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妈妈说”拿捏三十年的人，终于把人生夺了回来|身边Ourlife

2018年暑期过后，单位招聘了一批应届毕业生，汪凌是其中之一。她老家在中南部的一个四线小城，爸妈都是公务员，硕士毕业后就直接来了上海，报考了我们单位。新人报到之前看简历，这个姑娘蛮优秀的，但是人事那边却对她印象不太好：“这个小姑娘真不行。打电话给她，接听的时候怯生生的，声音轻得都听不清，这种人以后怎么干工作？”说得我很好奇：现在还有这样的女孩子？听起来完全不像90后，倒像是我们70后。

见到汪凌第一眼，才明白人事所言非虚。她当时穿着一件极普通的白色T恤，配着松松垮垮的牛仔裤，素面朝天，有些自来卷的头发用橡皮筋在脑后随便扎成一把，青涩、简朴得像个刚刚走出校门的高中生，见了人也不会主动打招呼，而是腼腆地一笑。

汪凌被安排在我们办公室，和我的工位挨得很近。为了缓解她的紧张，我主动开口：“小汪，你好。欢迎加入我们单位。”她的脸上竟然掠过一抹绯红：“老师好，谢谢！”声音气若游丝，几乎轻得听不见。

我们单位隶属区教育局，管理着全区普教系统所有中小幼学校的房屋新建和修缮工作，汪凌学的建筑管理专业，和我们单位性质倒是对口。当时有几个新建学校的工程项目正在施工，工地上正缺人，跟汪凌同批进来的新人却都被指定了带教老师跟起了项目，唯独她被安排去帮着干杂活——领导说她刚来，没有经验，先从资料整理入手，逐渐熟悉业务。

我想，也对，跑工地管项目，必须豁得出、胆子大、够泼辣，汪凌一说话就脸红，哪个施工单位会买她的账、听她的话？就像人事说的：“要是单位有直接面试权，这种人我们根本不可能要。”她的话，应该也是单位领导的意思。

汪凌很少主动和别人搭话。每次我们在一起聊天，讲娱乐八卦，哪儿新开了个网红店，哪个明星又塌房了，她都没听见似的，从来不会附和，更不会加入，只是默默地整理资料，做着各种表格。我们也曾尝试和她搭讪，但每次她都只是轻轻地一笑，然后沉默。我觉得这个小姑娘就像个谜，把自己封闭得很紧，不愿让人进入她的领地。

一次，单位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城市主题展览，回来后准备做一则专题发公众号推文。领导授意我让所有新进职工都写一篇相关报道，最后挑一篇最好的发表，既让他们感受到企业文化，也能从中发掘出笔杆子好的苗子，以后作为宣传工作的后备力量多加培养。面对一堆新人交上来的“作业”，我越读眉头皱得越紧，直到看到汪凌的稿子，才忽觉眼前一亮——文字清新，结构紧凑，逻辑清晰，那一刻，我颇有种伯乐遇到千里马的感觉。

我将汪凌的文章一字不改地发到了公众号上，还在领导面前替她美言了一番。事后，我狠狠表扬汪凌一通，听到我的夸赞，她有些害羞地笑了，破天荒地主动和我说了一句：“谢谢徐老师，我要向您多学习。我平时看您的文章写得很好，我还听说您经常在报纸、杂志发表文章呢。”我对她礼貌的回话有点惊讶——原来她并不像我想的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是不善于和人交流而已。

我不禁对这个小姑娘升起了一股怜爱之情——她和我那个在父母身边每天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外甥女差不多大，一个人在上海生活，确实挺不容易的，看来以后得多关心关心她，让她能够打开心扉，变得阳光开朗一些。

面对我的主动示好，汪凌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闷了，偶尔会和我聊聊天。

断断续续地，我知道了一些她的过往：她奶奶是当年的上海女知青，插队落户到她老家的农村，做不来农活，总是拿最低的工分，她爷爷看不得大城市来的小姑娘因为完不成指标悄悄哭泣，便心生怜悯，主动帮她干活，一来二去，两个年轻人就好上了，那时汪凌的奶奶没有想到日后还有回城的机会，很快便结婚了。等知青回城政策全面铺开时，汪凌的大姑已经上学了，二姑也会端着小碗吃饭了。她只能看着别的知青返沪，后来，又有汪凌的父亲和小姑姑，奶奶就彻底断了回上海的美梦。

自己回不去，就让孩子回去。汪凌的父亲和几个姑姑，从小就被奶奶灌输“长大后要去上海”。姑姑们成年后相继来了上海打工，她父亲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回了老家县城，成了一名公务员。90年代人才流动的机会还很少，去上海的未知因素太多了，她父亲舍不得稳定体面的工作，最终和同为县城公务员的汪凌母亲结了婚。儿子不争气，奶奶便又把希望寄托在了汪凌这个孙女身上。和奶奶有着同样执念的，还有汪凌母亲。

汪凌给我看过她的手机屏保，是一张全家福，照片里，她看着似乎还在读初中，左边是爸爸，看起来敦厚、朴实，右边是妈妈，一件式样普通的大红色毛衣，头发简单扎起，脸上虽微笑着，但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她凌厉的眼神。

