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电锯工，39岁任副总理，42岁被免职，回厂当工人，享年

“刘师傅，你有没有听说呀？你的徒弟小孙当上市委书记啦。”

“是那个做电锯工作的孙健吗？”

没错呀，你还有好几个姓孙的徒弟呢。

“会不会是名字相同但并非同一人呀？”刘师傅难以置信地怀疑自己的耳朵。

我瞧见报纸上的相片了，正是小孙。

真的吗？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的确是这样，人家才37岁就担任市委书记一职了，年少有成呐！

1973年，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在天津大成电锯厂内流传开来，曾在此厂做工人的小孙，出任了天津市委书记一职。令人更为称奇的是，两年之后，孙健获得进一步升迁，成为中央官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然而在1978年春季，有一则消息传来，孙健被免除国务院副总理这一职务，回到最初状态，再度成为了一家工厂的干部。

他被免去职务的讯息，和当初获得晋升时一样，令众人十分惊愕。

身为一名平凡工人，在他经历的巨大起伏背后，究竟是何种缘由呢？

孙健于1936年在河北定兴诞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当战火在家乡燃起时，孙健刚刚开始学步。1949年，毛主席于天安门城楼上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孙健年仅13岁。

从他后来的经历能看出，孙健家境贫寒，并非生于富贵之家，毕竟他15岁就开始工作了。依照如今的标准，他妥妥就是个童工。

倘若家庭经济状况优渥，处于这个年纪的人会在宽敞又明亮的教室中努力读书。读不了书，意味着家庭穷困，若不是被生活逼迫，这个年纪的人是不会去参加工作的。由此能够看出，孙健的父母属于普通的劳动人民。

既无背景，又没文化，而且已经过了战争时期，照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孙健想要功成名就并非易事。然而，谁都未曾料到，一个出身贫寒的孩子，一个大字不识的学徒工，若干年后居然踏入政坛，这着实令人感到意外。

然而，在劳动人民成为国家主人的时期，这好像也称不上是什么惊人的事。

在上海有一人，其出身、经历和命运与孙健极为相似。这人出生于1935年，比孙健年长一岁，是吉林一位农民的儿子。小时候他当过猪倌，专门负责放猪。他的文化程度极低，仅念过三个月私塾，勉强能认出男女厕所。

然而，他的经历相较于孙健而言更为耀眼。16岁时，他应征入伍，恰逢抗美援朝战事，随部队奔赴朝鲜战场，并在那里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复员后，他前往上海国棉十七厂，成为保卫科的一名干部。

1966年，那场风波让他得以崭露头角，三年之后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71年，他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一职，到了1973年，他荣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不过三年之后便被免去职务。

你肯定已经猜出这个人的名字了，他便是王洪文。

从这里能够看出，两人的人生经历极为相像。他们均出身贫寒，文化程度都不高，后来都当上了市委书记、中央领导干部，最后又都被免去职务。

相对而言，孙健较为幸运，毕竟他的经历平淡无奇。尽管他同样在1951年开始工作，可他并无突出事迹，仅仅是天津大成电锯厂的一名普通工人。

军人本来就值得尊敬，王洪文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这样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荣耀，或者说是政治资本。而且王洪文1951就入了党，孙健一直到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才入党。

所以，王洪文得到提拔，并非是不合常理之事，只是他当上中央要员、地方高官，显得有些异常。

孙健身为工人，平凡至极。建国之后参加工作的工人数量众多，毫不夸张地讲有千千万万。虽说当时有“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使得工人地位大幅提升，但能够走上市委领导岗位的人却如凤毛麟角。后来他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这着实令人难以置信。

曾经身为工人阶级的孙健，对祖国的未来满怀憧憬，怀着满腔热情投入工作，成为新中国建设大军中的一员。然而，因自身文化程度不高，他也并未想过要成就一番大事业。

说白了，他最初的想法不过是维持家庭生计，压根儿谈不上怀揣远大抱负，也未曾料到未来某一天自己会投身政治。

即便后来孙健工作有了调动，起初是调到天津机械厂工作，之后又进入天津内燃机厂工作。相较而言，不过是工厂里的人更多，更喧闹了，他的身份并未有什么改变，依旧是一名工人。简单来说就是工种不一样了，身份未变，从一名操作电锯的工人，成了一名从事翻砂工作的工人。

