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对话 | 黄漫：历史最大的规律，有且只有一个

编者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历史是人类适应环境的记录，理解它有助于预测未来。然而预测未来的前提是找到“历史的规律”。那么，历史究竟有没有规律呢？千百年来人类一直争论不休。

一方面，波普尔等大师级学者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振聋发聩，另一方面，马克思、韦伯、布罗代尔等另一拨大师级学者的各种“决定论”，同样深入人心。

两派的对峙常让人无所适从，“决定论”者的“内讧”更让人眼花缭乱。为什么这么多大家，百年来都无法给出定论？

学界“素人”黄漫，在最近出版的“大部头”历史哲学《历史的逻辑》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种争论之所以缠绕百年、不休不止，源自各方都囿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里。如果跳出“人类中心主义”就会发现：

第一，历史是有规律的；

第二，当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很容易发现，科技是历史的第一推动力，这是唯一可以确定的历史规律，也是最底层的历史的逻辑；

第三，建立在历史最底层逻辑基础上的各种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经济、地理等“决定论”，不但不冲突，反倒是互补的。

因此，读过这本书的人，显而易见地“撕裂”为两个阵营：有人说黄漫是21世纪的堂吉诃德，以一己之力，不仅“挑战”了涉关“历史决定论”的正反方多位大师，更以其“科技本体论”“挑战”了尼采、康德、黑格尔等学界巨擘，甚至有人说“这本书如此冷漠，彻底背叛了人的价值体系”！

与此同时，不少学界、金融界人物则对本书赞誉有加，说《历史的逻辑》开启了一场史学革命，让历史变得普适、统一、简洁，因此是史学界的开普勒。

但无论肯定还是否定，相信没人会觉得这本书平庸。鉴于该书知识密度过高、视野过于恢弘、观点过于颠覆，先知书店编辑团队与黄漫老师进行了深度对谈，将按主题发布，这是第一期，主题为“历史到底有没有规律”。

以下是对谈实录：

01 历史是有规律的，

但站在另一个维度才能看到

▲黄漫《历史的逻辑》中提到的“七次科技大变革”

编辑：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存在某种规律，人能认识乃至掌握规律，从而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并做出正确的预测与选择。波普尔则认为，历史只有趋势没有规律。对此，您怎么看？

黄漫：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予以了深刻批判，意义重大。但他反对的是机械式历史决定论，直白点说：从微观到宏观，一切都是偶然的。

我研究生时期读过一段时间高能物理。虽然在粒子世界一切几乎都是偶然的，但这并没有否定物理学的普遍原理，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系统某些属性的确定性不断增强，概率从0不断逼近1，微观的偶然性并不能自然推导出宏观的偶然性，微观偶然和宏观必然并不冲突。这也是复杂性科学的主要观点，不同层级有不同层级的“涌现”法则，不能完全由下一层级推导出上一层级的规律。

历史同样如此。历史不可能纯粹是必然，否则无法解释细节上那戏剧性的风云变幻。但如果历史是偶然的集合，那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种随机漫步，会使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都是必然的。王尔德说，只发生一次的事情等于没有发生过。如果所有事件都是偶然的，不存在任何规律，也就等同于毫无意义。

编辑：宏观历史的这种确定性，其发生机制是什么？

黄漫：微观环境在宏观视野下会被平均化，其单体的剧烈变化被极大地抹平。例如一个十字路口，有两人临时起意互换方向，这种偶然能否改变整体人流的方向？尤其把观察时段放大到一年或者更长，整体的概率分布会因为个体的偶然变化而变化吗？

高考对个体考生来说，主观能动性很重要，结局更是无法断言。但从宏观看，高考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是必然——大学需要关心具体招到的是谁吗？需要关心考生的主观能动性吗？不需要，它只要给出招生名额即可。我说的科技决定论，就是指在宏观里早已写好的这种“结局”。

编辑：自从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人类中心主义获得广泛认同，您提出用科技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是否是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

黄漫：我无意挑战传统价值观，更非忽视人类的幸福，但这确实是这本书最容易让人误解之处。我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以科技为主线，才能在描述过去、现在、未来时，能提供完备和统一的全历史逻辑。其他任何影响因素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科技，在全世界任何区域都只增不减，是一切文明的核心基因组，是一切文明活动的根本力量。

