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如实相告！

直至1950年春季，王勋获组织准许恢复原名毛泽全。那年夏天他前往北京出差，于中南海见到了毛主席，归来后才向徐寄萍提及，自己去探望了堂兄毛泽东。

那一刻，徐寄萍差点被气得晕过去。原本觉得你是个出身农家的老实人，以为你没什么事瞒着自己，可这么重大的事情居然都不跟自己讲。都结婚七年了，孩子都有三个了，你现在才说你是毛主席的堂弟！

原来，毛泽全自延安党校结业后，顾虑自己名字和毛主席的太过相似，怕被人认出，在部队会受到特殊待遇。为了不凭借毛主席的声誉获取便利，彼时一同从韶山奔赴延安的毛主席的两位堂弟——毛泽青和毛泽全，都以化名投入工作。他们立下誓言，革命若未成功，就绝不恢复原本的姓名。

徐寄萍在听闻毛泽全的解释后，心中的芥蒂消除了。尽管毛泽全曾对她有所欺瞒，可她却因拥有这样一位丈夫而倍感骄傲，夫妻二人的感情愈发深厚。

毛泽全是和毛泽东在五服之内的堂兄弟，他是毛泽东堂叔毛喜生之子，其家位于韶山的东茅塘。此地和住于上屋场的毛顺生家相距仅两三里路，正因如此，毛喜生和毛顺生的关系十分亲近。

只是毛顺生善于经营，有能力供毛泽东读书，而毛喜生家无论怎样都没能力供孩子读书，所以毛泽全到十一二岁时还在山上放牛。

彼时，毛泽东已然成为湖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青年运动领袖。由于毛泽东离家较早，毛泽全对这位堂兄的印象并不清晰。

直至1925年，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毛泽全在聆听了毛泽东的宣传之后，对革命萌生了兴趣，开始踊跃参与农民运动。到了1927年，他又在韶山特别区农民协会从事通讯工作。

可以讲毛泽全十分敬佩这位从韶山走出的堂兄毛泽东，他也不想如长辈般在乡村了却一生，一心要到外面开创一番事业。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全便收拾行囊，背井离乡。

在旧时代，交通条件落后，农民大多不愿背井离乡。毛泽全能够踏出这一步，实属不易。毛泽全的这一选择是否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值得深入探究。

他告别韶山之后前往彼时繁荣的南京，在那里有个做律师的堂叔名叫毛岱钟，在南京政府检察院任职调查专员。堂叔见到前来投奔自己的堂侄十分欢喜，便安排他做了一名收发员。

尽管这段经历持续时间不长，但却让毛泽全增长了见识。1936年，毛岱钟在南京离世，此时毛泽全在南京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人，无奈之下只好返回韶山。

返乡韶山的这段时光着实难熬，年轻之人本渴望外出闯荡、开扩眼界，可见过了外面的世界，如今又回到故土，反倒觉得还不如未曾出去过。

直至1937年初，毛泽全再度觅得机会。原来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告知正在家乡教书的毛远耀前往上海开展党的地下印刷工作，毛远耀的两位堂叔，即毛泽全与毛泽青也提出一同前往的请求，再加上毛远耀的弟弟，四位韶山毛家的年轻人开启了革命征程。

之后全面抗日战争打响，毛远耀和毛泽全等辗转多个地方，最终抵达了延安。

听闻老家韶山有青年前来投身革命，毛泽东极为欣喜，亲自接待了这四位青年，并亲切地与他们会面。

然而，向来公私界限清晰的毛泽东也给众人提前打了“镇定剂”，反复向他们着重说明，在延安绝不能妄图凭借他毛泽东的名号作威作福，还告知他们：“到这儿来，官职没有，干革命的机会倒是多得很！”

听闻毛主席所言，众人皆备受鼓舞，决心凭借自身能力开拓出一番事业。

在延安，毛泽全起初被安排到边区国民经济部合作社担任管理员一职。1937年1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1月，他进入延安党校进行学习。

