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发出的威胁可信吗？ | 国政学人

领导人发出的威胁可信吗？

作者：Danielle L. Lupton，科尔盖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来源：Danielle L. Lupton, “Threat Construction and Coercive Credibility,”Security Studies, Vol. 33, No. 3, 2024, pp. 407-438.

导读

领导人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威胁，但这些威胁是否可信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习惯于在社交媒体上发出各种威胁，例如威胁伊朗如不停止核计划将有“严重后果”，威胁对俄罗斯施加“更大规模的制裁”甚至扬言“轰炸莫斯科”等等。在最近的印巴冲突中，印度指责巴基斯坦为“恐怖主义”并声称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报复”等等。

仅看言辞，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常常将大范围经济制裁和封锁、推翻他国政权、大国战争乃至核战争这类威胁挂在嘴边。尽管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紧张，但至少没有他们所声称地那样残酷。由此产生一个问题——领导人所发出的威胁是否可信？尽管西方国家不能无视俄罗斯所发出的使用核武器的暗示，但他们的确在过去三年扩大了对乌克兰的援助。他们如何评估俄罗斯发出的威胁？美国数次威胁对华加征关税，威胁中国如不屈服将面临难以承受的局面，但中国顶住压力，并迫使美方重大让步——而不是兑现其威胁。中国如何评估美国发出的威胁？公众又如何评估本国以及外国领导人发出的威胁？

针对这些问题，学者Danielle L. Lupton提出了评估威胁是否可信的几个维度：威胁的内容是否具体和严厉？威胁是否公开？领导人用什么理由解释其威胁？Lupton还进行了广泛的问卷调查，收集到大量样本以分析人们如何评估本国领导人的威胁是否可信。她指出，在高风险的危机中，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内容具体的威胁更可信；在低风险的危机中，严厉的威胁更可信；在评估外国领导人的威胁时，以声誉为理由、内容更具体、更严厉的威胁更可信。作者着眼于威胁本身的内容，提出了一套评估威胁是否可信的分析框架。译者特编译此论文，供读者批判参考。

序论

如何发出可信的威胁？以往研究关注了观众成本、特定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对胁迫的可信度的影响。例如，政策制定者通过制造观众成本，以表明自身的决心和意愿，提升威胁可信度。相反，缺乏行动支撑的纯粹威胁则常被视为“空谈”。然而，近期研究指出，无论后续是否有具体行动，威胁本身就能产生观众成本，并且引起受众的重视。

以往研究缺少对威胁内容本身的研究。政策制定者如何传达威胁时候使用的何种解释也缺乏研究。政策制定者需要如何向各类受众传递可信的信息——这意味着需要研究威胁本身是如果建构的。

威胁建构和胁迫的可信度

本研究重点研究威胁本身的内容，而非威胁产生的背景。政策制定者如何构建威胁的内容以及修辞的表达方式，对可信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本研究重点关注强制（compellence）威胁而不是威慑（deterrence）威胁。两者都属于胁迫（coercion），威慑意在阻止对方采取某正行动，强制意在迫使对方改变行动。本研究关注强制，是因为强制比威慑更困难。在威慑的情形中，如果对方不采取行动，则自身也没有必要采取行动。在强制的情形中，自身可能需要先采取某正行动，仅靠口头上的威胁可能是不够的。

本研究认为，影响威胁可信度的因素有三类，分别是威胁的具体性（specificity）、严重性（severity）、公开或私下（public or private）以及威胁解释（threat justification）。

（一） 威胁具体性

如果对手不顺从自身要求，将会面临某种后果。具体性关注的是对这种“后果”的描述的明确程度——具体还是模糊？例如，2021年美国威胁称，如果俄罗斯致使反对派纳瓦尔尼死亡的话，“将会产生后果”——这是模糊的威胁。而1993年北约明确表示会在波黑进行大范围空袭——这是具体的威胁。理论上，政策制定者倾向于使用模糊的威胁，因为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有回旋余地可以挽回面子。

相比模糊的威胁，具体的威胁应该更可信，更有可能引发观众成本。领导人明确阐述其要求，并具体说明不满足这些要求的后果，这样的威胁更可信，并且也能减少对方关于如何行动的困惑。相比之下，模糊的威胁可能表明自身并不那么坚定，不确定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