汪凌说，她爸爸到现在依然只是一名普通科员，脾气比较温和，对她也从来没有过高要求，妈妈是单位的部门负责人，从小就对她非常严格，尤其在学习上，因为“只有好好学习，以后才有机会上好的大学，有机会到上海找工作。才不辜负你奶奶的希望”。为了让她少在幼儿园浪费时间，妈妈甚至还找关系改了她的出生信息，硬生生让她提前一年上了小学。她高考时本想直接报上海的大学，但分数不够，就上了省里的大学。爸爸说女孩子以后做个老师挺好，可妈妈觉得“这个专业没有竞争力，要想在上海落脚，必须考个好专业，还必须考研”，于是，她本科毕业后又去了天津读了在她妈妈眼里吃香的建筑管理专业。

到了上海后，汪凌首先面临的是住的问题。姑姑们嫁的虽然都是上海本地人，但也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她先去了大姑家，在那间等待拆迁的棚户区老房子里，姑姑临时用布帘在阁楼上给她围出来一块空地，放了一张单人钢丝床。汪凌站起来都要小心翼翼，不然随时可能撞上房顶。最尴尬的是如厕，尽管姑姑细心地给汪凌在隔间里备了一个痰盂让她起夜用，但汪凌却怎么也用不惯，宁愿憋着到一大早跑去公厕。

大姑家还有个大她三岁的表哥，住得时间久了，不仅汪凌别扭，大姑自己也感觉不方便。大姑主动提出让汪凌出去租房住，但是妈妈又不放心她独自在外面租房，一定让大姑给她把关。于是，在大姑的张罗下，汪凌搬到了一个独居老太太的房子里。老太太的老伴儿不在了，儿女也都结婚成家了出去过了，她一个人住着两居室，为了排解寂寞，同时增加点收入，便想找个租客。汪凌的情况显然很符合她的要求，妈妈和大姑也都觉得，一个独居的退休老太太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社会关系，足够安全，比群租房好多了。

我问汪凌：“和别人合租住得习惯吗？”

汪凌轻轻点点头：“这个阿姨人挺好的，也很关心我，我们相处得还不错。”

“那就好，有什么需要就和房东阿姨说，千万别委屈了自己。”

我知道汪凌的性格，即使有需求，她也不会主动开口。和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合住，生活习惯上难免会有些摩擦，最后委屈的还是她自己。汪凌点头的乖巧模样，不知为什么总让我有点不是滋味。

一个周五下午，同事们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周末去哪儿玩。有人随口问了句：“汪凌，你明天打算干嘛？”

“我明天去看中医。”

大家关心地七嘴八舌道：“看中医，你哪里不舒服吗？”“要是有病还是要看西医，中医主要是调理，效果慢。”“中西医结合，有病先看西医，再通过中医调理。”

汪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没病，是房东阿姨说我头发少，怕我肾亏。让我去看看中医。”

“你头发还少呀？”我们都惊讶地看着她——这发量，即使算不上浓密，但也绝对不少吧。

汪凌脸色微微一红：“我上次洗头头发掉得有点多，阿姨看了，说我还年轻，不该掉这么多头发，要去看看中医，补补肾。”

“换季掉头发多很正常啊，我们最近也都掉得挺多的。”“根本没必要为了这事儿去看，这不是多此一举嘛。”

汪凌一副为难的模样：“可是阿姨很热心，还帮我找了认识的医生，已经约好了，不去不太好。妈妈也说了，我和阿姨合住，让我和阿姨搞好关系，多听阿姨的话。”

几个同事面面相觑，都不做声了。

过了一段时间，背着几个同事，我悄悄问汪凌：“你上次中医看了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没什么问题，不过还是给我开了点中药，说喝喝也没坏处。”

“那你配药了？”

汪凌点点头。

“药补不如食补，你吃得好一点多增加点营养倒是真的。看看你平时都吃的啥，太简单了。”我又指指她的衣服，“还有啊，这些衣服也该换换了。现在上班了，不是学生了，这些衣服不太适合你现在的身份了，知道吗？”

汪凌的衣服还是学生时期的旧衣服，进单位这一年多，我几乎没看她买过新的；吃的就更不用说了，她几乎不买荤菜，说晚饭通常就是把一点五谷杂粮放一起煮一煮、炖一炖。我劝过她几次，还教她怎么做菜。可她却说，做菜太麻烦，要洗、要炒，有油烟，她不想麻烦房东阿姨，她妈妈跟她说了，能找到阿姨这样的房东不容易，要尽量搞好关系，能不麻烦尽量不麻烦。

她的话让我有些哭笑不得，但我又不能直说她妈妈的话不对，只能借着掉头发的事提醒她注意营养。

没想到汪凌却回答我：“单位食堂中午吃得挺好的，这点营养足够了。”

我张了张嘴，只能说：“那就把衣服换一换，你看和你一起进来的小张，漂亮衣服多多呀。你也要穿得漂亮一点，这样也更自信一些。”