这样就会理解，科技决定论是来自人类文明之外的，科技是宇宙的主宰者，人类文明自然也无出其外，这种推动力并非内藏于人类社会。

编辑：您能举个例子吗？

黄漫：比如我养了一群鸭子，科学饲养，和野鸭子就有了显著不同，野鸭子七个月产蛋，可以活三年，而我养的五个月产蛋，寿命长达十年。这超出的部分显然来自我——一名外在者的创造。但如果其中有鸭子认为，鸭类生活就是早八点有水喝，早九点有饲料吃，晚上十点世界就黑了，以为发现了鸭类文明的运行规律，甚至试图构建鸭子的终极社会形态，那就可笑了。

通常来讲，科技是人类创造的，但换成以科技为中心的视角，会发现整个宇宙都建立在科技法则之上，人类法则还能大过宇宙法则吗？这也是“人定胜天观”的谬误之处。而科技既然是宇宙的本体，人类文明的本体固然也是科技，我们的子孙当然可以说是我们创造的，但我们是谁创造的呢？无限上溯，难道不是基因吗？科技决定论的另一所指，就是它是一种外生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永恒推动力。从外生性来讲，我并没有颠覆波普尔。

认知只分正确和错误，不分幸福和不幸。人类追逐幸福，必须建立在正确认知社会和宇宙之上。日心说颠覆地心说，并没减损人类的幸福，反而因为有了正确的宇宙观，才能更好地利用科技法则保护地球，保护人类文明。科技中心主义不是要放弃人类的幸福，而恰是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科技，保护人类文明。

02 传统的历史决定论只意味着可能性，新的科技决定论才是真正的规律

编辑：蝴蝶效应被人津津乐道，比如有人说如果崇祯皇帝不裁撤驿站，李自成就不会下岗，最终就不会揭竿而起、灭掉大明。这是否体现了对历史决定论的反动？

黄漫：任何因素都会对系统产生作用，这是正确的，却是平庸的，产生作用和产生确定性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才具有方向性、可知性。

明末起义除了李自成，还有很多领袖。“闯王”最初是高迎祥，马贩子出身，并非驿站公务员，而他也是接手了另一个农民王自用的领导权。大西政权领袖张献忠，是传递军事情报的塘兵，他起义不是因为被裁撤，而是抢劫银库。取代大明的最终也是女真人。说裁撤驿站导致灭亡，是笑谈了。

编辑：那么，如何理解什么是“确定性作用”？

黄漫：比如在一场海战中，饮食很重要，士气很重要，包括海浪也能产生重要影响，但事前谁能预料到海浪是对己方更不利，还是对敌人更不利？

毋庸置疑，偶然的小事情也有可能改变历史，但决定论的含义是，一个基础变量施加到不同文明时，可以观察到某些一致性的变化趋势。历史上有很多意外的变故，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但并不能形成可观测的统一模式，而不具有普适性就不能称为规律，这正是波普尔强调的“规律和趋势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比如导致政权更迭的原因很多，但大部分不具普遍性——权臣篡位导致改朝换代就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并不是每一次权臣擅政都能改朝换代。

编辑：近些年有些学者提出一些新颖的观点，比如瘟疫是导致印加帝国灭亡的元凶。这是否属于一种历史决定论？

黄漫：《瘟疫与人》和《枪炮、病菌与钢铁》，都强调了病菌的极大重要性，认为西班牙殖民美洲的过程中，是病毒造成印第安人大量死亡，从而对殖民起了主要作用。

▲各种决定论代表作

然而，没有病菌，西班牙就无法殖民了吗？其实，病菌只是加速了殖民进程，即使没有病菌，印第安人也改变不了被殖民的结果，因此，讨论病菌的这种配角作用，在宏观层面没有意义。西班牙殖民成功真正凭借的是武器，先进武器的绝对优势，像承重墙一样支撑起了历史大厦。而武器体现的正是科技的力量。

但很多人分不清承重和非承重。同样逻辑也被应用到蒙古征服，认为蒙古人大量传播鼠疫，导致欧亚各城邦陷落。这完全低估了蒙古人运用闪电战，快速将军事优势发挥到极限这一承重墙的作用。

