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宇宙观与人生理想境界

一、《易经》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易经》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源头，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最早系统阐述者。《易传》中明确提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人道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这是中国古代宇宙观的集中表达，将天、地、人视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生成联系和互动关系。在这种世界观中，万事万物的生成都是天地阴阳交感的结果，如《易经·系辞下》所言："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这种宇宙生成论成为此后中国思想发展的重要渊薮，并伴随着易学本身的不断发展而深化。

在《易经》看来，天人合一的核心在于天道与人道的协调统一。《周易》明确指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表明天、地、人三才之道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内在存在着相类相通的规律性。天对人类社会具有神喻作用，只有那些能够顺应天道规律的"圣人"才能与天地相感应。因此，古人一直将"推天道以明人事"作为指导人事活动的重要准则，在环境实践活动中同样如此。

《易·乾卦·文言》中对天人合一境界作了最为经典的表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所谓的"大人"是指具有崇高道德修养和境界的圣人君子。他们能够使自己的德行与天地的生生之德相合，智慧与日月的普照之明相合，行为与四时的循环有序相合，赏罚与鬼神的吉凶祸福相合。无论是先于天时而动还是后于天时而行，都能够与天道自然相协调。这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境界，也成为后世天人合一思想的典范表达。

《易经》还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讲"生生之谓易"。这表明天地最大的德行是化生万物，而万物不断生长、繁殖的过程就是"易"的本质。基于这种思想，古人发展出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和环境保护意识。如《吕氏春秋》中记载的商汤"网开三面"的故事：商汤在一次狩猎时，见部下们张网四面并祷告，希望上下四方的禽兽尽入网中。汤命令去其三面，只留一面，并祷告说："天下之鸟，愿意向左的向左，愿意向右的向右，愿意向高的向高，愿意向下的向下，而我只愿捕取那些触犯天命的鸟。"这一故事对后来影响很大，此后狩猎时都用"三驱之礼"，遵守"天子不合围，开一面之网，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原则。这是对商汤"网开三面"的传统继承，体现了作为一个圣人君王对"天德"应有的遵循，也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具体实践中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易经》的天人合一思想并非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相反，它主张人可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即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与天地相协调，对自然万物的变化加以辅助、节制或调整，使其更加符合人类的需要。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人救灾防灾以及对自然环境和人居环境的改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实现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合统一的杰出范例。

二、孟子与《中庸》的心性天人观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对天人合一思想进行了重要发展，其中以孟子和《中庸》的贡献最为显著。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这一论断构建了尽心—知性—知天的修养路径，表明人与天是相通的，人的善性是天赋的，认识了自己的善性便能认识天。在孟子看来，天并非外在的超越实体，而是内在于人的心性之中。"心"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专主思维的器官；二是包含着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观念的开端、萌芽，即"四端"。孟子认为，如果尽量发挥心的思维功能，扩展心所固有的善端，就能认识人的本性。如果认识了人的本性，就能进一步认识天命。

孟子所说的天赋本心虽然具有善性，但它只是善的萌芽，不是善的完成，"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公孙丑上》）。因此他把培养和完备人的个性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他将命分为"正命"和"非正命"，认为立乎岩墙之下被砸死和触犯刑律被处死，这完全是人的自取，是可以避免的。通过修身保存本心，并把这种善心加以扩充、发挥，由己及人，由人及物，就是"兼善天下"。西周时期，"天"之所命，如同绝对律令，人只能绝对服从。而孟子的天命观，赋予了人选择的可能，是人的主体性的进一步发扬。

孟子强调通过"尽心"、"养性"等途径，可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这意味着人通过内在的修养能够与天地宇宙相通达，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与宇宙大化流行融为一体。孟子还将使命感、崇高感赋予了普通人，强化了修养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他看来，大多数人只是"行之不著"、"习而不察"、"终身由之而不知道"，经过道德修养，都可以提升为"行于天下"的"天民"、"正己而物正"的"大人"、"践形"天道的圣人，担负起"兼善天下"的使命。