“我妈妈说，女孩子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不要整天想着打扮自己。”

我又一次无语——妈妈说、妈妈说，看来汪凌不仅习惯了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也习惯了什么都按照妈妈说的执行。

2020年下半年，汪凌调离了我们部门，去了隔壁办公室。虽然还没有被安排管项目，但是领导明确了她要协助管理场地修建的工作，还给她配备了专门的带教老师。汪凌工作认真细致、责任心强的特质渐渐凸显出来，领导对她的表扬也多了起来，党支部书记还专门找她谈话，鼓励她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汪凌说话声音比原来大了一些，也不会时不时地就脸红了。我偶然见过她几次比较兴奋、激动的真情流露。

一次是单位组织大家去参观“一大会址”。那天参观完，我们又去附近的“新天地”逛了一圈，大家AA制在咖啡馆喝了个下午茶。估计汪凌是来上海这么久，还是第一次来这么时尚的场所，同事们都叽叽喳喳地聊着天，根本没人去认真观看沿街的风景，她却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先是细细打量着那些老上海石库门特色建筑，又被精品店里的商品和艺术画廊里的画作吸引。意识到我在看她，汪凌不好意思地笑了：“徐老师，我感觉真是太神奇了。一次会议，中国的历史从此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有，这里的建筑真漂亮呀。”

还有一次，工会组织秋游，去浦东上海中心大厦的“朵云书院”参观。坐在239米高空处的书店咖啡厅眺望黄浦江景时，汪凌举着手机从各个角度拍着照片。“黄浦江好美啊！”她由衷地感慨着。

尽管不在一个办公室了，但只要有空，我还是会拉着汪凌说上几句。我最关心的还是她的感情问题。她年龄也不算小了，性格又像只小绵羊一样，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个有担当的男生呵护她。

我问汪凌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有机会的话我可以给她介绍。汪凌说，其他没啥，只要学历相当，体制内工作，公务员或事业单位都行。我一听这个标准，就明白又是她妈妈的意思——果然，汪凌妈妈说“体制内稳定，说出去也有面子”。

我不禁苦笑，细细地帮汪凌分析起来：虽然上海的“体制内”面上看着光鲜，但收入确实不高，年纪和资历小的，一年最多也就十多万，日常生活尚可，买房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即使买套80年代的老公房，不在市中心的，四五十个平方，也得两三百万，更别说稍微宽敞、舒适一点的房子了。要是找个上海本地的、家里备有婚房的还行，要是找个外地的，家里又没有人帮衬，那将来会很辛苦。

有一句话，我没好意思直说——作为上海本地人，不管娶老婆还是嫁老公，更愿意找本地的，毕竟生活习惯、文化背景、思想理念都更接近。像汪凌这样的外地姑娘，想嫁上海本地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我劝汪凌，不要只盯着“体制内”，应该考虑有能力又有闯劲的男生。上海本来就比其他地方发展机会多，真要是靠“体制内”，还不如在小地方生活稳定、安逸。这也是我内心一直以来的真实观点：像汪凌这样不争不抢、老老实实、没有野心、没有欲望的乖乖女，根本就不应该来上海，如果留在老家，会远比在上海过得幸福。

汪凌对我的建议不置可否，我那时也确实没有合适的对象可以介绍给她，倒是有热心的同事帮她介绍了几个，但只见了几面，便都没了下文。

2022年春天，疫情封城了整整两个月。期间，政府各职能部门都组织了志愿者参与抗疫工作。有负责政府保供物资和居民网购生活用品“最后100米”配送的；也有为慢性病患者代配药、协调紧急就医的车辆接送的；有定时收集封控楼栋的生活垃圾进行消杀处理、避免交叉感染的；还有辅助核酸检测，负责维持秩序、扫码登记、协助医护人员入户为行动不便者采样的。我们单位也积极响应，组织了几批志愿者去一线。汪凌被分派到社区卫生中心，主要参与协助居民配药、保障核酸检测等工作。

6月封城结束，各单位开始复工，我因崴了脚，在家休息了几天才去上班。没想到，回来上班的第一天，我就收到同事从微信上发来的“惊天消息”：汪凌怀孕了，肚子挺明显的，大约有三四个月了。

大家都惊呆了，纷纷议论汪凌是否未婚先孕。我也傻眼了，怎么想也觉得不可能——以汪凌的性格，以她妈妈的严格，绝对做不出这么胆大包天的事儿来。

果然，到了下午，同事又给我发消息，说事情搞清楚了，人家汪凌结婚了，年初的事儿，过年回老家还办了喜宴。同事最后恨铁不成钢地来了句：“这姑娘怎么这么傻，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大家说。”

放下手机，我心里也特别不是滋味：是啊，本来光明正大的事儿，被汪凌这么一弄，倒像是见不得人似的。我当时就一个感觉，她嫁的这个男人绝非良人——哪个好男人讨了老婆，连个喜糖都不发，也不让老婆周围的人知道的？正常人都应该昭告天下、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喜悦吧？还有，哪个男人会在疫情那么严重的情况下，舍得让怀孕的老婆冒那么大的风险去做志愿者？万一感染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他心里不清楚吗？汪凌也是傻，领导不了解情况，那她就应该主动向单位提出，把情况说清楚呀，她自己不好意思说，她老公不可以出来帮她说吗？和这样没有担当的男人在一起，以后会幸福吗？

