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联文学与中国的对话(李辉 蓝英年)

需要走进真实的历史

李辉(以下简称“李”)：我对你的作品最感兴趣的是在《读书》上的《寻墓者说》。有人写文章把我们两个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题目叫《从李辉到蓝英年》，这使我感到很荣幸。你这些年发表的文章，让人们看到了不少苏联时代的真实情况。你从历史档案中寻找问题，谈论的话题启人深思，帮助人们走进真实的历史。读你的文章，我觉得在很多方面能产生共鸣。

谈到二十世纪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恐怕最为重要的是苏联。我想在一系列关于二十世纪的反思专题中，不能没有关于苏俄文学、文化、政治对二十世纪中国影响这一方面的内容，题目不妨就叫“一面镜子”或者说“一个参照系”。我想请你围绕这个内容谈一谈。首先我想了解你发现这些历史档案的过程，你为什么会对那些材料产生兴趣?

蓝英年(以下简称“蓝”)：我到苏联去讲学是1989年9月，正是苏联大解体的时代，我的兴趣全在政治上，订了七八份报纸，每天都在看报纸，了解了很多情况，经常给我的学生和教研室的同事讲。后来我看到很多报纸对萧洛霍夫的抨击，说他是斯大林的帮凶，说他对农业集体化大唱赞歌，苏联造成今天的局面也有他一份责任。我感觉到萧洛霍夫不是这样的人，因此就把兴趣转向了萧。当时报纸和杂志很多，我上午上完两节课，还要给教师上辅导课，中午喝瓶啤酒吃点面包就直奔图书馆。我先在馆里看，然后把有用的书刊借回去，晚上不看电视，把它看完。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就复印下来，积少成多。

有的材料是在特定情况下弓I起我的兴趣。俄国人在饭后都有唱歌的习惯，有一次大家唱歌，唱的都是根据伊萨科夫斯基歌词谱写的歌曲，如《卡秋莎》等，唱了十几首，我回去记下来一看，竟没有一首歌曲是歌颂农庄的。大家都说他也是歌颂集体农庄的诗人，可是“卡秋莎走在峻峭的岸上”，她是从哪里出来的，从家里还是集体农庄?谁也不知道。他歌颂的是俄罗斯的大自然，歌颂的是大地和人们之间美满的爱情，这也不是对农庄唱赞歌啊!后来，我翻他的《全集》，只有一首诗算是写集体农庄的，叫《生活地理学》，但是反映的农庄现实是穷困、落后的。他的《全集》对我触动很大，都说他是歌颂集体农庄的诗人，其实他连共青团员和农庄这样的字眼都很少用。我觉得好多问题我们理解错了，我需要了解真相，因此就开始了这方面的资料收集工作。

李：你说的理解错误，是读者理解的错误，还是翻译介绍过来时就是误导，或者说是作品本身就存在的？

蓝：两者都有。《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国和苏联都说它是歌颂集体农庄的小说，可是它的正面人物写得非常令人讨厌，反面人物倒挺真实。这部小说，写的是几个教条主义狂热分子领导一群“二流子”清算种田能手。限于过去的条件，对一些作品，我们理解错了，今天需要重新认识它。我就是从这里人手来探讨这些问题的。 。 李：后来你是怎么看到那些克格勃解密档案的?

蓝：我后来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些资料，有好多东西我们过去根本不知道，一看就吓一跳。比如当时《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也是个著名诗人。依我看，苏联诗人中，前有马雅可夫斯基，后有特瓦尔多夫斯基。他还是苏联作协的书记，可是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克格勃盯着。他去新西伯利亚市同读者见面，被克格勃主席作为重要情况报告给勃列日涅夫。我看后感到非常惊讶。当然，这些档案后来都公布在刊物上。再比如法捷耶夫，我早就看过他的遗书，但我还想找到他写的亲笔信，最后终于在《苏共中央通报》上找到了影印件。与《红星报》上发表的相比，《红星报》有两处删改，把他对现实完全灰心的话删去了。档案馆我是没有资格去的，但发表出来的材料已经不少了，杂志太多了。在里面查材料像大海捞针，有时根据一个注就能找出有用的材料来，但也有一无所获的时候。写这种文章，孤证不行。几个观点不同的作家从不同角度使用同一材料，这样的材料才可信可用。

李：后来你第二次去那里又呆了多久?

