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定位与中共早期对武装斗争的认知（罗平汉）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与优点，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重点在于开展群众运动，对武装并不重视。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才开始关注武装斗争问题，开始了武装斗争的初步实践，但总的来说，对于武装斗争认识还是初步的。关于中共早期武装斗争认识的研究，学界已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本文拟着重从这一时期中共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与武装斗争认知之间的关联，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从轻视到初步实践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把工作重点放在工人运动上，同时对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也日渐重视，唯独对军事工作关注甚少。虽然个别的党员开始论及武装的重要性，如1922年9月，蔡和森在《向导》周刊上撰文说：“假使能够鼓起人民武装的自卫和抵抗，使各大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装或工人全副武装，那末，民主革命没有不成功，封建的武人政治，没有不崩倒的。”同年12月，周恩来在《少年》杂志上发表《评胡适的“努力”》亦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但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四大通过的各种决议案、议决案中，几乎没有关于军事工作的专门性决定，就全党而言，对武装斗争还谈不到用重视二字来表述。

相反，当时党内一些人对军事工作还有某些看不起。1924年10月，林育南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军事运动与革命》的文章，其中明确提出：“现在有许多有志之士，他们很热心于革命事业，但他们一说到革命，脑筋里就充满了军事运动的观念。他们的意思似乎除了军事运动就无所谓革命，换言之，革命就是‘流血’的军事行动。实在，这是错误了。”当时，中共不但自己对军事工作不重视，甚至认为国民党也不应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军事工作上。同年10月，陈独秀在《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一文中说：“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的策略上，目前应否停止军事行动及放弃广州政府，乃是一个重要的根本问题。”“国民党此时绝对没有做革命的军事行动之可能。” 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要成功，要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现在有一条虽较远而可通的路给我们走，就是只有全国工人、农民、兵士之联合的大暴动”。其理由是“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

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中共对军事问题的态度有所改变。一方面，五卅惨案中帝国主义利用武力对中国人民的镇压，使一部分共产党人认识到，由于帝国主义武装到了牙齿，企图利用和平的方式打倒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国共合作实现后，孙中山吸取过去依靠一派军阀去打倒另一派军阀而总是不能成功的教训，高度重视建立国民党自己的武装，开办黄埔军校，建立国民党的党军即国民革命军，取得东征陈炯明、平息广州商人武装叛乱、南征邓本殷等战争的胜利，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有了武装之后国民党的力量大增。因此，从此时起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武装斗争亦很重要。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干部中，瞿秋白是出类拔萃的理论家，也是对武装斗争重要性有较早论述的领导人。他在五卅运动后就明确指出：“我们应当赶紧进行全国工商学农各界的大联合，以人民的力量促成全国政治的统一和军事的统一，使政府真正成为人民的政府，武力真正成为人民的武力。”他认为，五卅以来两个多月的“困苦的斗争”，之所以仍没有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一、资产阶级等只顾私利而破坏联合战线；二、没有统一的人民政府；三、没有真正人民的武力。”因此，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全国各界广泛的联合，实现平民的政权，尤其要“武装平民，成立全国统一国民革命军”。1926年4月，瞿秋白专门撰写了《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一文，认为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方式，已经从过去的示威、抵制、罢工等，转变到了“武装直接决战的准备时期”，即以革命战争为主要方式的时期。因此，“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准备革命战争已成为“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开始指示中共应当重视军事问题。1925年8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发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要求“中央委员会和大的地方委员会应当组建以这些委员会执行机构中最有威望的成员为首的专门军事部”，并且“近期应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组建国民党军队和人民军（指冯玉祥的军队——引者注）的部队上”。同时要求中共“争取使共产党（中央、地区、省和地方的）的军事部的领导人成为相应的国民党军事部的领导人”，“小心谨慎地但又坚定不移地争取使（军队）实际领导权一定掌握在我们党手里”。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指出：“应当继续扩大工人自卫军的组织，不但在铁路上矿山里，而且在稍大些的工厂里也要进行这种工作，要组织青年工人的武装十人队、百人队等，因此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军事委员会改为军事部，并于1926年2月正式成立。1926年7月，中共中央通过《军事运动议决案》，强调“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并且作出了“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 的重要论断。

在思想认识上开始重视武装斗争的同时，中共也开始军事工作的实践，如在组织工人罢工时建立工人武装纠察队，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把军事训练纳入教学内容，将一批党团员派往黄埔军校工作或学习，派遣干部到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并且在个别部队（如叶挺独立团）中建立党的组织，直接掌握一部分武装力量。正因为在大革命时期一些党的干部开始了武装斗争的初步实践，掌握了一部分军队，这就为后来走上武装夺取政权之路，准备了一部分基干力量，培养和储备了最初的人才。