《中庸》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一论述强调了"至诚"作为实现天人合一的途径的重要性。《中庸》认为，只有达到至诚的境界，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的化育之功；可以赞助天地的化育之功，就可以与天地并立为三了。

《中庸》还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是符合礼义法度、从容自然的理想状态，达到这种境界，人的身心处于最健康的状态，内心平和，随和待人，温和处世。这种中和思想与天人合一理念密切相关，都是强调一种内在的平衡与和谐状态。《中庸》将天人合一思想提升到了方法论和世界观的高度，以"中"为"天下之大本"，"和"为"天下之达道"，为后世儒家天人观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孟子与《中庸》的天人合一观都强调内在心性的修养，通过发展人固有的善性和诚德，实现与天地宇宙的合一。这种思想路线为宋明理学的天人合一观奠定了基础，也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钱穆所说："'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

三、庄子的自然天人一体哲学

道家学派对天人合一思想有着独特的阐释，其中庄子的观点最为鲜明和深刻。庄子认为，天与人本来就是合一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在庄子看来，天地万物和人类同源于道，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之所以会出现天与人的分离和对立，是因为人们的主观区分和人为造作，破坏了天与人的统一。他主张："圣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与世偕行而不替。"（《庄子·则阳》）这意味着真正的圣人不会刻意区分天和人、始和物，而是顺应自然，消除一切差别，达到天人混一不分的境界。

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建立在道法自然的哲学基础上。他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根本规律，而道的根本特性就是自然无为。人类应当效法道的自然无为，摒弃主观造作和人为干预，回归到与自然本然合一的状态。庄子说："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将人与天的和谐视为最高层次的快乐。这种观点强调人应当顺应自然规律，不以人为的意志强行改变自然，而是要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

庄子的天人合一观还体现在他对万物一体的认识上。他认为宇宙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本质上都是道的体现，具有统一性和平等性。他主张破除自我中心观念和人类中心主义，将自己融入宇宙大化之中，体验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这种思想在《庄子·齐物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通过对梦与觉、生与死、大与小的相对性分析，消解了人们对事物间的绝对区分，强调从道的观点看，万物都是通而为一的。

与儒家侧重于伦理道德的天人合一观不同，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更注重个体生命与宇宙自然的融合。他通过一系列寓言故事，如庄周梦蝶、濠梁之鱼、庖丁解牛等，表达了消除物我界限、与道冥合的理想境界。这种境界不是通过道德修养实现的，而是通过心斋坐忘、离形去知的精神修养，达到一种无己、无功、无名的逍遥状态。

庄子的天人合一哲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魏晋玄学、唐宋道教以及宋明理学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庄子的思想。尤其是他提出的"人与天，一也"的观点，被看作是"天人合一"最早的明确表述。庄子所说的天人合一，与孔子所说的"合德"，意思基本一致。这里的"一"字，就是完全相同，别无二致之意。这种思想不仅丰富了天人合一的内涵，也为中国古代生态保护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

在现代社会，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它提醒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不要过度强调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要将自己视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这种思想与当代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可持续发展观有着惊人的契合，展现了中华古老智慧的现代意义。

四、汉代天人感应论与宇宙系统建构

汉代是天人合一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董仲舒的贡献尤为突出。董仲舒继承和发挥了《吕氏春秋》的观点，强调天与人以类相合，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他通过一系列类比论证，试图建立天与人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似性，构建了一个系统的天人感应宇宙图式。

在董仲舒看来，人的身体结构与天地宇宙具有相似性："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不仅如此，人的情感意识也与天象变化相类："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这种天人同类的观点是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