不久，单位组织了表彰会，表彰在疫情封控期间表现突出的职工。汪凌从领导手中接过鲜花和证书，灿烂地笑着，我看着她隆起的肚子和剪短的头发，却一点也笑不出来。

那一年，单位里好几个年轻人本来都准备在五一办婚礼，但因为疫情，全都推迟到了国庆。趁着他们发喜糖，汪凌也给我们补发了喜糖。我终于有机会问了她男方的情况，汪凌说，她老公也是外地的，老家在湖北，在上海做程序员，年薪大约五六十万。

我疑惑地问：“你妈妈不是希望你找个体制内的吗？”

“他就是我妈妈托人帮我找的。”

我更疑惑了。

“妈妈说我年龄不小了，再不结婚，怕我过了三十岁就找不到了。”

“那你和他是闪婚喽？”我想起去年9月，还有个热心的同事给汪凌介绍对象，那时她还声称自己没有男朋友。

汪凌似乎听出我语气里的不悦。“算是吧。”她的声音很轻，“我是10月和他相亲认识的，1月份领的证。他人还可以，不声不响，蛮老实的。妈妈也说他各方面条件不错，怕我错过了以后就遇不上这么好的了……”

我悄悄在心里叹口气——又是“妈妈说”，汪凌这个乖乖女，这辈子也许都走不出妈妈的掌控了。

“那你们两个相处得怎么样，家里平时都谁做饭呀，休息日也一块儿出去玩吧？”我转移了，心里暗忖，也许是自己杞人忧天，他们的婚姻并没像我想的那么糟糕呢。

“还行吧。”汪凌羞涩一笑，“我们吃得简单，我也不太会做饭，反正就把荤的素的放一起炖一炖。他也不是很在乎这些，我做什么他就吃什么。我们两个都很宅，平时也不太出去玩儿。在家的时候就是我刷刷手机，他打打游戏。”

显然，汪凌挺满意她目前的生活状态，我也不知道再说什么了。但按我的理解，新婚燕尔的小夫妻应该甜甜蜜蜜的，不说多浪漫吧，至少应该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想方设法地给生活增添一点小情趣吧。汪凌却傻傻的，完全不懂这些似的。她老公也挺反常，毫不在意这些生活细节。这近乎无聊的婚姻生活，总让我感觉不太正常。

以前我一直自认和汪凌关系还算不错，至少比起别的同事来，还能说得上一些话。可经历了她的闪婚，我觉得自己有些自作多情了，她并没有把我当成真正的朋友。那以后，我和汪凌渐渐疏远。

结婚后，听说汪凌搬出了那个老阿姨的房子，和老公在我们单位附近租了房。2023年元旦，她生下个女孩，在家休了半年产假之后，便回来上班了。

早上从地铁下来，我恰好遇到从反方向走过来的汪凌，当时便有些奇怪：“你搬家了吗？”

汪凌点头：“我现在在虹桥租的房子，离我老公单位近，这样他上下班方便。”

我欲言又止——虹桥和我们单位，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几乎横穿上海，路上单程起码一个多小时。

看我不说话，汪凌主动告诉我：“我们新买的房子就快交房了，等装修好就可以住进新房子里了。”

“真的吗？那太好了，恭喜你啊。”这一刻，我由衷地为她高兴。

“是啊，我想好了，等孩子大一点就把她接回来，带在自己身边。不像现在住着别人的房子，总是不方便。”汪凌眼睛里闪烁着兴奋且幸福的光芒，是我从来未见过的。

汪凌之前跟同事们说过，才半岁的女儿被她送去了老家给父母带了。我们当时都觉得奇怪，汪凌父母都是公务员，还没到退休年龄，她婆婆为什么不帮她带孩子？汪凌说，婆婆身体不好，一个人带不了，而且，她婆婆也不是不出力，老太太跟着孩子去了她父母家，白天她婆婆带孩子，晚上她父母下班回来替手。

之后，我去汪凌办公室找她对接工作，看到她桌面上放了许多补血的营养冲剂。她之前连零食都不吃，如今怎么吃上补品了？我刹那间的迟疑被汪凌捕捉到了，她拿起几支冲剂，想塞到我手里，我连连摆手。

“自从生完孩子后，我就总是气虚头晕，只能喝点这个补补身子。”她自嘲似地加了一句，“这一下真的需要看中医了。”

我忽然有点感慨，几年前，汪凌还是个软弱天真又有些傻乎乎的小女孩，现在都已经成为孩子妈妈了，这本该是一件幸福的事，但不知为何，我总觉得她看起来并不那么快乐。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同事忽然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听说了吗，汪凌和领导吵架了。”

我吃惊地问：“为啥？”