对于中共早期的军事工作，毛泽东后来有过一段客观的评价：“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朱德后来也说：“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党的军委当时也曾选派干部到黄埔军校学习，好些人后来成了红军的骨干。”

同时要看到，在大革命时期，虽然中共对武装斗争有了一定的重视，并且也有相当数量的党员从事军事工作，但总的来说，对军事工作还没有放到应有的重要地位，重要干部从事武装斗争还不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力量还比较弱小。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伐之时，直属国民政府称之为国民革命军的部队，已经达到8个军约10万人，而中共能够掌握的部队只有隶属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1927年春，北伐军占领了南京、上海。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归属国民革命军的队伍迅速增加，达到25万人左右，而中共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仍只有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成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以及由独立团抽出一部分骨干组成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团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此外还有朱德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一部，以及叶剑英兼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等零星队伍。以贺龙为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虽然不是中共直接领导的武装，贺龙当时也还不是党员，但他积极向共产党靠拢，在大革命失败的关键时刻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亦可视为是中共能够掌握的武装力量。因此，与国民党控制的军队相比，中共掌握的军队数量过少，可以说不成比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在此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广东等地，也发生了以“清党”为名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事件。在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了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随后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20余名革命者杀害。在这些地方，由于中共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面对反革命的大屠杀无法以武力相反抗，陷于被动的处境。

二、亡羊而未补牢的遗憾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两湖和江西等地还维持着国共合作的局面。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这是在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五大虽然承认过去“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现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但是，对于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大会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比如，大会虽然提出要开展土地革命，并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七项策略，但同时又强调解决土地问题须首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也就是取得汪精卫等人的同意，这又使这个问题成为一句不能实现的空话。五大还认为，中国革命到了“必须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的阶段 ，中国革命将要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政权之下，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它将蒋介石集团的叛变看成是整个资产阶级都已叛变，又将汪精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武汉政权视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这导致一方面对资产阶级采取过左行动，另一方面对汪精卫集团动摇、叛变估计不足，对其实行右的政策，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境地。

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中也提到了改组军队的问题，提出要加强军队工作，但他不是主张由中共直接掌握军队，即“不是把大多数左派和共产党员派到军队里去，让他们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而是改变军队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如果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军队就会实现革命化，军官也不会从地主阶级中选择。”他的这个主张为大会所接受，大会通过的《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现在的军队，多半是游民无产阶级的分子，很难使他革命化，所以我们要使军队革命化，和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有多数的工人去当兵。因此到军队中去、拿枪去的口号，应该很广大的在工人群众中去宣传，打破一般不愿意当兵的观念！”

这个想法难免有些想当然。军队的性质并不是士兵的来源所决定，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不见得是农民武装，军队的士兵大多来自工人也未必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关键是看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中，军队为谁服务。中国历史上的军队，其士兵历来基本上来自农民，能够说这些军队都是农民武装么？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原本是一支具有革命性的军队，但随着蒋介石背叛革命，这支军队的性质就变成了国民党新军阀的武装，成为屠杀工农的工具，变成一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军队，而这支军队的构成成分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其士兵甚至许多中下级军官亦是农民出身。即便动员大批工人参加军队，也未必能改变军队的性质，更何况中国的工人本来就人数不多，即使把全国的产业工人都组织动员参加军队也没有多少人。因此，把军队革命化的希望，寄托在动员大量工人参军这个不切实际的办法上，而不是想办法让共产党去直接领导、掌握军队，并动员大批的工人、农民参加这个军队，这样去建立革命军队只能是遥遥无期。

中共五大之后，革命形势愈来愈严重恶化。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通电攻击武汉政府，随后率部向武汉进攻，被武昌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击退。夏斗寅叛变后，中共中央仍未意识到要以武力应付突发事变。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调动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机关发动突然进攻，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陷入一片白色恐怖，时称“马日事变”。其实，发动马日事变的反动军官许克祥不过拥有一个团的兵力，如果长沙城内有一支中共自己领导的正规军队，结果就会截然不同。

