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8吨垃圾找手表：公共服务该为“个人失误”买单吗？

38度高温下，两名环卫工徒手翻动8吨腐臭垃圾的场景，撕开了公共服务中最隐蔽的价值裂缝。

7月的大同，38度高温炙烤大地。两名环卫工人戴着薄薄的手套，在散发着酸腐气味的垃圾山中一寸寸扒开混杂着食物残渣的废物。他们的蓝色工装早已被汗水浸透，额头上的汗珠不断滚落——这场持续4小时的“寻宝”行动，目标只是一块价值几百元的儿童手表。

就在前一天，广东游客卢女士的孩子在高铁上不慎将儿童手表装入纸质垃圾袋后遗忘。通过定位发现手表在大同南站垃圾站后，卢女士拨打了12345热线。于是，两名环卫工人在盛夏的垃圾堆里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搜寻，最终从8吨垃圾中找回了那块手表。

当地方媒体将此事作为“暖心故事”报道后，舆论场却意外翻车。网友纷纷质疑：“让环卫工翻8吨垃圾找手表有必要吗？”“环卫工的命也是命”“公共服务不应为个人疏忽买单”。

事件中最直观的争议在于投入与产出的巨大悬殊。经济账一目了然：按大同市环卫工平均时薪18元计算，两名工人4小时的人力成本为144元，加上垃圾转运车辆调度费、焚烧厂场地占用费等，总成本保守估计超千元，远超儿童手表的市场价值。

公共资源的机会成本更值得警惕。这4小时里，两名工人本可完成3条街道的清扫任务，或处理20余吨日常垃圾。有网友犀利指出：“今天为手表翻垃圾，明天为耳机调监控，有限的公共资源经得起多少这样的‘暖心’消耗？”

大同市城管局的回应——“只要老百姓有需求，我们肯定去做”——看似彰显为民服务的决心，实则暴露了公共服务边界的模糊。 当“有求必应”异化为“有求必办”，有限的公共资源便会在无数个“手表式需求”中被稀释，最终影响真正关乎民生的核心服务。

比经济账更沉重的，是劳动者尊严的代价。我国《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日最高气温35℃以上露天作业者应缩短连续工作时间。而大同当日实测气温达38℃，两名环卫工不仅全程无间断作业，更缺乏专业防护。

媒体报道中仅提及“徒手翻找”，未见专业防护装备的配备。更耐人寻味的是，环卫工人婉拒了失主的红包，但他们是否获得了应有高温补贴？四小时的额外劳动算不算加班？

这种“以牺牲换感动”的叙事，被批评为“用底层疾苦装点政绩，是对劳动者尊严的践踏”。 当“暖心”故事以牺牲特定群体的尊严为代价时，这种温暖本质上是一种特权者的自我感动。

这次事件之所以引发争议，关键在于物品性质的差异。对比以往寻找人工耳蜗或存储亲人照片的手机获得的支持，儿童手表显然不具备不可替代性。 公共服务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否则就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

放眼国际，日本成田机场的失物招领处明码标价：寻找遗失物品需支付手续费；德国市政部门对非紧急寻物请求会建议购买商业保险。这些不是冷漠，而是让善意行走在制度轨道上。

国内一些城市也在探索解决方案：

这些探索指向一个共同方向：建立 “权责对等”的公共服务机制，既满足合理需求，又守护集体利益。

事件中被反复提及的“8吨垃圾徒手翻找”，本质上反映了技术手段的缺失。目前国内已有城市试点智能垃圾分拣系统，通过金属探测、图像识别等技术快速定位失物。

深圳某垃圾处理厂负责人透露：“配备金属探测器后，类似手表的小型金属物品平均15分钟可定位，成本不足人工搜寻的1/20。”

2025年6月，广州环境集团就曾依靠智慧环卫系统，精准回溯垃圾进站轨迹，成功在数吨生活垃圾中为市民找回重要物品。技术的引入，既能提升效率，更能避免劳动者暴露于健康风险。

杭州“城市大脑”能精准定位失物位置，上海环卫系统有规范的失物登记流程，这些用科技提升效率的做法值得推广。当服务效率与人性关怀通过技术实现统一，我们就不再需要制造“不惜代价”的悲情故事。

卢女士带着失而复得的手表继续旅程时，两名环卫工人已回到日常岗位。没有额外补贴，没有特殊表彰，只有继续清扫街道的平凡日常。 而真正的城市温度，不在8吨垃圾中找到的那块手表里，而在为环卫工配备的每一副防割手套、每一份高温补贴里。

那块从垃圾堆里找回的手表被擦得干干净净交到孩子手上。这个充满隐喻的细节，恰是公共服务现状的缩影：成熟的现代社会，应该懂得善意需要边界，热情需要理性，宠客不能以牺牲劳动者尊严为代价。

衡量城市文明的标尺，从来不是能制造多少催泪故事，而是 “好客之道”与“成本之思”的共舞，让每个生活其中的人——游客、市民还是环卫工人——都能被温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