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番拷打残疾人 撕掉解放军布告 解放前南阳这支谍报队的“骚操作”

1948年9月16号，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部队在宛(南阳)、确(山)地区对张轸（时任华中剿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官、河南省政府主席）集团发起进攻，这次作战是为了发起秋季攻势，并协同配合华东野战军在济南作战。虽然我方企图被敌人发觉，也歼敌千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

第二天，也就是9月17号，正值1948年的中秋节。距南阳600多公里外的济南城外，解放军攻城部队正进行多点猛攻。国民党重兵设防的这座大城市，已经难于招架了。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天上午，在南阳城西郊外的胡庄，温庆瑞、柳某某等人从胡庄北大路上拉回两名挑着核桃仁、麻桑皮的人，硬说两人带有黑货，当即进行搜查。

后来又带到胡老七（胡金贵）家门口进行审问。谍报队说他们是探子，二人不承认。温庆瑞、柳某某和柳怀庆就打了二人。后来，由胡老七的老婆等人说情，给他们筐核桃仁才把人放了。有了这筐核桃仁，如同领了“节日补助”，谍报队的这伙人过中秋添了样干果。

以打探情报为借口，谍报队对过路客商、行人的抢劫勒索可谓登峰造极。一天，从河西岸慢吞吞过来一个拐子（腿脚残疾者）。这伙人发现后围过去，说他是八路军的探子，将其连拉带扯扭到谍报队队员，程万祥位于田营的家里。程上前用绳子将其绑起来，拉燕飞（双臂拉伸吊起）进行吊打，柳全有还用皮子做个鞭子，沾些水抽打此人，逼问对方是不是土八路，这人不承认。他们就把他放下来，拉进屋内，采用支砖（坐老虎凳）支了一砖，柳某某扶着他支砖，这人仍不承认。最后把他按在地上，由柳某某按着脚，温庆瑞用扁担对其进行毒打。这伙人连打带吓，用遍各种刑法，还说要活埋他，但是一番拷打审问之后，什么也没问出来。据柳某某回忆，“此人是个好人（指普通的老实村民），用土话讲有些迷瞪”，大约是脑子有点问题。正所谓“逮住蛤蟆，攥出尿来。”即便是这样一名残疾人，他们也不放过，定要榨出油来。第二天，此人的一个亲戚闻讯赶来，还送来一些烟酒才将其保出。这名残疾人本就腿脚不便，又经过一番拷打，走路更加迟缓，最后他一瘸一拐，自己挪回去了。

1948年八九月间，柳某某受命到安皋一带搜集情报。这里是他的家乡，风土人情都很熟悉，打探解放军的消息也容易些，而且来得及的话还能顺便回趟家，所以，这趟任务对柳某某来说是个好差事。

在他的多份交待材料中，没有详细写过安皋这次情报工作，倒是柳某某的队友程万祥在解放后交待过一个细节：“柳某某在刺探我（解放）军情报的同时，两次在安皋街撕回我军布告。”大约在1955年，柳某某在《检查我的错误实（事）实 第1号》中写到，“（自己）参加伪情报队干一个多月，就到镇平（搜集）情报二次，又到安皋（搜集）情报一次，总共三次。”关于安皋的那次任务，仅此而已。

在1966年《关于柳某某参加伪谍报队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根据）程万祥之证明材料，柳某某撕回手掌大那么一片（布告），又不知内容。同时，与柳某某多次谈话，本人拒不承认，故应否认。”这份调查报告对于柳某某“撕布告”一事予以否定，这个结论应该是更加接近事实的。

1947年11月12日，在方城县城解放的第二天，解放军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布告第一号》，广泛张贴散发给城乡群众，发布日期标为“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布告》前半部分历数蒋介石撕毁重庆谈判协定、发动全面内战的罪行，后半部分阐明了解放军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一系列政策。可以推断，

1948年下半年，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为了向新解放、待解放区域的群众做更广泛宣传，解放军在南阳周边乡镇应该张贴了更多布告。

不管柳某某是否参与此事，第九师谍报队若是见到解放军的布告，正常情况下应该会撕掉后带回上交。而且必定有过这类“微操”，所以程万祥才有此印象。这不只是要消除“八路军”的宣传效果，阻断周边群众的信息来源，更是因为通过布告内容、署名部队等信息，可以了解附近解放军的“活跃度”，并推测其战略意图、工作重点等信息，这也是军事情报的一部分。当然，这需要较强的情报搜集、研究、判断能力。柳某某显然不具备这项能力。

那么，柳某某所在的谍报队，是怎样一支情报组织呢？

据《南阳地区志》记载，1948年2月，绥靖公署决定建立县、乡、镇情报机构，成立所谓“肃奸队”，侦捕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此外，国民党在南阳地区设立的特务组织，种类繁多，危害最烈的有“军统”系统的南阳情报组、“中统”系统的南阳分区以及河南省党政军伏牛山区工作团等组织。这支谍报队有可能是“军统”南阳情报组设在第九师的情报机构派驻城外西郊的下属分支小组。“军统”就有在册人员和外围人员。

1963年10月28号，中共南阳市委二办室工业口所作的《对柳某某问题的专案结论》提到：“该谍报组的性质：1948年南阳解放前几个月，王匪（即国民党十三绥靖区军政长官王凌云）为了最后的挣扎，各处搞谍报组织，该组是在十三绥靖区九师王凌云匪部领导下的住城西郭庄、胡庄的特务谍报组织。当时，组长汤易章穿军衣有手枪，副组长温庆瑞穿便衣，其组员大部分都是他们到（驻地）后拉进去的，无枪支，无报酬，穿个人衣服，伙食由各保摊派。两个（驻扎）地方共10人，当时主要任务是：在马山口、镇平、安皋、王村铺、郭庄、田营等地区搜集我军情报（人数、武器）等信息，搜集后由组长向靳岗和王凌云匪部汇报。……实际干的是土匪活动。”

按照《关于柳某某参加伪谍报队情况的调查报告》，该组织“任务是在周围刺探我八路军（解放军）情报，见到解放区来人，就进行审问，说人家是土八路、探子，进行拷打用刑逼问，最后问不出什么东西，就把人家带的东西没收，由保人送些东西和钱，才把人家放了。”

国民党第二军（即整编第九师）属于嫡系部队，在当时排长即可佩戴手枪，所以该谍报队的组长汤易章，大约是名中低级军官，职务至少相当于排长或连长，或应属于军统的“在册人员”，其他人则是“外围人员”，也就是“临时工”。他们无报酬、无枪支、无证件、无制服，属于“四无人员”，不需要上级额外发钱配枪。作为外勤人员，他们充当帮凶、打手，拦路劫持、欺行霸市、拷打、勒索行人、商贾、鱼池主，再从没收的财物中分到一些赃款赃物。在外出打探消息时，他们应该是从派饭的人家带点玉米窝头、杂粮饼或红薯之类充当干粮。

这种谍报队，对于国民党政权来说，不需要拨付资金，只需任其自行筹措（榨取群众）即可。这样做，代价似很小，他们不需要投入，代价也很大，他们失掉了民心。

（未完待续）

本文据柳某某的

《历史档案材料（付卷）南阳拖拉机配件厂革委会；一九七〇年元月制》

《整理材料（付卷）南阳拖拉机配件厂革委会；一九七〇年元月制》

《整理材料（正卷）南阳拖拉机配件厂革委会；一九七〇年元月制》

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南阳地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