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抗战｜抗战文学 书写这座城市的坚韧

老舍旧居展出的物品。（北碚区文化旅游委供图）

老舍一家在北碚。（北碚区委宣传部供图）

1939年4月10日，《新华日报》刊发“文协”年会的消息。（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供图）

沙坪坝区三峡广场历史文化名人长廊，郭沫若、夏衍等名人雕像分布步行街两侧。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我要写一个被敌人侵占了的城市。”

“五年多未写长篇，执笔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天气奇暑，又多病痛，非极勉强的把自己机械化了，便没法写下去……我吸烟，喝茶，愣着，擦眼镜，在屋里乱转，着急，出汗，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字句。这不是文艺创作，而是由夹棍夹出来的血！”

在重庆创作《四世同堂》时，老舍由于缺乏药品和营养品，身体异常虚弱，却仍笔耕不辍。

“一个作家能够长期坚持他的工作，不因利诱而改行，不因畏难而搁笔，始终为着发扬与追求真理正义而努力，在任何情况下总要尽可能说出自己要说的话——这样的作家是应该获得全社会的尊重的。老舍先生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家。”

1944年4月1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及重庆文化界举行茶会，纪念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暨45岁生日。《新华日报》当天刊发短评《作家的创作生命——贺老舍先生创作廿周年》，高度评价了老舍的文学创作和对抗战文艺事业作出的贡献。同时发表的，还有郭沫若、茅盾、阳翰笙等人的祝贺诗文。

1943年6月至1946年2月，时任“文协”总务部主任的老舍曾在重庆居住。其旧居位于如今的北碚区天生新村63号，四世同堂纪念馆内。

除了老舍，抗战期间，从全国各地辗转来到重庆的作家还有很多：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胡风、冰心、臧克家……他们用手中的笔做武器，书写下一篇篇文章，为抗日救亡图存凝聚起精神力量。重庆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中心。

“抗战期间，这批作家在重庆的文学实践，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新方向，也为重庆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王本朝认为，风雨飘摇之际，这些作家见证了一座“愈炸愈强”的伟大城市，书写下了这座城市的坚韧。

“文章入伍，文章下乡”

国难当头，文学必须充当时代的号角

走出轨道6号线北碚站，绕过重百商场，步行大约两三百米，四周忽然变得安静，一座素朴的庭院出现在眼前。

这便是四世同堂纪念馆，也是当年“文协”在北碚的办公地。馆内草木扶疏，绿植森然，一栋二层小楼矗立其间，灰瓦青砖。小楼入口门廊，一块匾额高悬，上书“老舍旧居”四字。于无声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段非凡往事，渐次浮现。

小楼的主人本是林语堂，他出国前将房子交“文协”代管。于是，身为“文协”负责人的老舍，在旅居重庆的最后三年，与北碚结缘。他的史诗巨著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前两部《惶惑》和《偷生》，就诞生于此。

“之前老舍曾先后在青年会、南温泉、白象街88号《新蜀报》报社住过。来到这里，他才算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家。”王本朝介绍，抗战时期，随着数百万人口涌入，重庆条件愈发艰苦。老舍自1938年夏天抵渝，就一直贫病交加，营养不良，患上了严重的贫血。可他依然奔走在团结广大文人、发展抗战文艺运动的最前线。

“‘文协’于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老舍被选为总务主任，当年8月随‘文协’从武汉撤到重庆。”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樊星说，“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文学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包括国共两党作家在内的大联合。从此，文学创作有了共同的爱国主义主题和共同的思想追求。

在“文协”积极组织推动下，由北平、上海等城市来渝的作家纷纷走出亭子间和书斋，在深入接触和体验现实生活后，他们认识到：国难当头，文学必须充当时代的号角，必须直接反映现实，必须为普通人所接受。

然而，当时大多数人都不识字，只有浅显易懂且针对性强的民间艺术形式，才能引起他们的共鸣，便于抗战宣传。因此，“文协”在成立时就提出了“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

到重庆后，老舍开办了以此为宗旨的“通俗文艺讲习班”，培养抗日宣传文艺骨干，并亲自讲授“通俗文艺的技巧”课程，还连续几年在鲁迅先生逝世纪念日组织纪念会，并为国内外多位作家，如郭沫若、茅盾、洪深、张恨水、高尔基、普希金等举办专题活动，宣传人民大众文学，弘扬反抗和战斗精神。

基于“我总期望我的文字在抗战宣传上有一点作用”的创作心态，老舍主动停止了长篇小说《蜕》和《小人物自述》的写作，投入通俗文艺的创作推广。来渝仅一个月，他就出版了抗战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还写了大量相声、河南坠子、数来宝等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来宣传抗战。