马日事变时，汪精卫等人还以国民党左派的面貌欺骗人，一面声称要查办许克祥，一面下令查办“过火”的农民运动。本来，陈独秀和中共中央主张像对待夏斗寅叛变一样，以武力解决许克祥部，但得知汪精卫的态度后，又转而认为应由武汉政府政治解决，而且指责事变的发生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造成的，还决定派人去湖南纠正农运中的“过火”行为。当时，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一度决定调长沙附近的10万农军向长沙进军，但由于中共中央寄希望于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害怕此举会破坏国共合作，于是中途改变计划，下令农军撤退。浏阳等地5000余农军由于没有及时接到撤退命令，单独向长沙进军。由于这些农军虽然号称“军”，其实是临时组成的农民游行队伍罢了，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也没有正式的武器，顶多是有些大刀、长矛等冷兵器，结果被许克祥的正规军打败。于是，湖南各地反动军队和土豪劣绅纷纷解除工农武装，解散农民协会和工会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本来一片革命气象的湖南顿时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夏斗寅叛变后，蔡和森等人建议扩大中共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中央要求发给枪支和月费，汪精卫也曾口头答应发枪2000支。当时中共湖北省委还计划扩大工农武装及省防军。但陈独秀认为，切不可使工人力量和国民政府造成对立，因而拒绝武装工人的提议，也拒绝接受武器。这时，革命形势已经十分危险，而陈独秀等中共中央负责人仍拿不出任何应对紧急事变的办法，不注重发展自己的力量，却十分看重唐生智、冯玉祥的武力，把满心希望寄托在武汉北伐军同冯玉祥部的会师上。“当时，武汉的环境是困难的，在敌人封锁、内部动摇的情况下，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

武汉北伐军经过苦战，终于击溃了奉系军阀在河南的主力，使冯玉祥的国民军得以占领郑州，两军会师开封。6月10日至12日，武汉政府头面人物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在郑州同冯玉祥举行会议，汪精卫等人决定全力对付共产党实行分共，将河南和西北的军政大权全部交给冯玉祥，北伐军班师回汉。此时，冯玉祥因取得了河南与西北的地盘也开始右转，只过了几天，他便亲到徐州与蒋介石举行会议，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并将所部国民军中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押送出境。对于这个情况，周恩来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党的政策，不是面向自己的力量，而是面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唐生智的军队，冯玉祥的军队。”“结果，冯玉祥在徐州和蒋介石会面，来了一个大反动，把所有的武汉的人都出卖了，于是武汉全面落空了。”

陈独秀等人眼看汪精卫将与共产党决裂，不去做应对准备，却千方百计地去讨好汪精卫集团，不但取消了湖南武装起义的计划，而且下令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甚至连童子军的木棒也收缴了，以为这样可以避免汪精卫、唐生智与中共分裂。后来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就此指出：“中央不但没有设法武装工人，他反而一遇见资产阶级方面的小不满意，立刻便自动的解除武装，解散汉口工人纠察队。为保存与小资产阶级联盟起见，中央便下命令解散劳动童子团。”

中国革命的严重形势，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5月31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紧急指示，即有名的“五月指示”，其中明确指出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可是，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都没有这样做。6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未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将汪精卫约至其寓所，然后出示共产国际的上述密电给汪看。罗易是书生革命家，善于坐而论道而没有太多的实际斗争经验，没有看清汪精卫的本质，以为汪精卫是真正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右翼。他这样做，无非是对汪精卫表示以诚相待，让汪精卫接受这个电报，同他一起搞土地革命。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正好为汪精卫集团分共提供了口实。6月15日，陈独秀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意见复电莫斯科说：“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但这些措施“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

共产国际的指示确实来得晚了一点，执行起来有相当的困难，但如果陈独秀能够在这种危急的局面中振作起来，想办法赶紧采取挽救措施，即便不能达到组建共产国际提出的2万党员加5万工农的军队，起码不至于在一个月后汪精卫突然“分共”时那样措手不及。可惜，陈独秀仍然停留在汪精卫等人不转向右倾的幻想上。殊不知，汪精卫等人与蒋介石在反共问题上没有本质区别，他们之间虽然争权夺利、矛盾深重，但骨子里都害怕革命向纵深发展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因为此时的蒋、汪已经由资产阶级的右翼，演变成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随着身份的变化，他们无须伪装成革命者，而是毫无顾忌地以反革命的真面目出现。于是，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

三、角色定位决定中共对武装斗争的态度

与建党之初对军事工作的轻视相比，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开展军事工作仍然是从配合国民革命的角度出发，工作的重心放在宣传鼓动和动员民众工作上，主要的精力用在开展工人、农民运动，即便派去军队工作的党员也大多从事政治工作，实际上主要是开展兵士运动。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中共自己在国民革命中的角色定位有很大的关系。

1922年中共二大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即统一战线问题，1923年中共三大又确立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应该说，这些决定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俄国革命是先有1905年的革命和1917年的二月革命，然后才有十月革命。前者属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性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的是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建立的是资产阶级掌握的政权；后者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的是无产阶级掌握的政权。当时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属于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即共产党应当与资产阶级即国民党合作，先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国民党掌握的政权，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共产党组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自己掌握的政权。因此，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主要是为资产阶级帮忙、打工、抬轿子的，故而无须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当然也无须建立自己领导的军队，掌握领导权和军队都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事情。