蓝：呆了半年，1994年9月至1995年1月，我整天都泡在图书馆里。海参崴有两个图书馆，一个是高尔基图书馆，是国立的，一个是法捷耶夫图书馆，是州立的。查资料跟翻译不一样，非常苦，你得学会披沙拣金。

李：我对你的经历有兴趣。你觉得个人的经历对于你重新认识苏联文学的真实面貌是不是有影响?

蓝：我以前一直在大学里教语言和文学选读。在1952—1953年，我看《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样的书，很受感动。1957年反右以后，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因为同右派划不清界线，被开除团籍，差点划为右派。1959年又批判我右倾。我可以说没有一次运动不挨整。文革开始，我的问题更严重了。1958年姚文元批判巴金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反对姚文元，还说过“要实事求是，不要打棍子”的话，寄给当时上海的《文艺月报》。文章没有发表，但是排出了清样，文革的时候，清样被寄给了工作组。这回的罪名大了，反对姚文元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嘛，挂了个牛鬼蛇神的牌子。我还进过牛棚，当牛鬼蛇神队长。

李：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你写一系列文章，追溯历史真相，本身是在经历一个自己思想变化的过程。你的研究中是不是有自己生活的影子和感受在其中?

蓝：当然，要不然有些东西想不到。比如反右，我虽没被划为右派分子，但要好的朋友都是，包括女朋友。我也随时会被打入另册，整天提心吊胆。但更难受的是逼你揭发你的朋友们，而你明明知道他们是真心帮党整风的。八十年代初，我碰见一个当过右派的朋友，问他当年为什么不揭发我，他说自己倒了霉，何必牵累别人。但也有“火线入党”的积极分子。人跟人不同啊。

一个世纪的漫长接触和影响

李：二十世纪对中国有影响的外国文学思潮很多，像法国文学、英国文学、日本文学等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苏俄文学，而且它跟中国革命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变化关系最密切。对这样的文学和历史进行梳理，把它的本来面目呈现在人们眼前，对我们重新认识苏俄文学，认识斯大林跟知识分子的关系，认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点，会有很多帮助。你觉得我们过去介绍和接受苏俄文学的过程，是否存在着一定偏差呢?

蓝：过去我们接触的苏俄文学基本上都是主流文学，即官方肯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在鲁迅那个时代多少还能接触一些潜流文学，即作品受到批判、作者被镇压的作品。苏联二十年代非主流作家的作品还可以发表，到1934年作家协会成立后，这些人的作品就根本不能发表了。我们后来接触的作品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我不认为都是坏的，但它们首先是要宣传革命路线，特别强调对人的改造。像《毁灭》中的领导人莱奋生，就是想把他那些战士改造成为布尔什维克。在二十年代就提出了人的改造问题。当然，作品写到战斗中人的勇敢，都写得很好。我觉得，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彻底否定。这部书教育了很多人，它好的地方对我们还是有鼓舞的，但基本观点仍是图解斯大林的政治路线。

李：对于这个问题前一段报刊上有许多争论。有人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产生的背景首先是政治需要，是扼杀人性的，个人的东西都没有了，要大家成为机器，和我们后来号召的学雷锋活动有相似之处，都要我们去掉个人的东西，无条件地服从理想、服从领袖的政治目的。苏联解体后，再回过头来看，就更能看出这种文学的负面影响了。

蓝：但不能否定其正面影响。当时许多人都真诚地向保尔学习过，把一切献给祖国，甚至不怕牺牲，志愿去支援边疆建设。

李：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尴尬，当时人们用很大的热情投入到建设中去，但同时又做了许多错误的事情。不知现在应该怎么看？