然而，据孙健师傅的回忆，孙健有别于常人。其一，他极为聪慧，任何活儿只要看一眼就能够掌握；其二，他工作认真踏实，既不会挑三拣四，也不会偷工减料。

另外，孙健很懂得为人处世，和师傅以及工友相处得十分和睦，若用当下的说法来讲，他情商很高。

总而言之，在乏味且艰辛的工作岗位上，孙健不把名利放在心上，不图任何回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由此赢得了众人的敬重与喜爱。自1951年参加工作起，他每年都被评为模范。

在那个时期，你身为一名年轻人，家庭条件优越，还能不把名利放在心上追求上进，和领导、同事相处得十分和睦，有很好的口碑，政治前景一片光明。

文化水平不高压根算不上问题，完全能够通过逐步学习来提升。所以，尽管孙健原本只是个普通的翻砂工，但由于表现出色，还是受到了上级领导的关注。

不久之后，孙健的工作岗位出现变动，被提升为班长。半年过后，孙健开始担任车间主任；此后又相继成为厂长和厂党委书记。

孙健的职务出现了变动，但他对自身的要求丝毫没有松懈，也并未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

在成为“官员”后，他仍旧前往车间，在最前沿拼搏，与工人们一同挥洒汗水。他没忘掉自己曾经也是一名工人，并未忘本。要是工人们找他帮忙办事，或是反映某些问题，他都会极为重视，认真且迅速地予以解决。

难能可贵的是，他丝毫没有当官的派头，和众人相处融洽，在职工食堂用餐，从不前往领导专用的小食堂。倘若有人给他送礼物，他都会悉数退还，并且表明要是再送，就会在工厂的大会上公开此事。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心怀集体，绝不凭借手中权力谋取私利。他担任厂领导有数年之久，小舅子的工作始终未曾调动，依旧在车间干活。为此，妻子跟他大吵大闹，也丝毫不起作用。

单位分配住房时，他总会把自己的名字划去，声称要让老工人优先。直至他出任市委书记前，他家三代人依旧住在厂里那又矮又潮、面积仅三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

所以，孙健得到晋升并非十分异常。至少在工厂里，他凭借工作能力获得提升，品德良好。

1970年，孙健的人生出现重大转变，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晋升速度变快。就在这一年，他出任天津一机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一职。

在1973年1月，其出任天津市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到了同年11月，他又任职中共天津市委常委、书记。

1974年1月，担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一职。

从1975年1月到1978年3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

他的师傅和工友对他的晋升惊讶不已，纷纷表示“真没想到”。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在那一届国务院中，来自基层的副总理并非只有孙健一人，还有一位名叫吴桂贤的女性挡车工。

孙健比吴桂贤大两岁，吴桂贤同样于1951年开始参加工作，也是一名工人（曾在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担任挡车工）。

她于1958年加入了党组织，二人的党龄同样长。

两人的晋升途径大致相同，都是先从车间岗位起步，逐步成为工厂的领导，接着升任省（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最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

晋升的速度极为迅速，远超人们的预想，也怪不得众人会觉得匪夷所思。

实际上，就连孙健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太适应。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作为一名普通工人，竟能一路晋升，当上市委书记。

未曾料到，自己竟能离开天津，前往国务院任职领导，成为一位副总理。

那一年，仍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十分欢迎孙健和吴桂贤这两位不到四十岁的年轻人加入班子，称赞他们是新鲜血液。

周总理对他们的工作极为支持，嘱咐他们深入基层，多去了解实际状况，要大胆地开展各项工作，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谋福利，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深切期望。