党校结业后，毛泽全被安排到新四军岩寺兵站担任指导员。从那时起，为避免受毛主席光辉影响，他化名为王勋，不再与毛主席联系，而是一心一意当好一名士兵。

没过多久，毛泽全被调到处于安徽芜湖区域内的繁昌兵站担任指导员，半年之后，毛泽全再度被调至马兴兵站，出任站长并兼任指导员。

抗战时期，毛泽全始终奋战于我军后勤工作一线，曾先后担任张家渡兵站站长、新四军一师二旅供给部副部长。

抗战胜利之后，毛泽全获提拔成为华中野战军师供给部部长。为保障部队的粮饷供应，他于江苏东台县和当地一位资本家合作经营卷烟厂。半年时间里，该厂盈利数万元，极大地改善了部队的物资供给状况。

在解放战争爆发之前，国民党着手对解放区实施封锁，毛泽全再度考虑借助于在海安县开办粮行的方式来采购粮食，从而避免被国民党政府察觉。

解放战争打响之后，毛泽全相继出任新四军三纵队供给部部长、第三野战军23军后勤部长，开办了生产被服、鞋袜、毛巾等物品的工厂，迅速解决了部队的军需供给问题。

尽管毛泽全始终从事的是“粮草管理”工作，担当“老后勤”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工作无足轻重。毛泽全长期身处新四军、第三野战军体系，在三野所缔造的经典战役成果里，每一场都离不开卓越的后勤保障。

在淮海战役落下帷幕之际，陈毅曾感慨而言：“淮海战役能够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以小车助力。”

毛泽全身为部队里关键的后勤官员，依次参与了皖南繁昌战役、南陵战役、苏中裕华战役、李堡战役、河南豫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以及渡江战役，几乎达成了三野战役参与的大满贯。

无论困难程度如何，环境怎样艰苦，毛泽全都尽可能确保部队的供给，军队能不能打胜仗，关键还是在于后勤补给能力。

毛泽全和徐寄萍成婚后，始终跟着部队四处征战。1950年渡江战役结束，23军在宁波驻守，军后勤部驻扎于章桥镇。此时，徐寄萍怀上了两人的第三个孩子，孩子刚出生两天，毛泽全就收到调令，要求他前往南京军区后勤部报到，于是一家人前往南京。此后，毛泽全出任后勤生产部部长，徐寄萍担任财务科副科长。

那一年夏天，毛泽全前往北京出差开会，期间抽空去探望了堂兄毛主席。自1938年8月在延安分别后，这对堂兄弟已有12年未曾相见，毛主席甚至曾一度与这位堂弟失去联系，于是便问道：“泽全，自延安一别，你去何处工作了？怎么一直没你的消息？”

毛泽全向主席提及自己于1938年时的经历：“我把名字改成王勋，前往苏北的新四军兵站负责后勤工作。”

毛主席听闻后十分开心，这位堂弟果真没凭借自己的名义谋取好处，于是幽默地说道：“不错嘛！‘王’字的笔画工整笔直，不像‘毛’字下面还拖着个尾巴呢。”

毛泽全被主席的风趣话语引得哈哈大笑，在不经意间，那种陌生的感觉渐渐消散，两兄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亲近了。

两人随即聊起了日常琐事，毛主席向毛泽全打听这十几年来他都从事过哪些工作，后来见毛泽全年岁渐长，忽地问道：“泽全，你成家了没？”

毛泽全把自己结婚之事向主席作了汇报，“于1942年春季结的婚，妻子名叫徐寄萍，同样在部队任职。”

毛主席又问道：“你有几个子女？”毛泽全回应道：“有三个女儿。”

毛主席听闻后十分欢喜，由于彼时陈毅也在现场，毛主席便容光焕发地向陈毅介绍道：“这是我弟弟，名为毛泽全。”

王勋于新四军后勤工作方面表现极为出众，曾担任新四军代军长、华东军区司令的陈毅，又怎会对王勋的名号毫无耳闻。

只是当时并不知晓王勋便是毛泽全，而且他还是毛主席的弟弟，所以颇为吃惊地表示：“我们在皖南以及盐城的新四军军部都碰过面。”

毛泽全在北京和毛泽东会面之后，返回了南京。之后，毛泽全从华东军区后勤部生产部长的岗位调任至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生产管理处担任处长，全家从南京搬迁至北京，他的妻子徐寄萍也调到总后勤部任职。

1952年秋季，毛主席邀约韶山的李漱清、邹普勋等人前往北京做客。10月3日，毛主席设宴款待李漱清、邹普勋等乡亲时，鉴于邹普勋是毛泽全的亲属，而自己尚未见过毛泽全一家，便顺带把毛泽全一家也邀了过去。