蓝：说受骗也可以，但当时是真心的。保尔实际上坚决支持斯大林的路线，反对所谓的“反对派”。他本人就是契卡、克格勃。保尔这个形象与奥斯特洛夫斯基第一稿是有区别的，原稿中保尔为乌克兰人民利益而奋战。当时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马赫诺和班杰拉打德国人很勇敢，打布尔什维克也不含糊，他们维护的是乌克兰人民的利益，现在都成了民族英雄。原稿中保尔是支持他们的。

李：国内新出了个全译本恢复这些了吗？

蓝：不可能恢复，现在恢复的只是后来被编辑删掉的部分。原稿是他自己彻底改过的。当时法捷耶夫说，不行啊，你得重新写，并指出了几点需要修改，但他的思想感情还是流露出来了，编辑部又做了加工，恢复的当然不可能是原稿了。

李：怎么知道修改过了，原稿保存下来了吗?

蓝：那就要看法捷耶夫的信了。他在信里说，尼古拉，这样写不行，有几个问题需要改，不要搞民族主义。法捷耶夫的话他不敢不听。怎么改不知道，但肯定是改了。我不知道原稿是否保存下来。

李：苏俄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在19世纪末就开始形成了，它是随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而产生影响，并且不断深入的。在研究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时，我读到“五四”前后的一些期刊，看到当时俄国文学中反映民意党、民粹派的作品，随着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的传播而引起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的关注和倾心。这种影响在五四之前就形成了。

蓝：它们对我们这一代影响不大，但是可以看作影响中国的开端，像索菲亚·佩罗夫斯卡娅、妃格念尔等女性英雄，对中国影响很大。

当时民意党和社会革命党都主张暗杀，后来暗杀起不了作用，但在中国影响大，连梁启超、廖仲恺都介绍过索菲亚。梁启超亲自撰写的《论俄罗斯虚无党》，提到“女豪杰苏菲亚”炸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廖仲恺写过《苏菲亚传》，他感叹道：“女员之多，虚无党之特色也，岂此极灵秀之气，果独钟于女子乎?”虚无党指民意党，苏菲亚即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

李：俄国文学中那种激进的内容，影响了孙中山时代的革命和无政府主义运动。激进主义的影响一开始就很大。

蓝：后来就不大了。五四以后影响渐渐消失。远不如鲁迅介绍的果戈理《死魂灵》和屠格涅夫等人作品的影响大。

李：但文学的影响延续下来了。现在我们怎样看待鲁迅介绍苏俄文学的功绩?他有没有局限性呢?

蓝：鲁迅的局限性毋庸讳言。首先他对苏联的认识并不那么清楚，都是听别人说的，没有亲自去了解，不像纪德和罗曼·罗兰那样。对苏联的体制的了解，他甚至远不如陈独秀。他译的那些书对反专制反帝国主义是有意义的，但是他翻译和推出的一些作品，并不都是很好的。比如有一本书叫《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在文学史上就是根本没有地位的。他还让曹靖华介绍了几部艺术性并不很高的书。

鲁迅对于介绍俄国作家的作品贡献更大。如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还翻译了果戈理的《死魂灵》和《鼻子》。另外他还介绍了二十年代不少同路人作家的作品，如扎米亚京的《洞穴》、皮里尼亚克的《苦莲》、费定的《果园》等。这些后来都成为禁书。他也说过“最优秀的作品，是描写贫农们为建设农村的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勃鲁斯基》”。《勃鲁斯基》即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怎么也不能说这是“最优秀的作品”。这是个大题目，三言两语说不清、但可以肯定鲁迅介绍苏俄文学有很大的局限性。

李：后来对苏联文学的介绍就很多了，你如何看待?从对人们的政治生活、日常生活的影响来说，五十年代苏联文学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读这个时期的报纸也好，作家的作品也好，随时可以感受到这种涉及各个方面的影响。

