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被日本人抓住两次，每次都撒一个谎，日本人苦笑：你快走吧

张大千：画家也要“撒谎逃命”

要说清朝末年到民国那会儿，怕不是谁都能写下来一部活着的“乱世小传”。枪炮声说来就来，谁家的烟火气都未必能点得长久。一位名气再大的大师——比如张大千——到了当时日军那杆枪眼下，也得像老百姓一样思量“今晚还能不能活着”。世人都说艺术家脱俗，其实乱世里没人能真的飘仙。张大千，他曾两次被日本人抓，倚靠“撒谎”捡回命，小日子里还能从容不迫开玩笑，这事儿放到谁身上都叫人咂舌。

张大千出生在四川内江，1899年的春天，旧社会的家族还是讲究传承。母亲曾氏手巧心软，会画花鸟民间剪纸，小儿子的手指头一点点描着弯弯柳丝，学字学画都跟姐和妈混一块儿。家里头开了百货，哥哥能做生意，三哥在重庆闯荡，自小倒是没缺过饭，家里也盼他有出息。但少年日子翻云覆雨，说波澜不惊也是成年人事后回头看觉得糊涂，人小的时候哪晓得呢？

他十七那年，重庆夏天还没闷透，张大千和同窗去学校玩耍，回家的路上遇上了一伙土匪。那年月，能上学的不多，被盯上也不奇怪。土匪一对孩子细细端详，装穷都没用，张大千头一回体会到什么叫“劫富济贫”——没得济，只有劫。他被抓作“肉票”，土匪要勒千两白银赎人，家里既然有底，谁也不敢反抗。

信是张大千亲手写的，他的字迹俊秀，一看便知是家里正经培养出来的。土匪见了乐呵，说你跟我们混吧，这字没人认得，不留你师爷也难。张大千身不由己成了土匪手下半个文人。抢劫的规矩，“匪不走空”，别人大抢小抢，他挤在队伍里想着，拿点画册书稿顶账，也算体面。山上无聊，画画倒成了消遣。奇怪的是，乱世之下，他那点艺术的苗头，偏在黑道窝里生了根。

风头正盛时，官府说要“招安”，承诺得好像天上下糖，但谁都知道那是梁山一出老剧本。土匪被一窝端了，他也蹭着下了狱。家里还有人脉，四哥把他救出来，冬天刚过，他和青梅竹马谢舜华定了亲。

往后父母一合计，觉得留学能有出息，兴许能救家业。张大千去了日本，学的是染织。家里想的是“将来能在洋布头上闯事业”，却不知他心思早在画里。二哥张善子也在日本，是画界响当当的人物，弟弟求学时少不得搭的便车。课余时间全给了绘画，染织也就成了外人眼里的“幌子”。家里一看，重金培养的儿子，最后还是要吃画家的饭，心里不免咯噔。不过，张善子态度坚决，兄弟间的意愿才是最大的靠山。

归国后，父母本想让他扎实搞实业，张大千却偏要跟着二哥去上海“追梦”。家长不同意，张善子力挺，最终他进了上海的大风堂，画界才子云集，什么齐白石、黄宾虹，都是张大千的老师级人物。刚满二十，名头就响彻上海滩。有时候世上的路就是这么绕：父母想要一个实业家，结果两个艺术家都火了。

生活里的苦，常常和亮光一块儿跌进来。正值得意的时候，未婚妻谢舜华因病去世，张大千人在日本，回都来不及。痛失心头人，家里又介绍了个倪氏姑娘，聪明伶俐，两人本想结婚，竟也得了怪病痴傻。双重打击，张大千在上海的大风堂里，画也不画，心头的空白比画纸还要大。他曾经问天问地：“人生苦短，这一局棋怎么还没下完？”

那一年，他赌气剃了头，做了和尚，给自己起名“大千”。这法号的意思，大致是“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他也许是想拿凡尘的风云当个远远的旁观者，奈何红尘有钩，他也只安分了三个月，又还俗了，娶了曾庆蓉。

画展接连不断，作品一发售就卖脱，只要张大千愿意，钱与名都能一并捞来。可生活不只是锦上添花，抗战爆发，处处烽烟，画家也只能卷起袖子奔外头去。张大千把大半画卖了，款子捐给抗日团体和难民。有一回兄弟俩在重庆合办画展，百幅画卖了个精光，全数用于救济。艺术不是只为雅趣，到了血流漂杵的年头，也得能救人性命。

名气越大，危险也越近。日本人盯上了张大千，抓住他两次，想要威逼利诱，套他的才艺。张大千不管他们怎么装样子，就是不俯首。一次在街头被堵，一伙日本兵拉着就要带走，他冷静摊摊手：“别激动，去就去。”又和夫人说：“日本朋友请我住几天，你回去把治肝炎的药给我送来。”你说这话搁谁家听着都像大爷喝茶，偏偏那时肝炎是没救的病，日本人一听就警觉起来。

“有传染病？”日本兵小声地探问，生怕沾了晦气。张大千还笑眯眯，作势往前走，几个人瞬间后退，怕被传染。人在险境，有时候就靠一句话渡劫。

但谁都知道，这种说法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张大千顶着画展、朋友、家人，整天有人来有人往，哪有得重病的人这么活跃？日本人一觉察，马上又一次把他逮走，他临走时只和家人“低语”了一句：“如果我没回来，明天你们就散布消息，说日本人因为我不为他们所用，已经把我杀了。”

他当天没回家，亲友们立马闹到了报社，说张大千殉国，消息一出，上海文艺圈、全国书画界都炸了锅，骂日本人的声音滚滚而来。外媒跟进，连外国政要都过问起张大千的生死。原本日本人以为抓了一个画家，能给中国人“来点杀鸡儆猴”，谁料却促成了“空前团结”，最后只好灰溜溜地把他还回去，还装上了模样的客气礼数。

聪明的人，危急时刻总有一手。张大千的两次逃生，靠的不是刀枪，是世情、是舆论，是一点点“会转弯”的心思。

时局再变，张大千南渡台湾，带着第四任夫人与幼女。后来去了欧洲，画展开遍主要城市，外国人给他贴上“东方之笔”的标签。想家是想的，画还是要画，他的画里有乡土，也有四海为家。台北春天，他的故事没再翻页，留下句点。

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啊，有时候体现在琐碎烟火里，有时候落到生死之间一念之间。张大千的技艺、名望和故事，早已入了历史的长河。我们常说归去来兮，也许他最遗憾的，还是不能再在内江小巷里看一眼老屋的瓦檐。是真是假，都已不重要。只消记住，他也曾在滚滚乱世里，提笔画山水，撒谎逃命，笑看人间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