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吨垃圾里找手表，环卫工人该吗

7月1日下午，外地游客卢女士一家乘坐高铁前往山西大同，在列车上，卢女士的孩子将一块儿童手表装入干净的纸质垃圾袋中玩耍，下车时不慎遗忘在列车上。

次日上午，卢女士拨打12345热线求助，并与当地一家环境公司取得了联系。由于丢失的儿童手表具备定位功能，经查询和追踪，手表定位仍显示在大同南站，并已随垃圾进入中转站挤压箱。

得知此事后，负责运营当地垃圾转运的新城环境公司立刻派两名环卫工人，花费了足足4小时，徒手在8吨垃圾中找到手表，送还给卢女士。为表达感谢，卢女士向两名环卫工人发送了红包，但被后者婉拒。

在媒体报道与当地相关部门的回应里，这件事被宣传为彰显大同热情好客、服务意识良好的新闻。

7月13日，有媒体致电涉事环卫公司的上级部门大同市城管局，并从工作人员那里得到回复：“这种事情是谁有需求，就可以去找，不能说值不值。做啥是值，做啥不值？我们认为这是我们该做的，应做的事情，不要把它放得太高，也不要把它放得太低。只要老百姓有需求，我们肯定去做。”

在《山西晚报》的报道里，这两名环卫工人没有姓名，也没有话语，只是作为虚化的背景，被概括为“在8吨垃圾中‘大海捞针’的暖心故事”。

作为当事人，卢女士的寻找失物经历则十分具体。从列车遗失到焦急的心情，再到寻求帮助的过程，均得到了详细描述。她在采访里表达了感谢：“如果不是来大同，我真不知道自己会这样的幸运，而这样的幸运源于众多善良的人。”

不是直接感谢那两名帮她寻找手表的环卫工人，而是感谢大同这座城市，感谢“众多善良的人”。

从结果论而言，环卫工人帮游客从垃圾堆里找回失物，是个好事，汇聚了善意、热情、耐心等美好品质。但拉近了看，这是一件反常的事。哪怕它真的发生了，不衡量丢失物的公共价值和寻找所需要花费的人力、时间、成本，一味地赞扬这种事，只会让人感到“暖心”的走样。

在夏季的户外，两名环卫工人从8吨垃圾里翻找一块手表，不能不令人担忧环卫工人的境况。

2021年，一份基于11个重点城市的《2021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公告》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度11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产生总量达到6064.69万吨，人均每天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1公斤。

虽然这是大城市的报告，但假设中国人日均产垃圾量就在1公斤左右，8吨也至少是8000人生产出来的生活垃圾。

图源：pexels

相当于两个环卫工人在4小时内细致地经手了8000人的生活垃圾。为了精准寻找到遗失物，他们不能动用机械和工具，只能尽量徒手徒步，在成海的垃圾堆里，漫无目的地翻找一件他们不了解的小物品。而这，显然不属于任何一个城市城管局环卫工人的职责范畴。

由于自身疏忽导致遗失的财物，物主应当为自己的损失负责，要么自己去翻找，要么花钱购买翻找服务。由环卫工人帮忙从数吨垃圾里翻找到失物，是一种浪费公共资源的，置环卫工人的意愿和健康于不顾的，慷他人之慨的行为。

我们的文化里历来有赞美劳动、歌颂“吃苦耐劳”品质的传统，这是一种形成于农业经济社会的精神价值，它的朴素逻辑，本该是“不劳动者不得食”，是付出自己所需生活成本相对应的汗水和体力。

但现代技术与系统加入劳动分配后，劳动者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农民工、外卖员、保洁员这样的城市底层劳动者，几乎从未被赋予真正的选择。他们无法选择在一间应该用来休息的房间里休息，无法选择在30度以上和0度以下的气温里工作几个小时，他们被困在“系统”“数据”里，在学者的研究与媒体观察里，他们是被动承受城市文明和法治完善程度的“果”。

环卫工人在夜市收集、清理垃圾/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2022年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全国的环卫工人数量达200多万名。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环卫部门直属单位用工人员，由用工单位直接与环卫工人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此外，外包服务也是组成环卫工人群体的重要一类。

2021年，深交所上市公司发布的《2020环卫工人收入现状及环卫装备替代人工发展潜力白皮书》显示，一线城市环卫工人的平均收入水平平均值达到4130.47元/月，新一线和二线城市环卫工人的平均月薪则接近3000元，但大多数三、四和五线城市环卫工人的平均收入则仅在2000元/月左右，低于或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持平。

作为维系城市系统正常运行的一环，而且是最底层、边缘的那一环，环卫工人的工作门槛不高，且极易被替代。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性质本身包含一定的健康与安全隐患，这些隐患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与不可标准化，当城市人的日常生活照常运转的时候，这些隐患，连带着工人本身，就自动消失了。

英国导演肯·洛奇在拍摄于2000年的电影《面包与玫瑰》里提到一个“工作服原理”，当工人穿上工作服，他就隐形了，就隐身在了环境里，变成维系一个庞大机器的影子和数据。

电影学者戴锦华也观察到，在近年来的电影里，“劳动者底层人的形象不光不能成为主角，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开始具有了和丑角或者说客体这样的一个位置。”

现实叙事和电影一样，对待那些消失的名字，一支颂扬美德、热情的劳动赞歌，难道就可以在道德层面补阙社会定位的失衡吗？他们做着重要的工作，吃着常人不能吃之苦，却在经济与情绪价值上往往不能得到对应的回报。

因此，享受成果的城市人应当对底层劳动者抱有适当的善意。

同理心是人类的基础感情之一，我们要保护它，而非歌颂它。同理，底层劳动者的苦和累应该得到的是体恤，而非颂扬。

我想起自己现在住的地方A小区，它与隔壁B小区仅几十米距离，中间有个垃圾站，是供B小区居民丢垃圾的。刚搬进来的时候，我习惯性顺路去那个垃圾站丢垃圾。垃圾站有个外地大爷，每次见从A小区方向拎着垃圾走过来的人，他都会急促地呵斥。

图源： unsplash

由于大爷的口音很浓重，很多次，包括我在内的路人都听不懂他呵的是什么内容。直到有一天，他连比带划地告诉我，A小区的垃圾不能扔在这里，这是B小区的居住者专用垃圾场。我这才明白，他此前多次骂骂咧咧接过我们的垃圾，其实已经超出了他的本职工作量。完成是一回事，但没有情绪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种“看见”底层劳动者的方式。不会很体面，不会很友善，甚至可能藏身于许多摩擦、冲突与怨气之中。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拒绝和愤怒，会让我们对这份城市里不可或缺的工作多出一份敬意，多一份对“他们也是人”的意识强调，同时，减少一些对“被服务”的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