蓝：解放以后，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比如《古丽雅的道路》、《勇敢》等在五十年代都产生过很大影响。有一位党的干部就曾对我说：“我要看《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本书，主要是学习怎么做群众工作。”对于这些作品，我现在了解多了，看法就不同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讲的是铺设输油管道，原计划三年完成，后来换了个管理局长，一年就要完成。有人说人要休息，不然就无法保持健康，不可能一年完成，他说一定要完成，后来果然完成了。当年我读这本书，我觉得这个局长说话蛮横，完全是用命令的口吻。现在看了材料才知道，铺设管道的人其实全是劳改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一个劳改犯，因言论被判了10年。后来这部书得了1948年的斯大林奖，他也当了作协的书记，但这之后他出过一本小说《车厢》，写的还是劳改犯，而那个局长在实际生活中是克格勃的头子。三年完成的工程非要一年完成，要累死多少人啊!在人所不能承受的环境中就那么干，看似表现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实际上是不把人当人看。最初我们读这本书时觉得工人们、工程师们伟大、崇高，可是知道了这个背景后，就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李：是不是可以说劳改营文学早就用这种形式出来了?

蓝：那时是不能叫劳改营文学的。我们看到的作品中，描写白海运河和莫斯科地铁的，其实全是写劳改犯的。我到过苏联北方第一大港纳霍德卡，感觉这里的人与别处不一样，文化素质都很差。后来才了解海港原来是劳改犯修建的，劳改犯分批释放，看守们留了下来，他们在这里繁殖的后代，当然缺乏文化教养。劳改犯中富农很多，因为他们都是种田能手，种的地多，就是富农，然后打成劳改犯，无偿地去劳动，连莫斯科地铁的设计师都是劳改犯。反革命分子白天黑夜都得干活，干不了就枪毙。所以修建那么多东西，它是没有成本的。

李：成本就是人的生命。由此看来，鲁迅，包括后来的茅盾等人，他们看到的苏联文学不少是粉饰大平的，当时苏联的真实情况都没有反映出来。我前些日子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好像能唱许多苏联歌曲，其中有一首号称第二国歌的《祖国进行曲》，歌词大意是：“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我们有无数的森林、田野和河流，我们亲切的称呼是同志。”过去不知道这首歌的背景，现在知道了有一种受骗的感觉。现在看来，官方承认的作品大多数是虚假的。一种虚假的东西能够影响这么多读者，我认为这其中存在着很大的历史悲剧性。

蓝：现在俄国的电影，一出现劳改营的场面，就放这支曲子。这些作品宣扬的英雄主义也是不简单的。像《勇敢》写于1934—37年，正好是大清洗时期，写的是伯力往北、阿穆尔河上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忘我劳动建设共青城的情景。当时对我们这代年轻人参加劳动鼓舞很大。但这里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背景：斯大林担心这个地方以后会落到别国手里，就把当地大量的中国人和朝鲜人都迁走，把大批俄国人迁进来。他以建城的名义，从苏联各地调来积极分子，完成这项光荣使命，号召俄罗斯人到这里来。《勇敢》讲的就是这件事。其实列宁同样有过这种担心，他也鼓励俄罗斯人开发远东。

李：当苏联解体后，回过头来再看这些东西，苏联不但继承了沙皇大国沙文主义的传统，而且还套上了革命的外衣。苏中关系也始终是围绕着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包括旅大问题，明显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历史太复杂了，把这些都搅和在一起了。现在回头看，了解了斯大林时代一些作品产生的真实背景，觉得他们的文学创作对中国的影响是悲剧性的，有很荒唐的东西在里面。

蓝：它们都包着革命的外衣。

李：这令我想起了1948年萧军在东北对苏联人的批评。

蓝：萧军反映的东西都很浅，被刘芝明批判的《来而不往非“礼”也》讲的不过是白俄赶中国孩子，中国孩子往俄国住宅里扔石头。他矛头针对的是白俄，实际上白俄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主要是雅尔塔会议，罗斯福希望减少美国损失，要求苏联出兵东北，结果苏联占领东北，把机器都搬走了，而且占着不走，军队纪律很坏。最后还是蒋介石通过杜鲁门施加压力，他们才把东北交给国民党。

高尔基与斯大林

李：现在对于高尔基的评价比较高，特别是《不合时宜的思想》在中国出版，改变了人们过去对高尔基的一些批评态度。高尔基与列宁、斯大林的关系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意义?在历史比较方面，或者你认为有哪些可以谈的内容?