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共产党人是老老实实给国民党帮忙，认认真真为其打工，如帮助国民党建立各级党部，派遣党员和自己所联系的优秀青年到黄埔军校工作与学习，在北伐军中开展政治工作，组织动员工人、农民支援北伐军等，但就是不去争夺领导权，也没有争取更多的军队掌握在自己手中。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此批评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既然没有要当主人的考虑，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在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之外，再拥有一支自己领导的军队，而是把工人、农民组织到国民党军队，提高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先配合国民党打倒北洋军阀。等这一步革命成功后，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成熟时，再依靠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力量，来一个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全国总暴动，以实现第二步革命的目标。

事实上，当时指导中共的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时期，一面指示中共注意军事问题，要求中共建立军事领导机关，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又将国民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要求中共从事军事工作应当在国民党的名义下进行。前文提到的1925年8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发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中，就明确提出：“共产党的所有军事人员在形式上一般都应按国民党的组织系统调动 （在个别情况下隐瞒自己的共产党身份） 。共产党军事部的工作同国民党有关部门的协调应当通过国民党军事部机关党的工作人员来实现。”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即便是从事军事工作，也只能是在国民党的名义下进行，是国民党军事工作的一部分，不必建立直接隶属于中共的武装。实际上，共产国际与苏联对国民党发展军队、加强武装曾给予大量的援助，而对中共开展军事工作几乎没有提供具体的帮助。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给国民党的经济援助多达1400万卢布，而对中共的援助总共才26万卢布。此外，还给了国民党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大量的枪械，却没有直接给共产党一枪一弹。

据陈独秀后来回忆，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中共方面曾“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中共中央特地派彭述之为代表到广州和共产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地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中共方面又要求共产国际把提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中，匀出5000支用来武装广东农民，共产国际的代表竟然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 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甚至把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归咎于中共方面“有些热衷于军事工作”，提出“要把党从事军事工作的一定力量转移到其他工作领域，首先转移到党内教育工作中去。”共产国际对待中共军事工作和武装斗争的这种态度，必然给中共的军事工作带来直接的影响。

中共早期对于武装斗争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有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中国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而北洋军阀本身是由不同的军阀集团组成的，内部分为直系、皖系、奉系等，但北洋军阀控制的地盘主要在北方，南方的一些省份则由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所掌控。不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南方军阀，为了争夺地盘相互之间有很深的矛盾，军阀混战是当时的常态。正是因为军阀混战使得一些地方在军阀之间反复易手，他们占据地盘看重的是对地方财力物力的搜刮与勒索，目的是养活更多的军队。这样一来，军阀们对地方的控制力相对较弱，社会统治力相对不强。加之当时中共建立不久，人数不多，社会影响也相对有限。因此，除了二七大罢工遭到北洋军阀的残酷镇压外，相对来说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受反动派打压不如后来国民党统治时期那么恐怖，因而对于掌握武装的重要性还没有切肤之痛。

当时由于实行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大都具有双重身份，既为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而且更多的时候是用国民党员的身份开展活动。由于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组织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因而国民党在各地活动特别是南方地区，尤其是受大革命风暴影响较大的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基本上是半合法甚至是合法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也使中共对革命斗争的残酷性缺少深切的感受，对武装斗争和军事工作的必要性尚未有深刻的认识，反而对组织开展群众运动有着很高的热情，认为只要把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当条件成熟时，共产党一声令下，来一个全国性的总罢工或总示威，反动派就会垮台，就可实现革命的目的。后来是经过了大革命的失败，国民党新军阀依靠其掌握的武装对革命进行残酷的镇压，共产党人才真切地认识到没有革命武装的严重后果，才下定决心开展武装斗争，以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大革命时期，一方面，中共开始注意武装斗争，特别是党内一些干部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军事实践，这就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做了一定的准备。正因为如此，大革命失败后能够立即组织开展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例如，依靠叶挺独立团发展起来的部队和贺龙、朱德掌握的武装，发动了南昌起义；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为骨干，发动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亦是广州起义的骨干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对军事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还处于朦朦胧胧的阶段，所开展的军事工作也主要是对国民党军事工作的配合，从事军事工作的人员不多，掌握的军队数量有限，没有建立一支具有相当力量、能够同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反动军队相抗衡的革命武装，这是蒋介石和汪精卫敢于发动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顿时陷于失败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