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喜 | 数据与正义:从哲学与数学的思想空间诠释出发

发布时间:2025-09-07 00:38  浏览量:1

数据与正义:

从哲学与数学的思想空间诠释出发

作者简介:张文喜,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

今天数学的权威正在形成大数据技术的权威支撑,作为从哲学中承袭本体论的衣钵的数学或数据科学,其神话不言自明地被视为与存在之所为存在的本体(实体)论话语表达相契合,以至于一切都凭数据说话,只有数据化才能触及真。然而,我们不可以要求数学通过一种普遍使用的哲学方法去建构“公平”“公正”,甚至“美好”之类的理念。对于社会生活现实的实体内容来说,各种现象的价值以及偏离不仅超出了数学上的前提,而且还要求借数学呈现出不连贯的和无限多元事实存在之本体论图景。

首要问题是所谓二元论或主体/客体的问题,它的日常表达形式就是人与机器对立。当代计算机科学寻找机器与人耦合的真实条件,期望设想一个超越人脑的超图灵机,能够协调人类结构性不平等的问题。随着人类技术把人本身的问题视为技术问题,它就滑入无节制的技术主义的道路来把握人类。所谓的数字崇拜,是把数字当作神;

第二个问题是语言问题。如果神经系统是计算机,那么它们在结构上是使用人脑的语言,但它们与数学语言有本质不同。当代世界异化表现是,人与机器的对立是现代性的主客二元对立表现之一。它像一条主线一样贯穿于现代社会生活领域中。哲学所应当思考的是,如何辩证地思考纯粹理性自身与大数据的关系。纯粹理性不适用于解释大数据。通常受过数学训练的人工智能,有一个数学的“超我”。至于关于人与机器“哪一个更能干”之难题究问的维度而言,我们没有必要把它看得过于重要,只要辩证唯物主义地对待就可以了。大数据推动了量化这种“齐物之不齐”的知识方式的发展。并导向了以所谓数字化生存取代现实的个人的处境。应该用人性化、质性的、清晰可读的和负责任的判断打开算法治理中的所谓“算法黑箱”。

从数学与哲学、生命与机器、功能与形式结构之间关系的批判出发对现代理性本质进行反思。只有当一个人从数学角度阐释大数据世界,从哲学甚至宗教角度阐释人时,我们才能说前者是客体的方式,后者是对客体方式的消解。本质上,哲学不同于数学,正如哲学不会用数学理念去建构数据正义。

大数据有感性实践的意识之来历。对它的发现不能只交给所谓算法或纯粹理性自身“计数为一的结构”规则。大数据技术不能依赖于逻辑的因果范畴作为对某一个个体或主体未来行为合理解释的工具来支撑自身。因为,因果性对应相关性,主体(人)是去因果性解释的。大数据对客体或客观性与主体之间的裂缝所弥合起来的关联很敏感。这种敏感推动了所谓实践者的“认知的精算方式”。而大数据所谋划的通向算法预测之路并非“认知的精算”的道路。所谓“价值中立的,因此是公平和公正”云云实际是闲言碎语。数据正义是不能止于作为数学上演绎推理而发生的。

第三个问题是形式与信息的关系问题。为了理解人与机器的矛盾,我们必须学会从形式的角度考察机器的本质。假如人是机器的一种隐喻是对的话,那么人的“优势”在于能够将机器中的形式转化为信息。所以,生命有机体是信息化能量的载体。而信息是一种文化遗存,只有人以及生命才真正需要信息。若在人的生命与机器之间,不能使用一种所谓同一哲学构想的构想,那么这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主和从或奴役和解放的本质关系。从历史观点出发,信息方式为生命范畴提供了解放的可能性条件。而形式范畴为分析机器本质以及将生命信息转化为形式的人机模拟关系提供了合理化工具以及一体性解释的构架。因此,通过一种根本的哲学阐明,作为使用形式的机器与作为生命存在多样性的信息之间的真实关系才能得以澄明。

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人们或许会设想,一旦大数据被视为中立的,也就被推定为是促进公平和公正的,比依靠有限的人类智能作为核心决策机制更公平公正。如今,大数据并同算法、算力以及信用体系一道构成社会或政府治理的支柱。大数据方法不大在意“特定的主体针对特定的目的”。大数据技术在“使用形式”层面就会不可思量地跟神学、形而上学相联系。

文化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在于通过数学,亦即通过“个别的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勾勒出“普遍者里面的特殊东西”来体现。相应的正义概念自然是以某种优长应得或算法为导向。亚里士多德的数论迈向了通过运用运算来理解数字的道路。我们对数的了解,就是它把握了怎样从数学中推理出正义,这就是时代的要求:引述数学的可能性是由于诸如风险与安全、猜疑与团结、过错与责任、权义失衡与公正大都可以在数学的存在中思考。

我们对大数据技术的了解,就是探索一种为所有人提供的未分离的、非工具性的语言,一种发现言说本身的扩展性和灵活性的理解类之间关系的声音。我们对数学在历史上构成思想可能的了解,就是它把握了无限集合是其成员可展开成无限部分的集合。最后,一种数据而非另一种数据的形成过程总是受到现成社会结构和力量的影响。归根结底,我们应当正确认识现实世界和数字关系即,只有数学适应世界,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