一辆小轿车搭载着毛泽全一家五口前往中南海，途中，徐寄萍显得有些紧张，毕竟这是她头一回见到毛主席，毛泽全见状安慰她不必担忧，称主席为人十分和蔼可亲。

汽车驶入中南海丰泽园后，毛泽东主席正在一处凉棚下阅读资料，瞧见他们到来，便前去迎接。

毛泽全热情地唤了一句：“主席三哥！”

毛泽东瞧见后十分欢喜，说道：“哟！泽全你居然有这么庞大的一家人呢。好！好！”

起初，徐寄萍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看到毛主席热情地跟众人打招呼，还愉快地交谈，她便不再感到拘谨了。

毛泽东向徐寄萍问了几个问题，像家庭状况和工作情况之类的。徐寄萍说她1940年在上海加入了学生协会，1941年前往苏北加入了新四军。她还提及家中有一位母亲和两个妹妹，两个妹妹如今在上海工作，她们都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

毛主席听闻后，满脸喜悦地说道：“妙！妙！你们家是革命家庭。”

接着又询问道：“你是从上海前往革命根据地的高中生，为啥要找泽全这个曾经种过地的乡巴佬呢？”

这话一出，可把徐寄萍给难住了。当初也不晓得是相中毛泽全哪一点了，连他的真实身份都被其隐瞒，可这话又没法往外说。

看到徐寄萍羞涩地笑着没有回应，毛泽东说道：“这很不错，你们一个是工农出身，一个是革命知识分子。我们就是要让知识分子向工农靠拢，让工农干部提升知识水平，彼此相互学习，互相取长补短。”

此时，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走进屋内，说道：“进屋里吃饭吧。”桌上摆着的饭菜十分朴素，全是湖南家乡的菜肴，这可是毛主席款待老乡们时必定会准备的菜品，不是苦瓜、茄子，就是辣椒之类的。

用餐之际，毛泽东留意到徐寄萍面色欠佳，便关切问道：“瞧你身子挺单薄的，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

徐寄萍回应道：“没什么事儿，就是老是头疼。”

毛主席表示：“有时候耳朵出现病症，头部就会疼痛，你不妨去检查一下耳朵！”

毛主席十分关怀众人，了解到邹普勋患有肺病，便让秘书专门用一个碟子夹菜给他。他又考虑到菜过于辛辣，不适合孩子们食用，于是特意叮嘱：“孩子们吃不了辣椒，今天加一盆炒鸡蛋给孩子们吃。”

由于所吃的皆是日常普通饭菜，众人进食时也显得十分自在。

用餐完毕后，众人又在客厅里落座，接着便你一句我一句地交谈起来。这时，毛泽全5岁的女儿远玲鼓足勇气说道：“伯伯，我给您跳支舞。”

毛泽东满脸喜悦，连声说道：“妙！妙！”

远玲一边唱歌一边跳舞，毛主席与众人在旁边随着节拍，缓缓地鼓掌。

待了两个多小时之后，毛泽全见孩子们都玩得疲倦了，便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让秘书叶子龙从桌子上拿了些苹果和糖块，让孩子们带回去吃，随后把他们一家送到院子门口。这时，毛主席突然说道：“怎么少了一个孩子？”

他始终牢记着毛泽全家中有三个孩子，然而此刻却发觉最小的女儿远平不见了踪影。

徐寄萍赶忙说道：“远平已经睡着了，早就被抱进汽车里面去了。”

毛主席听完情况之后，心里的担忧才得以消除。等车子发动起来，毛泽全夫妇透过车窗玻璃，瞧见毛主席正朝着他们挥手示意。

1954年秋季，毛泽全考虑到一家人都已抵达北京，便将身在韶山的母亲毛邹氏也接到了北京。

毛邹氏听闻邹普勋和一群乡亲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也萌生了去见毛主席的想法，她便对旁人讲：“你毛泽东既然能接见我弟弟，难道就不能让我见一见吗？”

毛邹氏乃邹普勋的姐姐，这对姐弟的父亲邹春培是毛主席的启蒙老师，同时邹春培也是毛主席的儿时伙伴，往昔毛主席常到邹家嬉戏玩闹。

次日，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安排车辆来接毛泽全一家，毛泽全和徐寄萍带着婆婆以及三个女儿一同前往中南海。

在汽车里，叶子龙满脸笑容地讲道：“今儿去的人挺多，主席的子女平常在学校住宿，今儿是周六，也都回到家了。”