假设1：具体的威胁比模糊的威胁更可信。

（二） 威胁严重性

严重性关注的是，如果对手不顺从自身要求，后果有多严重？一些研究表明，威胁增加冲突成本能表明胁迫者对行动的决心，从而提高胁迫的可信度，这说明更严厉的威胁应该更为可信。例如，威胁实施经济制裁或使用空袭，而不采用其他成本更高的军事行动，可能表明胁迫者缺乏决心。然而，另一些研究表明，发出严厉威胁的领导人，可能被视为不够果断。提出与交涉问题不成比例的过高要求的领导人可能会被认为是在虚张声势。例如，威胁使用核武器进行的胁迫通常缺乏可信度，因为使用核武器的成本远远大于交涉问题的风险。

这个问题仍然有待研究。一方面，严厉的威胁可能比不那么严厉的威胁更可信；另一方面，过分严厉的威胁可能是不可信的。

假设2：更严厉的威胁更可信（或更不可信）。

（三） 公开威胁或私下威胁

公开发出的威胁和私下发出的威胁哪个更为可信？观众成本理论认为，公开发出的威胁更可信，因为国内的压力，而不愿发出公开威胁的领导人则容易受到国内的压力。领导人发出公开威胁也能提升其国内的地位。例如，美国总统发出公开威胁后，国内支持率往往会增加。当领导人不确定公众会如何看待他发出的威胁时，会转为发出私下威胁。一些观点认为，私下威胁不如公开威胁可信。而最近的研究发现，私下威胁有助于向对手表明自己的承诺和严肃性。对手有可能会认为胁迫者的公开威胁是针对国内受众的，私下的声明才是更有分量的。

假设3：私下威胁比公开威胁更可信。

（四） 威胁解释

本研究认为，胁迫者对威胁的解释，同样影响胁迫的可信度。胁迫者解释自己的威胁，对手更有可能认真对待，因为对手已经理解并意识到威胁的逻辑，并且可能说明胁迫者已经深思熟虑地考虑过发出威胁的原因，而不是即兴发言。另外，公众也希望领导人解释自己发出威胁的原因。领导人使用各种理由来解释其发出的威胁，例如声誉（reputation）或国家安全。本研究将两类解释理论化，分别是援引声誉的威胁和援引观众成本的威胁，后续将讨论这两类威胁的可信度。

声誉。声誉被广泛用于解释行为者的行为。一些研究怀疑声誉的作用，对手可能不以胁迫者的性格或过去的行为来评估其威胁的可信度。援引声誉解释发出的威胁，反而可能会损害胁迫者的声誉——胁迫者恳求对手不要损害自身的声誉。另一些研究表明，援引声誉会增加威胁的可信度，因为这表明胁迫者承诺通过言辞和潜在的行动来投资自己的声誉。此外，公众也重视国家的国际声誉，因此援引声誉为理由也可能意在增加国内观众成本。

观众成本。援引公众对行动的期望可能会提高威胁的可信度。发出公开威胁使得胁迫者更难在不受到国内惩罚的情况下作出让步。同样地，援引联盟承诺也会在国际上产生观众成本，未能履行承诺、支持盟友的胁迫者会受到声誉成本的影响，而未能遵守国际承诺则会产生国内观众成本。

假设4：援引声誉解释威胁会提高威胁的可信度。

假设5：援引观众成本解释威胁会提高威胁的可信度。

研究设计

为检验假设，本研究采用了联合设计调查实验，通过观察参与者来评估领导者在危机谈判情景中威胁的可信度。参与者被告知他们将面临一个美国被要求保护其盟友的情景：“一个外国最近派遣军队占领美国的盟友的部分盟友，以获得更多权力和资源，被入侵国寻求美国的帮助。美国总统就此局势发表声明，请说明您对该声明的看法。”参与者将获得以下信息：声明的具体性和严重性、公开发表或私下发表，以及美国介入危机的合理性。出于一些考量，本研究调查的是参与者评估本国领导人发表声明的可信度，而未调查参与者评估外国领导人对美国的威胁的可信度。

表1：联合处理（译者根据文中表1整理）

如表1列出了实验中的每种处理方式和量级，共有6×2×8的设计，共有96种可能的组合。其中，具体性和严重性被分为三个层次，程度递增；区分了公开威胁和私下威胁；基于历史案例，选取了五类常见的威胁解释：国家安全、致力于未来的强制措施、国内观众成本、声誉考量和履行联盟承诺。本研究控制了其他变量。

读者可能认为，精英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与公众有区别。然而，多项研究表明，精英和公众在声誉、决心和危机谈判等相关问题上的看法高度一致，因而不必过度解读精英样本和大众样本之间的差异。

（一）调查结果

调查表明，公开威胁和私下威胁之间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然而，与国家安全为理由的解释相比，以声誉为理由的解释显著降低了人们对总统后续行动可能性的感知。即直接援引声誉与较低的威胁可信度相关。此外，以观众成本为理由的解释在统计学上不显著。