蓝：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特别看重知识分子，认为俄罗斯的前景在知识分子身上，千方百计地保护知识分子。二月革命成功以后，他就认为现在应该发展经济、科学、文化，他反对过十月革命。当时，列宁所骂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的《声明》，就是在高尔基办的《新生活报》上登的，而且高本人还在那一版上写了一篇《无法沉默》的政论，反对暴力革命。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指名道姓骂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列宁在内。有人要抓高尔基，列宁不允许，有肚量，不能不令人敬佩。如果在中国，恐怕会抓起来。

李：高尔基对俄国知识分子的重视，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从十二月党人到赫尔岑都是强调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引导作用。知识分子后来在斯大林时代成了可悲的附庸、点缀，或者是刀下鬼。

蓝：是的。高尔基更多的是受柯罗连柯的影响。柯在十月革命之后，1920年给卢那察尔斯基写过六封信，猛烈抨击布尔什维克的暴力行为，骂他们不经审判随意处决，骂他们不顾人民死活搞军事共产主义，骂他们不给人民自由，政权靠军事力量维持，说“你们在做第一个用压制自由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的实验”。1990年我在波尔塔瓦参观柯罗连柯故居时，一位作家指着一张大桌子对我说：“信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写的。”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信，后来才在1988年第10期的《新世界》杂志上读到这些68年后才发表的信。高尔基受他影响，也非常激烈，他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翻脸主要是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他出国根本不是治病，而是跟列宁吵翻了，是被逼走的。他一出国，国内就开始审判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是一起反对沙皇的，一起参加工兵苏维埃，现在把战友给审了，很多人判刑了。高尔基非常恼火，就让法郎士在法国发表公开信，谴责布尔什维克政府，列宁看后气坏了。但高后来还是回国了。他是1921年走的，1928年第一次回国，住了5个月，1929年、1931年、1932年都回去过，1933年才正式回国定居。他回国的目的是想软化斯大林的政策，尽量保护知识分子。有时斯大林也给他点面子，没有他，作家扎米亚京出不了国。但后来他同斯大林也闹翻了，罗曼·罗兰说“老熊被封住了嘴”。何止被封住了嘴，还被关进笼子里。1934年苏联成立作家协会，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家只有赞美社会主义和歌颂斯大林的份儿。不想这样做的作家，只能“写了往抽屉里放”。拍马屁也要会拍，别拍在马腿上。穆拉杰利写的歌剧《伟大的友谊》就是例子，竟歌颂起斯大林和奥尔仲尼启则的友谊来。他哪里知道后者是斯大林逼死的(或干掉的)，结果遭到日丹诺夫一顿责骂。顺便说一句，穆拉杰利谱的歌曲，五十年代初曾唱遍全中国，连我都会唱——那首《莫斯科一北京》便是他谱的曲。你猜第一个向斯大林唱赞歌的是谁?是帕斯捷尔纳克。猜不到吧?当然他同大部分唱赞歌的人一样并非出于真心，只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

李：从1924年到1933年，这十年时间苏联经历了从列宁到斯大林时代的过渡，什么原因促使高尔基改变主意，决定回去呢?

蓝：高尔基回国有好多原因，给他看病的一个医生所写的回忆录说得比较真实。高尔基说：布尔什维克独裁得太厉害了，应该给他们带进一点民主，所以，我要回去，不然，不知道他们还会做出什么蠢事来。他要给布尔什维克带进民主，这其实是过高估价了自己的力量。另外，斯大林需要他，斯大林搞农业集体化是为了榨取农民的钱来搞工业化，把粮食卖到西方，再用外汇买机器。斯大林当初搞集体农庄，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就有人反对，如布哈林。斯大林知道高尔基对农民的看法一直不好。高尔基认为农民是非常愚昧的，需要强制，知识53子是俄国的精华，因此，斯大林觉得高尔基会支持他，就让各行各业的人给高尔基写信，欢迎他回国，恰好高尔基也想回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李：对于斯大林的重视，高尔基是不是也心存感激?