车辆抵达中南海后，毛主席早已在那里等候迎接。见到毛邹氏，毛主席上前搭话道：“婶母，您好！”

毛邹氏在见到毛主席时同样十分激动，说道：“好，还不错，你也一切都好吗？”

毛主席操着韶山话讲道：“借你的吉言，还不错呢！”

毛主席询问她来了多长时间，转而责怪毛泽全道：“婶母在北京都住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呢？”

毛邹氏高声喊道：“你忙着呢！我知道你是个大忙人，我就是过来瞧瞧你。”

众人一边交谈着，一同走进屋内。彼时毛邹氏年逾八旬，且是小脚，毛主席便亲自搀扶着婆婆踏上台阶，说道：“走慢些、走慢些。”

踏入客厅后才发觉，到访的人着实不少。除了邹普勋之外，还有王季范及其孙子孙女、文涧泉和文运昌，以及毛远耀和其爱人胡觉民等，这些人皆是毛主席在韶山的亲朋好友。

在晚间用餐之际，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李讷以及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也都到场了。

客厅当中放置了两张大圆桌子，菜品与上回相差无几，只是盛红烧肘子的盘子特别大，众人用餐时心情十分畅快。

用餐结束后，众人围坐交流，毛主席朝着毛泽全，手指向毛邹氏，说道，你母亲为人很好，在过去那旧时代里，她带着你们吃了不少苦，如今你们得好好照料她一阵子。

毛主席说道：“婶母，你是否还记得呀，1925年那会儿我在韶山开展调查工作，你瞧见我脚上穿的鞋子破了，大半夜就赶忙给我做了一双崭新的布鞋。”

“没错！”毛邹氏说道，“你的脚可真大。你瞧瞧，脚大能够闯荡天下，如今你都当上主席啦。”众人听闻，都放声大笑起来。

正当众人闲聊之际，有人提议请毛主席写张字条，以便能在湖南谋得一份工作。

毛主席听闻后，立刻神情严肃地讲道：“这些年，韶山有不少乡亲都想着到北京逛一逛、瞧一瞧。对此我是十分欢迎的。不过，一年来的人不能太多，人来得太多，我实在招待不过来。你们往返的开销，都是从我稿费里支出的。而且，这还会给当地政府增添麻烦，所以不能多来。要是生活上有难处，我可以给予一些帮助，至于安排学习、介绍工作这类请求，那是没办法做到的。”

提及此处，毛主席指着毛泽全等人说道：“他们全是凭借自身努力打拼出来的。你们若要出来工作，没问题，我不会干涉，不过得依靠自己的努力。有一点我得事先说明，别打着我的旗号行事。希望你们能理解这一点，也请你们予以谅解。还盼望你们回去之后，跟其他亲友把这事儿讲明白。”

之后，邹普勋跟毛泽全夫妇讲，此次前来的乡亲们每人添置了一套绒衣裤和一套棉衣裤，规格较上一次有所降低，看样子主席确实有些难以承担招待的费用了。

毛主席讲完一番话后，众人都没了言语，现场的氛围也变得有些难堪。这时，毛邹氏开口说道：“润之说得没错，得依靠自己努力才行。你们瞧瞧，润之就是穿着我做的布鞋，独自打拼出了一番天地呀！”

又有一番言语引得众人哄堂大笑，现场的氛围也随之热闹起来。

虽说“脚大走四方”只是句玩笑话，但从中也能看出毛邹氏对子女的培养之用心。实际上，自毛泽全投身革命起，他的确凭借自身努力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为了不活在毛主席的光环之下，他甚至更改了姓名，这份觉悟着实难能可贵。

1956年4月的一个夜晚，毛主席于办公室会见了来自韶山的毛纯珠和毛泽全一家（毛纯珠系毛泽全的兄长）。

碰到徐寄萍后便说道：“你头疼的状况有没有改善些呀！脸色可比先前好多了呢。”

用餐完毕后，毛主席和众人交流了一番工作方面的事情，最后毛主席还询问了毛邹氏的身体状况，在即将离开时，还打算拿出200块钱让毛邹氏买些吃的。

毛泽全表示：“不用啦，我们经常往家里寄钱。”毛主席这才不再坚持。

之后，毛主席转而对徐寄萍说道：“上回你不是打算跟我合张影嘛，那天没弄成，就今儿拍吧。”