调查表明，更严厉的威胁并不比不那么严厉的威胁更可信；威胁的具体性显著影响了参与者对威胁可信度的感知：参与者认为总统发出明确威胁后，比发出模糊威胁后更有可能兑现承诺。因此，威胁的具体性而非严重性显著影响了人们对威胁可信度的感知。

（二）后续实验

本研究关注高风险的情景以及国内受众对本国领导人发出威胁的感知。然而，低风险的情景，以及对外国领导人的威胁感知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本文进行的后续实验，关注能源危机（假设某国切断了美国盟友的能源供应），以及调查参与者对外国领导人的评估（英国对其盟友遭受另一国入侵时的反应）。

第一个后续实验表明，在低风险的能源危机情景下，更严厉的威胁（如空袭或派遣地面部队）被认为不那么可信，而总统所采用的威胁解释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影响（原始实验表明，援引声誉的威胁会削弱可信度）。在低风险的情境中，威胁的可信度主要由威胁的严重性决定，而非如原始实验那样由威胁的具体性决定。

第二个后续实验表明，与原始实验一样，威胁解释影响可信度，但不同之处在于，援引声誉的理由对参与者评估外国领导人的威胁可信度影响不大。参与者认为，与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威胁相比，更严厉的、更具体的威胁更可信。在作为国际受众而非国内受众时，参与者更容易批评援引声誉之外的其他理由的威胁——这表明国内观察者对本国领导人更加宽容。

结论

本研究表明，威胁的内容和建构方式影响对威胁可信度的感知，然而，并非所有建构方式都具有同等的影响力。结果表明，威胁具体性会影响胁迫的可信度（假设1），威胁具体性和严重性的影响并不一致；威胁解释可以塑造胁迫的可信度，声誉解释会削弱胁迫的可信度（假设4）。本研究中，私人威胁和公开威胁对可信度的影响没有显著区别（假设3），这有可能受到样本的影响，因为在实际的谈判中，参与外交的精英能第一时间接触到私人谈话的内容，而公众则无从知晓。因此私人威胁和公开威胁对可信度的影响仍有待后续研究。

两项后续实验结果表明，威胁可信度还受到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及被测量对象是国内还是外国受众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威胁解释对低风险争端中可信度的影响微乎其微，明确且不那么严厉的威胁被认为更可信。当评估外国领导人的威胁可信度时，参与者认为明确且更严厉的威胁更可信，但他们对许多解释威胁的理由持怀疑态度。

本研究的发现对于行为体如何在危机期间可信地传达其意图以及后续研究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表明，即使没有切实的政策行动，仅凭威胁的内容和构建就能影响对可信度的评估。本研究建议后续研究：（1）探讨威胁建构，特别是威慑的情景（本研究主要探讨胁迫的情景）；（2）探讨威胁建构的其他方面（如修辞的情绪化、隐晦的或极端的威胁）如何影响对可信度的评估；（3）领导人选择不同威胁解释的机制或条件；（4）领导人解释其威胁的原因；（5）威胁解释在其他情境中（如非危机时期）的作用；（6）将该框架应用到其他国家。

本研究有三个启示：（1）胁迫者想获得更多可信度，就必须考虑他们最想影响的受众，以及危机的严重程度；（2）明确的威胁比模糊的威胁更可信；（3）政策制定者英国自诩考虑如何解释其威胁。

译者评述

本文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探讨了威胁内容本身如何影响其可信度，并假设三种情境进行对照研究，使得该理论极具解释力。

译者认为，该研究仍然有待完善。特别是问卷设计时，该研究要调查参与者对“美国总统”的声明的看法。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领导人本身的性格和过往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公众所熟悉，这使得参与者在评价特定领导人的声明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刻板印象（例如，很难想象特朗普以维护联盟承诺为理由来解释其威胁）。尽管涉及特定的领导人会使得研究变得更复杂、繁琐，但也可以尝试在后续的问卷设计中增加一些对“美国总统”性格和过往经历的表述，探讨“美国总统”发表与其“人设”不符的言论时候，是否具有可信度，以加强该理论的解释力。

词汇积累

specificity

具体性

severity

严重性

threat justification

威胁解释

deterrence

威慑

compellence

强制

coercion

胁迫

credibility

译者：范昊晖，国政学人编译员，成均馆大学政治外交学硕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国际安全问题。

校对 | 李欣

审核 | 石瑜茜

排版 | 崔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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