基于天人同类的认识，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天人感应理论。他认为天与人之间存在着相互感应的关系，人的行为特别是君王的政治行为会对天产生影响，天也会通过自然灾害或祥瑞现象来表达对人间政治的赞赏或警告。"雨云水波，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成齐类同皆有合，故尧为善而众善至，桀为非而众非来"（《应同》）。这种天人感应思想虽然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但在当时具有限制君权、规范政治的积极意义。

《吕氏春秋》中已经提出："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废伏，有盛盈坌息；人亦有困穷屈匮，有充实达遂，此皆天之容物理也。"（《知分》）这表明天与人都有盛衰变化的过程，这是自然的道理和规律。董仲舒发展了这一思想，使其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虽然吸收了阴阳家的学说，但仍然保持了儒家注重道德教化的特点。他强调"王道教化"的重要性，认为君王应当效法天道，实行德治，才能获得天的庇佑和认可。如果君王失道败德，就会引发天的警示和惩罚。这种思想将道德政治与宇宙规律联系起来，为儒家伦理提供了形而上的依据。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也对后来中国的政治哲学和宇宙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它成为了汉代乃至整个帝制时期政治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君王被称为"天子"，奉天承运，代天理民。另一方面，它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习惯于从有机联系、相互感应的整体视角来看待世界，形成了与西方分析思维不同的综合思维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先秦儒家有所不同。他更多地强调天对人的主宰作用和人对天的被动顺应，而先秦儒家则更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在道德的培养。正如庄子所说的"人与天，一也"与孔子所说的"合德"，意思基本一致。而董仲舒则在其中加入了更多的神秘主义和政治哲学内容，既有人顺天的说法，又有天警告人、人影响天的说法，人与天之间相互影响与回馈。

尽管如此，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仍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汉代人对天人关系的深刻思考，也体现了中华文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永恒主题。这种思想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对当代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构建生态文明具有启发意义。

五、宋明理学的天人合一哲学完善

宋明时期是天人合一思想走向成熟和完善的阶段，理学家们在前人基础上对天人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和系统的哲学思考。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他说："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在张载看来，天地之气构成人的身体，天地之性主导人的本性，因此天与人是相通相合的。儒者通过明理致诚、因诚致明的修养功夫，就能够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

张载还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意味着民众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朋友。这种思想以天地之体为身体，以天地之性为本性，将儒家仁爱思想扩展到整个宇宙，体现了博大胸怀和生态意识。张载的天人合一观不仅是一种哲学认识，更是一种道德实践要求，希望通过个人的修养实现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处。

二程（程颢、程颐）进一步发展了天人合一思想。程颢认为："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遗书》卷六），强调天与人本来就是一体，不需要说"合"。程颐也说："天、地、人只一道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遗书》卷十八）。在二程看来，天、地、人都遵循同一个道，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种天人同体的思想消除了天与人之间的隔阂，使天人合一更加内在化和本体化。

朱熹提出"天人一理"的观点，认为天与人共同遵循同一个理。这个理既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和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朱熹通过理气关系的论述，构建了更加精密的天人合一哲学体系。在他看来，万物统一于理，而理在气中，气有清浊偏正，所以人物有差别。人通过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功夫，就能够认识到天人一理的真理，实现与天地合一的境界。

王阳明则提出"天人一心"的思想，从心学的角度发展天人合一观。他认为心即理，万物都在心中，所以通过致良知的功夫，就能够达到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学问》）这种思想强调通过内心的觉悟和修养，实现对外在世界的关怀和担当。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总结和发展了前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他说："惟其理本一原，故人心即天；而尽心知性，则存顺没宁，死而全归于太虚之本体，不以客感杂滞遗造化以疵类。圣学所以天人合一，而非异端之所可溷也。"（《张子正蒙注·太和篇》）王夫之认为，因为理本同源，所以人心就是天；通过尽心知性的修养，就能够生顺死安，完全回归太虚本体，不会因为感官杂念而给造化留下瑕疵。圣人的学问之所以是天人合一，是因为它不是异端所能够混杂的。