摄影师到来之后，毛主席询问道：“我们就这么自然地坐着拍摄，行不？”

徐寄萍笑着提出请求：“要不还是站一块儿合个影吧。”

主席表示：“行！就按你说的办。”随后，全家人聚在一起，拍下了珍贵的合影。

1957年秋季，毛泽全被调至内蒙古集宁办事处任职。为避免对主席的工作造成干扰，他并未前去打扰。直至抵达集宁之后，他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毛泽全和毛泽东名字仅一字之差，是未出五服的堂兄弟。凭借这层关系，毛泽全若借毛泽东之名行事，可谓轻而易举。然而，毛泽全从未如此，即便对自己的子女，他也有同样的要求，期望他们能自力更生，而非依赖父辈的荣光。

之后，毛泽全和徐寄萍又育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加上之前的孩子，总共六个。他们把每个孩子都视作珍宝悉心养育，但绝不允许孩子们凭借关系谋取便利。毛泽全时常告诫孩子们：“你们要依靠组织，凭借自身努力取得进步。”

当他们的大女儿毛远慧在北京读小学时，其他孩子的家长都是开着轿车和吉普车来接孩子，唯有毛远慧的父亲毛泽全骑着自行车。年纪尚小的毛远慧难免产生了攀比心理。有一天，她鼓起勇气问父亲：“为何别人总是有小车接送呀？”

毛泽全跟女儿讲：“骑自行车不也挺不错的嘛？以前爸爸打仗全靠双脚走路呢！要比就跟同学们在学习上一较高下，怎么样？”

自那以后，毛远慧就再也没问过相同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毛远慧在辽宁的一家部队工厂开展研究工作。由于当时她的堂兄毛远新担任沈阳军区政委，厂里的领导打算让毛远慧去毛远新那里疏通疏通关系，走点捷径。毛远慧回应道：“我和毛远新并不相识。就算认识他，我们家也不会做趋炎附势的事。”领导见状，也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

二女儿毛远玲完成师范学业后，始终在石家庄的一所中学担任普通教师。

三女儿毛远平与五女儿毛远丽均凭借自身能力考上大学，完成研究生学业，最终被分配到北京，拥有了一份平凡的工作。

毛泽东四女儿毛远敏入伍之后，被分配到山西军区的一家医院工作。那时有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机会，有人给毛远敏提议道：“你父亲在总后勤部系统工作，好几所军医大学都由总后勤部管辖，你为何不尝试想想办法呢？”

只要毛泽全开个口，毛远敏便能够拥有不错的前途，然而毛远敏却没敢跟家里讲，她担心父母责备她。

1974年，毛泽全和徐寄萍仅有的儿子毛远建报名应征入伍。当时，报名参军的人都要到军工站集合，随后会被随机分配到各个军区。毛远建被分派到了一个极为偏远的地区，此地位于边境，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风险。

由于毛泽全和徐寄萍都来自后勤系统，以往的战友、下属到处都是。正当徐寄萍迟疑之际，一位老战友打电话过来说：“老徐，我就在军工站呢，接兵的人也在这儿。要不要把小建和另一批去西安的人换一下？要不然，干脆不去也行。”

老战友都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了，对徐寄萍而言只是一句话的事儿。一想到自己孩子才16岁，刚上高一，身体都还没发育成熟，怎么能受得了这份苦，差点就动摇了心意。

然而到了紧要关头，徐寄萍依旧坚守住了原则，跟战友讲：“他和平常的孩子有啥不一样呢？人家要去，就随他去吧！”因怕自己改变主意，马上挂断了电话，彼时他的脸上满是泪水。

毛远建回到山西军分区任职。有一回，他前往县里下乡办事，一位县领导得知毛远建是毛主席的堂侄后，非要和他喝一杯，还说道：“你身上完全没有特殊之处，跟我们这些基层干部没什么两样。就凭这一点，我就觉得主席太伟大了，从他亲属如此普通就能看出来。”

1989年3月7日，毛泽全于山西太原的一所部队医院离世，徐寄萍与孩子们皆守在身旁。数日后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众人悲恸大哭。

毛泽全的人生极为普通，很多人都不清楚毛泽东有这么一位堂弟。然而，他的人生却富有传奇色彩。身为毛泽东的堂弟，他从未想过借助毛主席的名望，而是凭借自身努力，脚踏实地地度过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