当某因素一定会导致政权更迭，具有普遍意义，才属于决定性力量。历史上，一旦当下的武器技术与上一次武器技术之间在集权方向上相反，必定导致普遍的社会变革。比如，之所以各帝国的集权都在公元前1400年后渐次爆发，是因从那时起，铁器被发明并广泛流传，而铁器对政治的作用机理就体现在集权上。

编辑：具体来说，哪些因素可以被称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

黄漫：研究规律就是研究函数关系，首先要确定变量——也就是决定性力量。宏观历史上能称为变量的只有六种：意识形态、经济、军事、政治、地理和科技。

▲黄漫《历史的逻辑》：社会权力结构的HBOM模型

经济和军事对应在生物体上，就是捕食和反捕食，这是两种必备功能，所以天然存在于任何生命体和文明体，比如蚁群中必有工蚁（经济）和兵蚁（军事）。二者因缓变性、一致性而呈现出自变量的特征。

但根本上说，二者由科技和地理条件决定，而地理其实属于一种固定不变的边界条件或系数，所以最终是科技决定了经济水平的上限，也决定了军事（武器技术）水平的上限。

意识形态和政治则是人类文明特有的宏观特征变量，这表明了它们的从属性：首先，自然界不存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因此需要解释它们的起源，这就一定有决定起源的更基础变量；其次，二者都过于多元化，具有极强的易变性，而多元化、易变性也需要解释。比如，为何中国从周朝的分封走向了秦帝国的一统，又在魏晋走向准封建？为何同属东方文明，中日在政治形态上却有着显著区别？

编辑：2024年阿西莫格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很多人乐谈制度决定论，但制度好像并未出现在您说的六变量之中？

黄漫：制度本身虽然是极其重要的话题，但它属于政治范畴，不论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

编辑：是否真的存在制度决定论？

黄漫：如果制度真的能“一眼定万年”，不妨思考一下，为什么在同一时代，秦国变法成功了，其他各国的变法却通通失败了？制度的多样性，同样也需要更深层的解释。

更重要的是，把某种制度强加给不同文明，能否产生一致性的历史趋势？把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制度互换，历史轨迹是否也会互换？将美式制度套用给非洲某穷国，该国能迅速崛起吗？意识形态和政治其实属于因变量，能影响历史发展，但不是决定性作用。

▲铁器时代

而以科技为主变量，在相同地理条件的不同地区，能找出大致相同的重大历史节点——它们背后都受到同一种科技力量的支配。铁器传入大河流域后，各地文明就走出了阅兵式的一致步伐——印度战车王朝保拉法被铁器民族击败，被迫迁都，变成小小的跋娑国，铁器推动印度进入雄国时代；中国战车王朝周朝被铁器民族击败，被迫迁都，成了小小的东周，华夏进入战国时代；印度短暂统一于难陀王朝，二世而亡，稳定于孔雀帝国；中国短暂统一于秦王朝，二世而亡，稳定于汉帝国。这些历史轨迹在细节上千差万别，但从宏观周期看，有着明显的同构性。

通过以上分析，影响历史的因素很多，但唯有科技才能构成方向，才称得上是主导变量。科技的决定性来源于其外生性、独立性和普适性，它不依赖于人类文明，放之四海而皆准，其他变量就没有这种特性，反而是依附于人类文明，时而有效时而无效，甚至自身就是人类的造物，这种依赖于文明发展结果才能做出优劣判断的论证，严格来说属于循环论证。

编辑：感觉您的科技决定论，并没有与通常所说的制度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构成根本矛盾，属于在不同层次阐释历史。科技决定论与其他决定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黄漫：科技在最宏大层面，为社会共同体的行为框定了一个可能范围，而不是直接定好一个点，给出具体解。在这个可能范围内，每个文明还需因地制宜找出精细解，这就要考虑文化、政治等因素。就像进化律覆盖所有的物种演化，但用它算不出单个物种的实际形态。 比如，谈论火星和地球的差异时，地理因素就很重要，因为火星无法内生化科技出来，没有演化出生物的客观条件。但当人类殖民火星，火星文明注定超越地球。戴蒙德谈论美洲和欧亚大陆早期文明的差异，是同样的逻辑。不同地区在内生化科技上的优劣，当外生科技传入时，完全被抹平、被逆转。