“还不是为了孩子。”同事说，“十一假期，她要回老家看孩子，打算多陪孩子几天，就跟领导申请打算提早走，休几天年假。领导不同意，说她这样一休，别人都学样怎么办。没想到她当场就翻脸了，说自己手头的工作都完成了，休假不影响工作，凭什么不批？真没想到，一直那么乖的小姑娘居然也会和领导发脾气。老实人真发起火来还挺吓人的，领导看她不管不顾的样子，大概也怕了，最后还是批了假。”

“没啥。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我说完，同事和我一起笑起来。我是真为汪凌高兴，终于看到她发脾气，不再总是唯唯诺诺、忍气吞声，我有一种很爽的感觉。

可惜这种改变并没维持多久，汪凌就又恢复了往日的沉默寡言，有段时间，她看起来总是有些闷闷不乐的。

更奇怪的是，汪凌忽然间就开始注重穿着打扮了——2024年初夏，她一反之前的节俭，每天都换一条新裙子，看得我都眼花缭乱。

但不得不说，打扮起来的汪凌真的挺好看的。她的脸说不上漂亮，但是嘴唇上抹了口红，脑袋上烫了卷发，一下子就有了一种独特的韵味。而她的身材凹凸有致，几条新中式的旗袍穿在身上，鲜妍娇美，办公室的同事开玩笑说，连她一个女人看了都有些怦然心动。大家都说，汪凌早该这样打扮了，不但显得精神，别人看了也都心生欢喜，不像以前，总是一副小可怜的模样，让人看了心里都不舒服。

之后，连领导也破天荒地在职工大会上表扬了她好几次，说她工作努力，不计个人得失，最近一直在加班加点工作。晚上加班加得晚了，连家都不回，就在单位隔壁的快捷酒店订个房间睡一觉。她前两年提交了入党申请，经过一系列的审核程序，现在已经是入党积极分子了。领导特意关照汪凌的入党联系人，要多关心汪凌的思想和工作状况，帮助她早日跨入党组织的大门。

领导夸得花好稻好，我却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在大家的掌声中，汪凌浅笑着，一如既往地腼腆，但我却觉得那笑容有些勉强。

2024年10月中旬的一天早上，我刚走到单位门口，就看到有个干巴瘦的老头蹲在那里挨个盯着走进大门的人看，眼神瞅得人莫名发慌。与他对视了一下，我赶紧转头加快脚步，即便如此，我依然能感觉到有一道目光吸附在我的后背上，像梅雨季节草丛里常见的蜒蚰，湿湿的黏黏的，让人恶心，想甩却又甩不掉。

我心里嘀咕：这老头儿是谁，他蹲在我们单位门口做什么？

刚到办公室坐下没一会儿，小李急匆匆地从门外跑进来，嘴里嚷嚷着：“太吓人了，太过分了。”

“怎么了？”我问。

“您刚才进门的时候没看见嘛，一个老头儿，举着牌子站在门口控诉汪凌的‘罪行’呢。”

“他是谁啊？控诉汪凌什么罪行？”

“好像是她公公，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反正就在门口嚷嚷，说汪凌要和他儿子离婚，霸占钱和房子什么的……”

小李话音未落，办公室南边阳台外忽然传来一阵喧闹声。我俩赶紧跑到阳台往外看，只见大门口，汪凌和那个老头正在拉拉扯扯，边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保安试图把两人拉开，没想到小老头力气却出奇地大，死死拽着汪凌的衣服。

直到警车径直开进单位的院子、汪凌和老头双双被带去了派出所，这场闹剧才告结束。大家伙儿一哄而散，回到各自的工位上，好奇却未彻底消散，同事们互相打听，想方设法地要挖掘出一点内幕来。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汪凌究竟怎么了，她和她老公为什么闹离婚？她有什么把柄落在了夫家，搞得她公公举着牌子上单位来声讨她？

快到午饭时间，汪凌才回来，并很快被领导召去了办公室谈话。中午吃饭时，汪凌准时出现在了食堂，和平时一样，拿饭，吃饭，看手机，偶尔和同桌的同事说几句话。她的平静出乎我的意料。其他同事也都表面淡定、眼神有些意味深长。等到午休聊天时，还是有同事忍不住了：“真没想到汪凌心态这么好，遇上这么大的事儿也没什么反应，看来平时真是小看她了。”“是啊，要是换了我，肯定脸都没地方搁了，她倒好，照样吃饭，啥事没有。”

我默默坐在一边，心里也在悄悄感慨，这才不过几年时间，汪凌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也不知道她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走进单位大门，远远地就看到汪凌公公又来了，还是满脸阴沉，半佝着身子蹲在地上，边上还多了一位老太太。老太太身形健壮，一脸严肃地打量着附近经过的每一个人，似乎在观察谁是我们单位的员工。经过她身边时，我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悄悄加快了脚步，在她犹豫的一刹那，我走进了单位大门。

小李就没这么好运了，大约看她年轻好说话，她在进门前就被老太太一把抓住了：“我告诉你啊，汪凌这个人坏透了！你别看她在外面老老实实的，在家里可凶了。和我儿子打架，问我儿子要钱……”