蓝：有也不会多，他跟斯大林的关系一般。因为斯大林过去仅仅是一个人民民族委员，根本不是3-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冷不热。高尔基回国后，斯大林为了取得他的支持，在许多问题上对他还是尊重的。比如在文学问题上，两个人意见不同，斯大林就让步了。高尔基有时说了些过分的话，斯大林也不计较。高尔基为了满足斯大林的需要，也写了一本很恶劣的书：《索洛韦茨劳改营》，说劳改营管理得非常好。因为当时劳改营中跑出去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地狱岛》，在欧洲出版，产生很大影响。高尔基要澄清这个问题，消除影响，就去参观索洛韦茨劳改营。那天，犯人们都换上干净衣服，但以他的敏锐的观察力不会看不出问题来，因为所有犯人看报纸都故意倒拿着，暗示高尔基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假的。高尔基把一个人的报纸正过来，但什么也没说。这本书是他的一个污点。另一个污点就更大了，他写了篇《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这话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当时他在国外，几个作家跟斯大林发生过冲突，为了缓和关系，投合一下斯大林的心意，他便写了这篇文章。斯大林看后大喜过望，让《消息报》和《真理报》同时刊载。后来一审讯哪个人，就说：“伟大作家高尔基说，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但是，高尔基后来还是跟斯大林进行过较量。他希望带来民主，影响斯大林，希望他对知识分子好一点，可是斯大林根本不听他的。为了加米涅夫的事，他们两个彻底闹翻了。本来加米涅夫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宁的亲密战友，可是后来竟被斯大林搞得什么都不是了。高尔基向斯大林求情，让加米涅夫搞文学工作，因为他过去有底子。斯大林给了面子，让他当了世界文学所的所长兼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没想到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后，加米涅夫被捕了，说加和季诺维也夫是谋杀凶手。高尔基知道后非常震惊，便给斯大林打电话说，加米涅夫这件事是不是有误会啊?斯大林以从来没有过的冰冷口吻说，高尔基先生，不是您教导我们，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吗y这个问题请你不要过问，而且斯大林同志一个人什么也决定不了，还需要审讯。从此两人的关系就疏远了。他们的疏远就是从1934年基洛夫遇刺开始的。这时候，斯大林要做枪毙加米涅夫等人的准备，从批评科学出版社的书开始，其中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讲革命者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小说出版后很轰动。高尔基和加米涅夫拟定的出版计划中有这本书。《真理报》发表评论，质问为什么要出版《群魔》，高尔基不识时务，公然写文章辩解，说要了解敌人，就得读《群魔》，并且挺身而出，说出版这本书是他的意思。实际上这是在为加米涅夫开脱。但高尔基年龄大了，在引文中出现错误，第二天，《真理报》登了一篇《求正于高尔基》，把引错的地方都指出来，并且充满了挖苦之辞。高尔基又写了一篇答辩文章，但是《真理报》没登。《真理报》的总编辑是梅赫列斯，是个很坏的犹太人，但高尔基的文章，他是不敢不登的，不登一定是斯大林授意的。这是斯大林向高尔基发出的一个信号，高尔基还浑然不觉，仍旧写文章为加米涅夫辩护。这时，又冒出了个潘菲洛夫，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质问高尔基》，因为高尔基在一年前写文章批评他的作品写得很糟，不值得青年作家学习。当时他感谢高尔基的教导，现在又骂高尔基，说高尔基批评错了。高尔基又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又未发表，这是斯大林给他的又一个信号。由此可见，高尔基跟斯大林还是斗了一番。他们是有较量的，高尔基敢直言，这些，中国的作家是比不了的。

高尔基也是很复杂的，他有缺陷，但还是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蓝：当然，高尔基有特殊身份，布尔什维克买武器的许多钱都是他筹集的，他又是列宁的朋友，在欧洲知识分子中威望很高。

李：三十年代，也是高尔基在中国威望最高的时候。有人把鲁迅跟高尔基比较，说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那只是从影响上讲的，其实两个人是不一样的。

蓝：是不一样。鲁迅对民族性的探讨非常深，高尔基只看中知识分子，对俄国农民则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愚昧，不开化，而农民在俄国占大多数。他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后竭尽全力维护知识分子，很了不起。但作为作家，他并未写出可以同19世纪俄国伟大作家媲美的作品。早期的流浪汉作品还是很好的，晚年的一些长篇小说没法看。不信，你找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看看，能否还读得下去，而这是他自己最看重的一本书。鲁迅的作品，人们不仅今天仍然爱读，每读还有启发。高尔基是革命的海燕，为革命而创作，如他的《母亲》，列宁就认为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他的威望随着革命的胜利越来越高。

李：高尔基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斯大林合作，是不是与斯大林把他的地位抬得很高有关系?