比如，铁器时代决定了社会制度偏向于集权，但集权到什么程度，要考虑次级变量影响：铁器时代的中国就是制度决定论，因为秦制为这段集权历史提供了现实支撑。而中日集权度相差甚远，则源于地理差异。

但重骑兵时代，曾经适应集权的儒家理论被魏晋玄学、佛教稀释，于是更多谈的是文化决定论，意识形态的作用在增强。

尤其重骑兵时代的欧洲，再没有统一过。政治制度在不同的欧洲国家差异很大，但研究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差异时，只能提更有共同性的宗教，“基督教文明”的提法可以看出宗教的统治地位，意识形态决定论深入人心，这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同科技周期内的集权度远比中国低。

比较东西德的差异和优劣时，视角就更小了。科技、地理等因素都接近雷同，制度、文化的差异就升级为主变量；再比如韦伯分析西欧率先发展出资本主义时，非常自然地从新教和天主教的差异上寻找归因。韦伯分析的起点，就是植根于西欧新教地区和天主教地区。当科技、地理、经济、军事都差不多，意识形态自然成为首要考量因素。当韦伯试图扩展到中国、日本和印度时，解释力明显下降，也就无法自圆其说。

编辑：打个不太准确的比方，如果文明是一辆汽车，那么地理就是道路，经济就是燃料，军事就是油门，政治就是车体，意识形态就是司机，科技则是最核心器官——发动机。这样理解，是不是更形象一些？

黄漫：确实更形象了一些，但也确实不很准确（笑）。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大体就是这个意思吧。科技不仅是核心，它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也就是说，科技决定论不仅是观点，更是体系或容器，不同条件下可以容纳和导出其他决定论——鸟在天上飞，鱼在水中游，看上去是两个体系，底层却可以用流体力学统摄；其他各种决定论，都是某些特殊条件下的通用解，底层都可以用科技决定论统摄。

03 跳出人类中心主义，不是否定人的价值，反而能让我们看透历史的大逻辑

编辑：在您提出科技决定论之前，学界也有过类似观点，比如技术可供性理论。您的理论的独特在于，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站在科技中心主义层面，没有科技本体论就没有科技决定论。如何理解您所说的，科技是历史的第一推动力，也是历史的目的？这样的表述是否矛盾？

黄漫：A决定B，A就具有了主观能动性，相对B有了更高的本体性。譬如上级决定下级，上级就有更大的主观能动性。

说科技决定宏观历史，会引发更深的思考——科技是不是有自我驱动的主观能动性？否则还得追问是什么决定了科技。事实的确如此，科技借助宇宙间的一切，在宇宙的历史上只增不减，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累积性发展。

如果说古人只能感受到科技偶然的怒吼，工业革命后人类被科技包围，能切身感受到科技有如上帝般的主宰力。今天谈军事，谁还讲孙子兵法、三十六计？谁还谈诸葛的妖、韩信的谋、项羽的勇？谈的都是横行海洋的航母、制霸天空的N代战机、蜂群般的智能无人机、毁天灭地的原子弹。现代科学仅用几百年就将地球文明拉高到过去几亿年都无法企及的高度。今天，超级计算机更是已成为人类生产力的最大源泉。

科技的主宰性如此明显，是终极的，就自然有本体性，也就必然是目的。说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即使人类文明灭亡，科技仍会被下一个文明保留，作为本体依然贯穿于宇宙之中。

我常说，宇宙是有目的的。宇宙需要永续生存，而这需要科技的力量，发展科技就成为全宇宙统一的进化目标。科技因为自身的强大力量，顺昌逆亡，自我驱动，指数化膨胀，用最基本的物理元规则，借助各类物种、文明进化出应用性的高科技。所以说，科技既是历史的第一推动力，同时也是历史的目的。

编辑：传统的历史决定论，目的都是解释历史、预判未来，科技决定论是否含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黄漫：科技决定论也是为解释历史、预判未来，但它和科技本体论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最根本的价值是提醒世人，科技的目的，是确保宇宙的文明永续，科技的一切决定性都指向这个目的，以这种思路，可以消解困扰学界多年的人本主义三大悖论：