小李好不容易挣脱“魔爪”，一路小跑冲进单位大门，绘声绘色向我描述刚才这一幕。老太太果然是汪凌的婆婆——她怎么忽然千里迢迢赶到上海来和老伴一起声讨儿媳了？

汪凌的婆婆在我们单位门口见一个拦一个，大声控诉着儿媳的种种“罪行”，引来许多路人驻足观望。附近一些退休在家的老先生老太太，昨天就围观过汪凌和公公吵架，今天又来了“下半场”，这“连续剧”看得可带劲儿了。

吃瓜群众是满足了，可领导却气炸了——职工家属天天在单位门口这样闹，像什么话？不仅社会影响坏，还可能影响到单位的各种评优。于是，汪凌的公婆被领导请进大门，专门谈了一次话。为了避免矛盾激化，汪凌没有出席。消息灵通的同事说，领导主要问了汪凌的公婆有什么诉求，如果需要单位出面的，在权限范围内会尽力帮忙解决。老两口说，他们也不是故意要惹是生非，只是想和汪凌坐下来好好协商一下离婚的事，可是汪凌一直躲着他们，从7月份开始就不回家住了，现在也不知道她住在哪儿，打电话也不接，微信消息也不回。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到单位来找她的。最后，老两口答应领导，只要汪凌肯坐下来和他们好好谈判，就肯定不会再来单位搞事情。

送走了老两口，领导立刻又找了汪凌谈话，意思很明确，让她回去把这件事处理好，不要因为个人感情问题影响工作，影响单位的声誉。

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也就这么结束了。可一个多星期后，我们惊讶地发现，汪凌的公婆又出现了。这一次他们学聪明了，不吵也不闹，就静静地待在我们单位门口。老头依然半蹲在地上，老太太则不停地来回走动。虽然俩人都不说话，也没什么过分举动，但那种氛围就让人感觉很压抑，经过他们身边时，我还是会忍不住加快脚步。

“汪凌这算怎么回事？看来她还是没和她老公家好好坐下来谈，不然人家老两口不会又跑到单位来堵她。”大家议论纷纷，这一次的口风明显偏向了她公婆。

那天汪凌正好在外面办事，听到同事报信，干脆躲到下午才回单位。老两口等了一个上午没等到，只能灰溜溜地走了。下午领导又找汪凌谈话，但是问了半天，汪凌就是不说话，领导话说得重了点，她的眼泪立马掉了下来。这一哭，倒把领导唬住了，生怕给她的压力太大，她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来。

眼看着第二天那老两口又来了，领导只能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给汪凌开了单位的后门，让她从那儿进出。

她的公婆又扑了个空，却仍不死心，第三天早上还是照样来。他们每天来，汪凌每天躲，连办公室主任都忍不住发起了牢骚——后门钥匙在她手上，她每天得给汪凌开门。平时单位后门基本是不开的，现在为了汪凌破了例，这样搞特殊化，只怕职工心里都有想法。以后大家如果都照葫芦画瓢，有样学样，那还不乱了套？

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大家似乎习惯了，要是哪一天没看到老头老太太，还会问一句：“今天老两口怎么没来？”附近的居民也懒得围观了。

11月下旬，上海凉意颇深。老头也蹲不动了，拿了张报纸铺在地上，直接坐在上面。有时候老两口站得实在累了，也会到隔壁肯德基去坐上一会儿，不点吃的，就喝点自己保温杯里的热茶，再顺便上个厕所，休息一会儿再回来继续蹲守。

单位领导也曾经找汪凌，单刀直入说：“老是你公婆到单位来找你是什么意思？你老公呢，要谈也是你和他谈，他也老不露面吗？那你也去他单位吵、去闹，让他出来和你谈呀！”汪凌不做声，低着头，一如既往地沉默，气得领导直摇头，忍不住和别人吐槽：“真不知道她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教她也学不会，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说实话，那段时间我对汪凌也挺有看法的：她为什么不能干脆利落把问题解决了？她和她老公的日子既然过不下去了，不如早点分开，她也能早点解脱，开始新的生活。还有一点也让我不解：汪凌遇上这么大的事儿，竟然没一个娘家人出面调停。她在上海不是有三个姑姑嘛？即使姑姑不管，她妈妈大小也是个领导，平时管起她来不是挺强势，为什么她现在遇到婚变，倒没见她妈妈站出来呢？

之后一连好几天，汪凌的公婆都没有在单位大门口出现。正当大家反觉得奇怪时，汪凌的婆婆忽然又出现了，这一次她来势汹汹，推开了保安，直闯领导办公室，叫嚷着让她把汪凌交出来：“我老头儿病了！心脏病犯了，住院好几天了，要用钱！可钱全在她手里，我儿子没钱。她必须拿钱出来，你们把她交出来，不然我今天就不走了！”