蓝：当时没有作协，有的只是拉普等文学团体，中央不容易集中领导。”32年党把所有文艺团体都解散了，准备成立便于领导的各种协会，其中以作协最大。1934年成立作协，除了高尔基，谁也当不了主席，因此斯大林需要高尔基回来。高尔基是来自“底层的作家”，十月革命前已很有名气，加上他对布尔什维克在经济上的支持和与列宁的私交，十月革命后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第一作家。斯大林再抬也抬不到哪儿去了。斯大林要一统文艺界，需要高尔基出山。在一些文艺枝节问题上，斯大林可以向高尔基让步，但要求高尔基帮他巩固自己的权力。在权力上斯大林决不允许高尔基干预。一句话，斯大林需要的只是高尔基这块招牌。后来高尔基为加米涅夫说情，就是干预了政治，斯大林便同他翻脸了。

复杂背景中的历史群像

李：最早读到的你的文章是谈法捷耶夫之死的。他的性格好像比较复杂。过去一般把他看作简单地听从斯大林的“御用文人”，但读了你的文章后发现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他的悲剧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蓝：法捷耶夫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有自尊心，有才华，后来地位变了，对作家同行不太好。他不得不充当斯大林的文学总管，斯大林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爱伦堡曾经有个比喻，说他与斯大林的关系是元帅与士兵的关系。法捷耶夫自己也说，他一生最爱两个人，一个是他妈妈，一个是斯大林，他一生最怕的两个人也是他们。他的《青年近卫军》写青年们自发组织起来打击德寇，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批评。后来他昧着良心修改了，写了党组织如何领导青年们在德占区同德寇战斗，但他自己对人说，这本书成了什么样子啦?法捷耶夫是懂文学的人，却不得不执行违背文学规律的政策。他不相信总书记对作家的指控，但又不能不相信。他内心极为痛苦，只好借酒浇愁，终于离不开酒了。斯大林去世后，他一度振奋过，想改善党对文学的领导，还给赫鲁晓夫等人写过几封信，但他们不理睬他。他在极度绝望的心情下开枪自杀了。

李：他讲《青年近卫军》改得不成样子了，是在文章中，还是在书信里?

蓝：都不是，是在跟人的谈话中。他晚年跟非党作家或同文学毫不沾边的人还说些心里话。

李：这样修改作品与中国作家也有些相像。为了满足领导的喜好和政治需要，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修改作品，像吴晗修改《朱元璋》，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思；茅盾、曹禺、巴金、老舍都不同程度地如此修改过自己的作品。

蓝：但是这里也有区别。法捷耶夫最后还是认清了斯大林的暴君面貌，只是不能不服33．，而中国作家可能只是觉得自己改造得不够。在斯大林统治最严酷的年代，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等作家，仍写出像《大师和玛格丽特》、《切文古尔》等反映现实的作品。当时当然无法出版，后来都出版了，引起轰动。他们写的时候就坚信总有一天能出版。中国仿佛没有作家在“大跃进”年代写出真实反映“大跃进”的作品，准备以后出版。反映中国历次磨难的作品都是后来写的。

李：你对索尔仁尼琴怎么评价?