王夫之还提出"天人一气"的观点，认为天与人都是气化的产物，共享同一个气本体。他说："气与志，天与人，有交胜之理。""气者，天化之撰；志者，人心之主；胜者，相为有功之谓。唯天生人，天为功于人而人从天治也。人能存神异性以保合太和，而使二气之得其理，人为功于天而气因志治也。"这表明天与人通过气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人既受制于天，又能动地作用于天，通过存神异性的修养功夫，保持太和状态，使二气运行符合理则。

宋明理学的天人合一哲学达到了中国古代思想的最高峰，它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深化了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构建了更加系统和完善的天人合一理论体系。这些思想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也为当今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构建生态文明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六、天人合一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思想，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已经深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独特标识和精神特质。在当代社会，这一古老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为我们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生态文明提供了深刻的智慧启迪。

天人合一思想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哲学基础。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人类迫切需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主张人类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而不是将自然视为征服和掠夺的对象。这种思想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度契合，都主张人类的活动应遵循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正如刘先银先生所指出的，人类当前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其根源在于哲学和价值观的危机，即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和对自然的"祛魅"。他提出，哲学在当代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引发人类的"生态觉悟"—一种对自身在宇宙中位置的重新认识，以及对自然内在价值的深刻敬畏。

天人合一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化资源。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迫切需要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天人合一思想所蕴含的整体思维和和谐理念，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正如《尚书》所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种由近及远、由内及外的和谐观，强调首先要把宗族治理好，团结和睦，上下一心；然后治理国家并协调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主张以文德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这种"协和万邦"的思想逐渐成为统治者处理民族、国家关系的指导思想，它不仅是古代先贤的政治理念、道德准则，也是一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

天人合一思想为人的身心和谐提供了指导原则。在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和激烈的竞争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天人合一思想强调身心统一、内外协调，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达到"中和"这种境界，人的身心处于最健康的状态，内心平和，随和待人，温和处世，才能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庄子则认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将人与天的和谐视为最高层次的快乐。这些思想都为现代人追求身心健康、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有益启示。

天人合一思想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人文导向。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造福人类，也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天人合一思想强调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主张科技发展应当符合人文精神和伦理价值，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和人类福祉。《周易》指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就是说人道要效法天地之道，但并不是说，人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相反，人可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遵循自然规律，与天地相协调，对自然万物的变化加以辅助、节制或调整，使其更加符合人类的需要。这种思想对于引导科技向善、促进科技与人文的融合具有重要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天人合一不是千篇一律，贵和、尚和并非无原则的划一、调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提出"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就是主张既和谐融洽，又要尊重差异，不能无原则地迎合苟合。史伯讲"务和去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因为纷争不利于事物的发展，单一无变化也会使事物停滞不前。"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只有一种声音构不成动听的音乐，只有一种颜色构不成缤纷的画面，只有一种味道称不上爽口的美味，只有一种事物就无法比较优劣。和谐包含多样性、差异性、矛盾性甚至冲突性，它们相辅相成，共生共长，最终能够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与协调。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利益多元化、政治诉求多样化、价值观念复杂化的转型时期，传统和谐思想启发我们在政治方面追求全社会的和谐有序，政通人和；在经济方面追求各领域的协调适度，可持续发展；在精神方面追求人际关系的和睦融洽，身心安逸；在国际关系中追求国与国间的睦邻友好，和平共处。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倡导相互理解尊重、互谅互让互助，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理念去解决矛盾和问题，互利共赢，共享发展成果，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

进入新时代，我们汲取古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智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类自己，保护自然也是保护人类自己。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绿色根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今天，我们需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把握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积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已融入到当今国人独立自强、诚信厚道、合作共赢的为人处事方法与无私奉献、宽容成全、超脱物欲的理想主义的情怀中。它必将伴随着新世纪中国崛起的步伐，为世界人民所了解与接受，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张岱年主编《中国文史哲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