老太太往沙发上一坐，一副人不交出来我就不走的无赖模样。她这一撒泼，领导也急了，赶紧让人把汪凌叫出来，并找了间空会议室，让婆媳二人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汪凌被叫来的时候，一直低着头，谁也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没一会儿，会议室里忽然传出很响的一声嘶吼：“这个婚不离也得离！我儿子就算打一辈子光棍都得和你离！”紧接着汪凌便从会议室里冲了出来，她婆婆紧追不舍，表情狰狞。

眼看着事情要闹大，有同事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汪凌又一次被带去了派出所。一同前往的办公室主任回来后，向领导汇报了处理结果：警察让汪凌尽快处理离婚事宜，在12月底前必须落实。同时，警察也联系了她老公，要求他积极配合，和汪凌协商离婚，不能让他父母再到单位滋事，扰乱我们正常的办公秩序。

警方的威慑果然起到了作用，汪凌的公婆消失了。不过大家还心有余悸——汪凌不像是愿意离婚的样子，指不定哪天老头儿老太太又得来单位闹了。

那老两口没有再来，不过汪凌却出事了。

平安夜前几天，她妈中午回家，准备趁白天气温相对高一些给孩子洗个澡，热水都放好了，又接了一个单位里的工作电话，结果一个没看住，孩子被烫到了。还好是烫在手上，面积不大。知道消息的当天，汪凌就坐了高铁赶了回去。这一次领导没敢拦着她请假回家。得知这个消息，大家又在背后议论：汪凌怎么这么倒霉？这边离婚的事儿还没摆平呢，那边女儿又受伤了，这运气也真是太背了。

圣诞节那天，汪凌回来上班了，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变化。我犹豫许久，终究还是没有问她女儿的情况。我去茶水间接水时，看到人事陪着两个陌生人往办公室走，几个人一边走一边说话，我的耳朵敏锐地捕捉到了“汪凌”两个字，心里不由得一惊：怎么又是汪凌？她又出什么事儿了，这两个人是谁，她们来单位干什么？

没想到，最后传来的是好消息——汪凌考上了公务员，笔试面试都顺利通过，这两人是来给她政审的。等到所有手续办完，2月底左右，汪凌就要离开我们单位了。

消息传出，大家全都懵了。不知是谁嘀咕了一句：“这个汪凌，真是没想到。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能把公务员考出来了。”另一个同事接了一句：“那是你小看人家了。城管公务员可没那么好考，何况她还是一个女生，又三十出头了。人家背后不知道下了多少苦功夫呢。”

我没做声，心里却很认同这位同事。汪凌看着不声不响，但能力其实并不差。只是她以前的选择都是错误的，太过于听从妈妈的话，让她走了许多弯路。要是她能自己拿定主意，也许她的人生会比现在顺畅的多，也美满的多。

过完春节上班，已经是2月中旬。那天我刚忙完手头工作，汪凌忽然来了：“徐老师，您什么时候有空儿？我想和您聊聊。”

周六，坐在咖啡馆里，王菲的《如愿》轻轻环绕在耳边，我看着对面的汪凌，有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居然有一天，我会和她坐在一起喝咖啡。汪凌笑得很轻松，我第一次见她这么松弛。

“今后有什么打算？”

“好好工作，多多挣钱，把女儿抚养长大。”汪凌调皮地冲我吐吐舌头，“我这么说，您不会觉得我财迷吧？”

我摇摇头：“你的想法完全正确啊。抚养女儿当然需要很多钱，女孩子就应该富养。”

我不好直接问她离婚的事儿，但看她婆家的态度，估计也不会要孩子。果然，汪凌主动提起：“我离婚的事儿就快解决了。女儿归我，房子归他——他挣的多，当初买房他拿了大头，我们家出的小头，房子归他，他把差价补给我。”

“哦。”我不免有些担心，“那你以后住哪儿？你原来不是还准备把女儿接过来带在身边的吗？”

“我现在暂时租房住，女儿已经接过来了，这两天我妈在我这儿，她休了年假，先帮我搭把手。我给女儿报好了托班，等过些日子我妈回去了，我就自己带她。”

我惊讶地看着她：“你一个人带那么小的孩子，能行吗？”

汪凌自信地点点头：“我现在还在看房子，打算有合适的就付个首付买下来，贷款慢慢还。”说到这里，她忽然又笑了：“正好现在房价下来了，我要求不高，买个小房子，够我和女儿住就行了。”

我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气和胆量：“想法是不错，就是还房贷还蛮辛苦的。”

“辛苦我不怕，只要日子有奔头儿就行。”

“汪凌，你现在这样真好。”我由衷地说，“我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有朝气，有理想。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现在的你看上去闪闪发光。’”

汪凌有些害羞：“您把我说得太好了。”

“我说的是真心话。现在的你变化很大，要是你能早一点这样就更好了。”

“我明白。我以前太乖了，没主见，什么都听妈妈的。结果就成了连自己都不喜欢的样子。”