关于意义。相较无机和生物世界，人类只是九牛一毛，但人本主义只承认人类有意义，那么，另两个世界的意义何在？如何弥合有人类存在和无人类存在的时空？又如何弥合地球和宇宙？人本主义无法解释。

在科技本体论看来，三个世界都蕴含一个永续存在物——物理法则是无机世界最持久的存在，基因是生物世界最持久的存在，科技是人类文明最持久的存在。三种存在物又是为永续存在这同一目标服务，不仅使三个世界都有了意义，而且完成了意义的统一。

关于本体。尽管很多人坚信人类不可替代，不断涌现的事实却正在蚕食这个执念，越来越多的精英认为AI正在产生意识。从宇宙的视角，从精英的视角，人类不可能是本体，因为本体不可能被取代。

而在科技本体论看来，无机界通过物理法则孕育了生物，生物传承这些物理法则，本体中一定含有物理法则；生物用基因进化出人类，人类传承了基因，本体中必然含有基因；人类通过科技创造了AI，AI传承了科技，AI本体必然蕴含着科技，科技是人类和AI共同的本体，避免了本体的变换。

关于目的。以人类为中心，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必然是人类社会的某种形态，可以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是汤因比的大一统宗教社会，然而因其未知性，却极有可能在某时段被某种权力曲解、利用，造成“改造当下”的灾难。

科技本体论也认为历史有规律，但却恰恰避免了这种“极权主义化”。它将科技发展当作终极目的，任何权力都没必要再强行规范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因为社会形态只为适应科技的变化。这种适应性是多元的，人类社会也就真正能够保持开放式结局和多元价值取向。

编辑：跳出人类中心主义，好处是更便于找到历史的真正逻辑，但是否会让人感觉缺少了“人文关怀”？再干脆一点，是不是对人的价值的否定？

黄漫：并不是这样。人的价值，不在于改变历史的结局和方向，而是提高文明进化的加速度。

历史必然性的微观基础，是每个行动者都尽了最大努力，这也是经济学里的理性人假设。正因为假设理性人会找到最优选择，经济学才只需要转而研究一个问题是否有最优解以及最优解是什么，将这个问题变成纯数学问题，我们能说经济学没有人文关怀？理性人的假设实则就暗含了对人类智慧的最高评价、对人的价值的最高肯定，因为只有拥有足够的智力，才能知道什么是最优选择。

编辑：这的确是一个看似冰冷却真实的逻辑。是不是可以说，只有理解了这一逻辑，才能明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在推动社会进步上所发挥的真正价值？它和科技对历史的决定性作用，其实是不对立的？

黄漫：不是对立，而是包容，人类历史的逻辑存在于宇宙法则之内。

众所周知，生物也知道趋利避害，但为什么人类的演化速度远远快于生物群落呢？因为生物找不到最优解。同理，不同智商的人类部落，进化程度有显著的差异，这种群体性的差异，正说明和体现了人的价值。每人都尽力找到自身最优解，社会才能更快地找到群体最优解，然后迅速进化。当我们谈宏观问题时，事实上并不需要关心个体的努力，因为这已被当做“理所当然”的基础。

但降低问题层次，从宏观向微观过渡，个体差异所导致的闪光点就会熠熠生辉，人的价值立刻凸显，正如宪法再伟大，也不可能掩盖具体法的光辉。历史上的伟人和天才，固然无法改变历史的方向和结果，但可以加速进化——没有爱因斯坦，人类迟早也会发现广义相对论，但也许是几百年后。

可见，跳出人类中心主义，不是否定人的价值，恰恰是为了对人类文明演进的大逻辑能看得更清楚。以科技为中心重新审视宇宙，宇宙的逻辑更简洁自洽，这与从地心说转向日心说如出一辙。正如同单纯从物种视角出发，无法解答“物种存在的意义”，单纯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也无法解释其意义，只有上升到文明整体的高度，一切才能水落石出。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科技本体论，因此不仅是理解世界的必须，更是宇宙自身的进化逻辑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