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红军胜利会师后，周：以后谁来统一指挥大军？贺力推一人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36年秋，陕北刚刚入冬，黄土高原的风已经带着刺骨寒意。

就在那个时候，三支红军主力部队终于在甘肃会宁会师。

看起来像是一次胜利的团聚，但其实，真正棘手的事才刚刚开始。

那天晚上，周恩来和贺龙坐在一处土坡边，身后是一堆还未熄灭的篝火。

没人说话，只有风声。

周恩来抽了一口烟，突然转头问：“你说，这三支队伍以后谁来统一指挥合适？”

这话听着随意，其实分量很重。

因为这不是问意见，是在为下一步作战体系定基调。

贺龙听完，没多想，脱口而出三个字：“彭德怀。”

这事儿后来被不少人提起过，可那一刻，在场的就只有他们俩。

说起来，贺龙和彭德怀那会儿并不熟。

他们各自带兵多年，作战区域也不同。

一个主攻西南，一个扎根湘鄂赣。

真正的交集，是从长征后期才开始的。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得从头说起。

贺龙出身贫寒，早年家里做点小生意，种地、赶骡马、当裁缝，什么都干。

可他这个人，从小心里就有股倔劲儿。

听老一辈讲江湖事，见惯了地方官欺压百姓，他心里那股气就一直憋着。1916年，贺龙带着二十多人，手里没枪，就两把菜刀，直冲芭茅溪盐税局，把那帮鱼肉乡里的人一锅端了。

这事儿在当地传了很久，乡亲们都说：“贺龙这人，不怕死。”

之后他一路闯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还在部队里。

那时候，他认识了花汉儒，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俩人彻夜长谈，谈革命，谈国家前途。

贺龙说：“如果中国也能走社会主义的路，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了。”那一晚，成了他政治信仰的转折点。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周恩来找到他，说：“组织决定让你当总指挥。”贺龙没有犹豫：“只要是党的决定，我就干。”

起义虽打响了第一枪，但之后的形势急转直下。

三河坝一战损失惨重，部队只得南撤。

那时候很多人撤到海外避难，贺龙却说：“我不走，我要留下来。”他说得很直白：“这片土地，是战士流血的地方，我怎么能临阵脱逃？”

从那以后，他就没离开过战场。

而彭德怀那边，也不是一帆风顺。

他出身寒门，当过私塾先生、当过伙夫，后来投身北伐，打仗不要命，战功显赫。

他指挥作战时特别狠，哪怕是铁桶阵也敢撕开。

他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期间，打了几场漂亮的硬仗，尤其在长征途中，带着部队硬生生顶住了敌军的围追堵截。

这个人有个特点，不说空话。

开会时直来直去，甚至跟上级顶撞。

有人说他太刚，可贺龙不这么看。

他说：“战场上，能打仗的才是真英雄。”

1936年会师之后，面对三支风格完全不同的部队，统一指挥成了当务之急。

红一方面军习惯周密部署，红四方面军强调灵活游击，红二方面军则擅长山区运动战。

如果没有一个能让大家信服的总指挥，后面的仗根本打不下去。

贺龙明白这点。

他自己也能打，也有资历，可他知道，彭德怀更适合。

他说：“老彭作战经验丰富，眼界也宽，关键是敢打硬仗。”就这么一句话，把指挥权拱手让出。

后来，有人问他后悔不。

他笑了笑，说：“军队是党的，不是我贺龙的。”

这句话，没人再提过，可那会儿听到的人，谁都记住了。

更让人佩服的是，贺龙不仅推荐了彭德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还把自己亲手带出来的野战部队移交给他指挥，那支部队他带了快二十年，感情深得跟家人一样。

他没说一句不舍，只留下一句：“大局为重。”

这事儿不是谁都做得出来的。

同一时期，国民党那边还在内斗，蒋介石整肃异己，搞得内部乌烟瘴气。

红军这边，却靠着这种彼此信任和牺牲精神，逐渐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战线。

再往后，抗日战争打响，彭德怀成为八路军副总司令，贺龙则在华北战场继续带兵作战。

两人虽不常见面，但从未在指挥体系上有过分歧。

因为早在那个秋天，他们就已经把该讲的话讲清楚了。

从1936年起，彭德怀的名字，出现在了红军最高指挥序列里。

参考资料：

陈铁健，《彭德怀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贺龙年谱（1896—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