寒夜中亦有明灯

不同背景的作家在巴渝大地书写民族最强音

谈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家，学术界往往有“鲁郭茅巴老曹”一说。除了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一年病逝的鲁迅，抗战期间，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以及艾青、臧克家、冰心、萧红等都曾客居重庆。他们通过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多种文学形式，为救亡图存发出呐喊。在这些作家笔下，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不断涌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勾勒出抗战文学光照后世的动人画卷。

1943年11月，老舍的妻子胡絜青带着孩子，历经万难从北平辗转来到重庆。在北碚那栋小楼里，老舍听妻子讲述了北平沦陷情况和北平人民的痛苦生活，满腔愤恨。

“我要写一个被敌人侵占了的城市。”抗战胜利后，他在回忆录《八方风雨》里描写了当时自己创作的艰辛：“五年多未写长篇，执笔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天气奇暑，又多病痛，非极勉强的把自己机械化了，便没法写下去……我吸烟，喝茶，愣着，擦眼镜，在屋里乱转，着急，出汗，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字句。这不是文艺创作，而是由夹棍夹出来的血！”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经过一个多月挣扎，1944年1月，老舍写下《四世同堂》的第一句话。结合胡絜青的讲述，以及自己从小在北平成长的经历，老舍在书中生动塑造了他熟知的北平市民，以及他们在日本铁蹄下遭受的暴虐蹂躏。写作这部小说时，他由于缺乏药品和营养品，身体异常虚弱，却仍笔耕不辍，在重庆写完了前两部《惶惑》和《偷生》，于同年11月开始连载发表。

几乎同时，1944年秋冬，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40岁的巴金开始创作小说《寒夜》。这部作品被视为巴金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新标志，通过一个小公务员家庭生离死别的故事，揭露了抗战后期国统区的黑暗现实，以及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这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尽管全书弥漫凄清之情，但又处处传递着温暖，成就了巴金小说创作的巅峰。

1942年的重庆抗战文坛，堪称“郭沫若年”。作为唤醒民众觉醒、激发民众斗志的利器，历史剧在当时的重庆非常蓬勃。从当年1月开始，郭沫若陆续发表《屈原》《虎符》《棠棣之花》《高渐离》等多部历史剧，展示出他作为诗人兼剧作家的卓越艺术才华，以及身为史学大家的深刻历史洞察力。其中，《屈原》尤其引发轰动，震撼了国民党顽固派与亲日分子，成为郭沫若文学创作的一次高峰。

抗战时期的重庆，不同背景的作家在这里同气连枝，书写下了全民族抗战的最强音。比如，从延安来重庆做文化联络工作的沙汀，凭借《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等，跻身当时最杰出的讽刺小说家行列；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在重庆连载的《八十一梦》，借鉴明清神怪、讽刺小说及近代谴责小说的笔法，揭露了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和旧社会的昏天黑地。

字里行间皆是坚韧

抗战文学精魂与重庆城市精神一脉相承

“这一时期的重庆文学，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纵深发展，为中国文学探索着新的方向。”市作协副主席、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蒋登科表示，理解重庆抗战文学的精神特质，要看到其中的爱国主义内核，“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是这些作家关注的核心主题，这种内核在今天依然重要，因为古往今来，一流的文学必须有家国情怀。”

“抗战时期的重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全面开花。出现这样的文艺创作高潮绝非偶然，这是历史和战争造成的。”樊星认为，作家在当时时代背景下深切的忧患意识，正是植根于抗战文学的精魂，推动着作家奋进，创作出非常大气的作品。重庆抗战文学对于今天文学创作的启示，很重要一点就是勿忘国耻。

“文学创作可以在书斋完成，但真正的优秀作家一定要深入生活，去了解生活中最本质的部分，了解生活的来龙去脉、现实情感等等。”蒋登科说，优秀的文学作品脱离不了现实，重庆抗战文学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生活，今天中国作协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也是这种精神的传承。

西南大学博物馆副馆长郑劲松认为，抗战文学本质上是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作家以笔为武器在进行抗争，他们撤退到重庆，将笔触延伸到人民生活，关注老百姓，反映民生疾苦，持续为中华民族的命运发声。

“抗战文学为重庆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增添了重庆文化的厚度，为重庆文化高质量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他说，虽然当时重庆经常遭遇轰炸，但这让作家的使命感愈发强烈。不单单是那些作品传递着坚强和希望，作家们坚持创作的行为本身，也体现出一种坚韧。

这种坚韧，和我们今天所倡导的重庆城市精神，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