蓝：索尔仁尼琴确实写过许多好作品，比如《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开创劳改营题材的先河，震撼人心。《癌病房》也很好。《古拉格群岛》不是小说，而是对苏联专制制度各种表现的研究成果，不像文学作品感染力那么大。卫国战争期间，索尔仁尼琴在同朋友的通信中把斯大林跟列宁比，说了不少对斯大林不敬的话，胜利前夕被查出来了，结果被判了10年。经过炼狱后就什么都不怕了。他的成名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关系很大。特瓦尔多夫斯墓本来是要发表《癌病房》的，但当时找不到索尔仁尼琴，他正躲在一个地方写《古拉格群岛》，以致耽误了发表。正在这时，作协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索尔仁尼琴很不冷静，打印了250封信给代表们寄去，对苏联的图书检查制度猛烈抨击，说作协应该是保护作家的组织，而不应是坑害作家的组织。这封信，在西方报刊上登·了出来，苏联作协让他写文章声明西方登的信是对苏联的污蔑。可是索尔仁尼琴说，这封信并没有在苏联发表，我怎么写声明?你先登出来，我再写声明。这样，作协主席费定就火了，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要处置他。同时，索尔仁尼琴的书在国外相继出版。苏联尽管对他猛烈批评，但还是让他出国了。苏联在1967年有过一次真正的文字狱，即因为文字受审判刑的案子，又称为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事件。两位作家用笔名在国外发表作品，作品内容并没有攻击苏联，审判他们就因为他们使用笔名和在国外发表作品。这次审判激怒了许多作家，他们联名发表抗议，要求旁听审判，不能旁听的就坐在法院门口抗议。在苏联，作家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勇气还是第一次。判决后，他们仍向最高法院、最高苏维埃甚至党中央抗议。作家懂得了如何保护自己。经过这次抗争，苏联政府才没对索尔仁尼琴采取激烈措施，于1974年把他一家送出国。

李：最近我看到有篇翻译文章，是另外一个作家批评索尔仁尼琴，说他写了那么多反映劳改营的东西，但在作品中对犹太人的死却表现得很淡漠。

蓝：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中，有许多人是蔑视犹太人的，尽管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犹太人。卫国战争时，为了向美国寻求支援，成立了一个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莫洛托夫的妻子也在委员会里。他们工作得很好，争取到大批援助。胜利后，苏联支持建立以色列国，希望它成为苏联在中东的反美堡垒。谁知道以色列成立后倒向美国，斯大林就把气都撒在这个委员会上，把这些人都关了起来，对其他犹太人也很不好。俄国人对犹太人一向不好，沙俄时期发生过多次屠犹事件。索尔仁尼琴是个大俄罗斯主义者，想必也看不起犹太人，所以对他们的命运不关心。直到今天，我在俄国时还常听到俄国朋友说某某是犹太人。其实俄国的所谓犹太人同俄国人毫无区别，这样说便流露出对犹太人的轻视。李：爱伦堡的作品我读得不多，只是看过他的一部分回忆录。对他，你怎么看?

蓝：爱伦堡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没有怎么捧过斯大林，但是他在国外发表文章宣传苏联的建设成就，影响很大，威信也很高。卫国战争的时候，他写过许多政论，影响极大。但是斯大林看不上他，因为他是犹太人。爱伦堡认识很多人，比如布哈林，还有符拉索夫。符拉索夫曾任20军军长。他跟德国人打仗时，由于斯大林的战略错误，军部被德国人占领。被俘虏后，他在被俘的苏联军人中组织了一支解放军，在德国人统率下打苏联。后来又调过头打德国，并把占领的城市交给苏军。他的功过可以评说，可是后来控个20军的官兵全被关了起来，而其中很多人并未被俘过，是转到苏联其他部队去同德军作战了。爱伦堡写过他，并且写得很客观。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写得好极了写了许许多多同他有过交往的俄国和欧洲的文化名人。我们今天知道的很多东西都是从爱伦堡的回忆录中知道的。他的很多朋友是犹太人，被抓起来打成特务，问是谁招募的，都说是爱伦堡。结果这些人都被杀了，爱伦堡却没有事，斯大林就是不动他，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早该掉脑袋了，没掉是命大。斯大林死前想搞一次排犹运动，逼所有犹太学者、科学家、作家在一封诽谤犹太人的公开信上签名，也逼爱伦堡签名。爱伦堡找出各种理由拒绝签名。他亲自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说明无法签名的理由。写信时他已做了死的准备，但信发出两三天斯大林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