孙健与吴桂贤听闻后不住点头，他们把周总理的话铭记于心，上任以后，一年里差不多有半年时间都在全国各处开展考察工作。

虽说两人都是从基层走上岗位的，但相较而言，孙健面临的压力更大。吴桂贤好歹文化程度比他高，人家可是西北大学毕业的。

面对这种情况，孙健压力巨大，他一有空闲时间，并非与亲人相聚，而是前往图书馆，查阅各类资料，学习自己所负责的交通和工业板块的专业知识。

在成为副总理之后，孙健保持着高度的清醒，甚至有一种如临深渊般的谨慎，生怕工作出现差错。成为“京官”后，他为人低调，不事张扬。闲暇时光，他更愿意在灯下阅读书籍，到小菜园里侍弄蔬菜，与秘书一同散步，而不是去享受各种待遇。

他一直都没忘记自己的根本，为人相当低调，觉得自己还处于“学习阶段”，所以也没把家属接到北京生活和工作，让他们依旧留在了天津。

孙健告知亲朋好友，绝对不能借他的名义到基层搞“特殊操作”；他还跟天津的领导打了招呼“要是有人违反规定为我的亲属办事，我就把谁的职务给免了。”

总体而言，孙健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一位广受赞誉的优秀干部。

即便如此，1978年的时候，孙健还是被免除了国务院副总理这一职务，回到天津机械厂去工作了。

听闻消息，孙健曾经的工友和师傅们皆感惊愕，如同他当初晋升时那般，觉得难以相信，又一次议论起来。

他肯定是出问题了。

“不至于吧，他也没怎么捉弄人啊？”

没犯错怎么会下来呢？

对于干部而言，应当具备能向下流动也能向上晋升的素质。

虽说如此，不过通常来讲，年轻干部从中央返回地方任职，这属于反常现象，必定有其缘由。

这其中的缘由其实并不复杂。三中全会落下帷幕后，党中央已然作出决策，将工作的核心从阶级斗争转变为经济建设。身为高层领导，必须具备专业的经济知识。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孙健的知识储备和综合素养已无法满足副总理这一职务的要求。他未曾系统学习过相关知识，此时再临时补救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职务调整是不可避免的。

在旁人眼中，孙健的人生犹如坐过山车一般，从云端落入凡间。然而对孙健而言，重返基层，实则是一种心灵上的释放，不见得是件糟糕的事。

于是，孙健再度回到天津，前往老地方天津机械厂工作，并且进入基层岗位，成了一名工人。

这样一来，人们免不了会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然而孙健却心境平静，对这些全然不顾。他依旧如往昔一般，和工友一同签到上班，一同下班。到了用餐时间，他又喜滋滋地拿起搪瓷碗，和工人们去食堂打饭，打一份土豆丝、一份辣椒炒鸡蛋，配着一碗米饭，吃得有滋有味，还和工友有说有笑。

看到这一场景，他昔日的师傅内心五味杂陈，背着人默默流泪，可他却毫不在意，真可谓是不为荣辱所动。

实践表明，他如此行事是恰当的，毕竟组织方面也在对他开展考察工作。他能屈能伸，从容应对，遵从组织的调配，毫无牢骚，获得了上级的认可。

1985年，工厂引入了一条摩托车生产流水线，厂领导把基建项目的筹备与建设工作这项艰巨任务交到了孙健手上。

孙健未做丝毫迟疑，宛如领受了火线冲锋指令的士兵，再度全身心投入，夜以继日地拼搏。最终，他不辱使命，出色地达成了任务。

在1990年，孙健的职务再度出现引人注目的变动，出任中国机械工业供销总公司华北公司的总经济师以及机电部经理，并且当选为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

针对这件事，孙健满心欢喜，如同孩童一般跟妻子讲：“事实表明，组织依旧信赖俺老孙。”

在那之后，他重新展现出青春活力，工作的劲头愈发充足。遗憾的是，正当他全身心投入工作时，健康状况却亮起了红灯。尽管医护人员竭尽全力进行救治，他还是于1997年11月在天津与世长辞。

他年届六十一岁，给自己的人生划上了圆满的休止符。

时光不断变迁，可他的初衷，始终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