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与消费合力形成良性循环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5年我国全方位扩大内需需要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促进消费与投资的更好结合，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对全方位扩大内需、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消费与投资应当协同作用。当前需要关注的首先是政府支出扩张的力度，其次是政府支出的结构优化。支出扩张的力度决定了扩大总需求目标的实现程度。从经济循环角度来看，投资与消费是相辅相成的，短期内都是政府需求扩张的着力点。扩大内需既需要促进消费内需，也需要增强投资内需。目前，民间投资增长乏力，而政府更多侧重于投资支出；在消费支出刺激方面则多为政府转移性支出，如发放消费券、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适老化改造补贴、育婴补贴等，呈现为一种结构性的政策。

从长期来看，投资积累物质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没有资本积累，经济无法增长。消费不仅仅是对财富的消耗，它还能转化为人力资本，尤其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人力资本的积累愈发重要。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人力资本则是推动创新的关键。由此可见，消费与投资应当协同作用，无论从稳定经济来看，还是从发展经济来观察，两者都是内在关联且相互促进的整体。

在经济循环中，投资和消费相互促进。政府的投资可以带动民间投资，当然是有条件的；政府消费亦即公共消费以及消费补贴也能激发私人消费。基于此，单纯地争论投资和消费哪个更为重要，或政策应偏重投资还是消费，显然不如从整体循环的角度审视两者的关系更可取。此外，投资乘数的大小受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投资乘数越大，二者呈正相关；反之，边际消费倾向低则投资乘数较小，二者可能相互制约。因此，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应从整体循环角度理解，避免将其视作二元对立的简单问题。

政府支出在传统经济学中一直被视为外生因素，但如今其内生性愈加明显。政府的支出和收入在国民经济循环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持续作用，在货币循环中发挥特殊的功能，尤其在需要加强宏观调控时，其作用更为突出。随着公共消费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及其占GDP比重上升，政府支出的内生属性日益显现，类似货币的内生性问题，当前的共识是政府支出不仅仅在经济波动时起作用，而且是日常经济循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投资和消费要形成合力。经济发展、宏观调控，包括财政政策在内，其底层逻辑都要从物本逻辑转换为人本逻辑，一切围绕着“人的需求”来做文章。投资与消费的合力应从人的需求出发进行理论构建。从物质财富的角度，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消费形成人力资本的积累，健康素质、知识获取、技能提升、家庭迁徙等同样重要。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为满足人的需求，物质生产最终服务于人自身的发展。就此而言，投资与消费都应围绕人的基本需求，尤其是不同区域群体的需求来设计和提供。基于人本逻辑，投资和消费自然就统一起来了。

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制约，农民在向城市流动时仍面临身份问题。家庭迁徙需求不仅仅涉及劳动力的流动，还包含社会认同与身份的转变。这种基于促进社会转型衍生的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其需求其实是巨大的，从这一角度出发，投资与消费若围绕人的这类需求展开，便实现了投资与消费的统一，而且潜力很大。投资和消费要形成合力，实践起来则体现在推动市民化的进程之中。市民化不仅是城市问题，更涉及农村的综合改革，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深化改革，让农民财产权利可估值、可抵押、可交易、可携带。（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