我惊讶地看着她，原来她心里什么都清楚。

“您相信吗？我曾经也是个很叛逆的孩子呢。”汪凌向我娓娓道来。

因为父母工作繁忙，汪凌是奶奶一手带大的。因为姑姑们都来了上海落脚成家，家里就她这么一个亲孙女，所以奶奶特别宠她，养成了她任性、叛逆的性格。

上小学后，怕奶奶管不了她学习，父母就把她接回了自己身边。她和父母不亲，妈妈性格又很强势，母女俩经常为了一点小事闹矛盾，她就总是抱着电话向奶奶告状，妈妈也拿她无可奈何。

汪凌13岁刚刚上初二那一年，身体一向硬朗的奶奶在睡梦中过世，县医院的医生根据症状，判断是心梗引发的猝死。这是汪凌第一次面对死亡，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奶奶被推去火化，她没有跟过去，而是一个人傻傻地站在外面的大烟囱前，看着袅袅冒出的白烟。她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常，心里升起一股凄凉。

从那以后，汪凌变得沉默寡言，成了一个听话的乖乖女，不管妈妈说什么，她都温顺服从，不再叛逆倔强。在她心里，一切事情都变得不值得，没有意义——一个人再使劲折腾，最终也逃不过如烟散去的结局，又何必较劲儿呢？能让父母开心就好。

高二时，有个男生向她表白，让她一向平静的心泛起了几丝涟漪。平日她对这个男生也有几分好感，于是偷偷地约会了几次。但他们连手都没来得及牵，恋情就被妈妈发现了。妈妈只一句“不行，以后你是要去上海的，他能去得了吗？”就让她毫不犹豫地结束了这段感情，又做回了听话的乖乖女。

是的，“到上海去”，是奶奶的遗愿，更是妈妈的执念。姑姑的几个孩子都在上海，所以她也必须在上海，而且还要比他们更优秀。

汪凌乖乖地按照妈妈给她规划的人生计划，按部就班走着，从来不会逾越半步。其实她也不想那么拼，非来上海不可；租房的时候，她也想和同龄的女孩一起合租；她也想要尝试时髦的漂亮衣服。可为了满足妈妈的心愿，她藏起了所有真实想法，压抑着所有真实需求，甚至发现老公出轨、婆家恶人先告状逼她净身出户时，妈妈还是劝她“为了孩子再忍一忍”，因为“和他离了，你还能找到比他更好的吗？”甚至，妈妈还特意拿着她的生辰八字去给她算了命，告诉她，算命先生说了，这就是她命中注定的一个“劫”，熬过这几个月，就会柳暗花明、一切顺当了。她还听从妈妈的建议，花大价钱买了许多以前从不舍得购买的漂亮衣服，想着让老公回心转意。

说到这里，汪凌苦笑了一下。我想起曾经对她的那些误解，还有她公婆往她身上泼的那些脏水——原来只不过是他们想逼她净身出户的手段。

面对汪凌的煞费苦心，她老公要么彻夜不归，要么在家一声不吭，选择用冷暴力来对付。看到他这副模样，汪凌终于有了危机意识，开始备考公务员，想给自己和女儿留一条退路。但她心里始终幻想着，“这或许只是一个‘劫’”。

“那为什么最后你还是同意离婚了呢，是因为警察给你的压力吗？”我直言不讳地问。

“因为女儿的那次受伤。”

汪凌告诉我，得知孩子受伤后，她第一时间给老公发了消息——虽然他俩正闹离婚，老公一直对她避而不见，恶心人的事都让公婆出面，但是无论如何，他是孩子爸爸，对孩子应该总是有感情的。但汪凌没想到，老公根本没有回复她的微信。她在老家待了几天，连老公的影子都没见着。

“陪孩子去医院换药的时候，看到她哭得撕心裂肺的样子，我的心像被电流击过一般，疼得直抽搐。那一刻，我既恨他，更恨自己——为什么那么没骨气？为了一个根本不爱自己和孩子的人，那么卑微地等他回头！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的女儿不能再像我一样，窝窝囊囊地过一辈子了，首先我自己就要改变，要给女儿做一个好榜样。”

“我选择离婚，也选择继续留在上海，因为我相信能凭自己的能力在上海立足，也想给女儿的未来搭建一个更好的平台，毕竟这里的机会更多。”

“那对你的决定，你妈妈怎么说？她能接受吗？”我想，以汪凌妈妈一贯的想法，肯定不会轻易接受女儿离婚的现实。

“我以前也确实抱怨过妈妈，觉得我人生很多的错误都是她造成的。就在下定决心的那一刻，我也想过，不管妈妈同不同意，这个婚我离定了。但那天晚上我去厨房给女儿拿水杯，竟然看到妈妈一个人悄悄地在哭，才明白原来她的心里也并不好受。那天我鼓足勇气主动和妈妈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我告诉她，这个婚我必须离，不仅为了我自己，更是为了女儿。妈妈听完沉默了，我知道其实她很爱很爱我的女儿，不然她不会都这把年纪了，还要一边上班一边帮我带孩子。那天晚上，妈妈一直抱着女儿，看着她，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我回上海的那天，妈妈到车站送我。我准备进站时，她忽然对我说：‘不管你以后做什么决定，妈妈都支持你。’”

说到这里，汪凌的眼睛蒙上了一层雾气。我看着她，不知如何劝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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