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时期手工作坊怎么允许的？满街都是，为何不属于投机倒把？

咱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可你还别说，在那个讲究一切“计划”的时代，有些人家活得就真像是自家门前的燕子，日子虽不算富贵，却自有一套门道。计划经济据说堵死了个体生意的路，可其实，那些在小城市、乡镇、街头巷尾扎根的小铺子，还真没怎么绝迹过。有些活络人家的烟火气，偏偏夹在公家规矩缝隙里，成了一道鲜活的风景。

我老家那条河，河水绕着一条老街，年头能追得上清末。拱桥下石缝里长着青苔，走上去有回声，桥头那头是一溜公家单位，什么粮仓、菜站、油坊、食堂，招牌刷着“国营”二字。可说实话，一般老百姓除了去交点粮、轮着买点肉，是不会太常往那里走的。和我们老街的日子……基本毫不沾边。

哎，东头这些单位像白描画上的一笔，冰冷又没有味道；真正人间烟火，全在河西。那里街巷挤着一拨生意人，我们小时候私底下还背地里叫那“小广州”。街边屋子挨着屋子，不少是自家弄出来的手艺铺子。有磨刀的，有修锅的，有弹被褥的；每到街口，总能听到剃头师傅的剪刀咔哒声，带着桂花树下拂过的东风。小时候我就长得淘，腊月腊八，家家户户写对联，都是我拿着毛笔给写的，手艺人也乐呵呵，挑点肥皂，顺手递串糖葫芦给我当谢礼。

说个插曲——别看铺子多热闹，其中有门道。布匹、猪肉、油盐酱醋，全归国营门市，咱们像小鸡啄米，哪能天天过去，票证不够。可剃头、烧腊、修理、打铁这种动手买卖，就没人管得那么严。大部分店面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自家屋子稍微拾掇，门前挂块牌板，就是一门生意。没见着谁要去跑什么许可、上报什么工商税务，外头那种“摊主背着锅碗瓢盆凌晨出门”的辛苦，老街很少有。

我最爱光顾的剃头店，店主比我大上五六岁，却是只认“师傅”，不叫老板。人手巧，头发剃得齐，刮脸下刀又快又准。每回剃头完，躺着让他们给掏耳朵，舒服得差点要睡着。背一捶，筋骨松，整个人仿佛都通透了。家里人总笑我年纪小，却早懂得这些大人们的小会儿享受。

街口另一家叫“卤鸡店”的，主人却是十几里外镇上的两口子。那时候我太祖爷爱喝两口白酒，下酒的牙口又不能吃硬菜，除了滚烫的卤鸡肉外，别的都打不了牙祭。肉汤冒着热气，切上一盘，家里老人喝着酒，咂嘴声像拉二胡。小孩就在旁边偷偷蘸点卤汁嚼玩，花生米都舍不得多嚼几个。

其实，那会儿老街的铺面能开成什么样，完全看规矩。一个行业就只留一家，不允许第二家插进来。老街上张家做大锅灶，李家修铁器，吴家打篾篮，大家各守规矩。碰上红白喜事得搭把手，年节还轮流做东招待伙计们——正月十六前，一家挨一家，热热闹闹，酒肉飘香。说竞争？根本不讲，同行见了都是自家亲戚。说实话，也少了许多尔虞我诈。

别看规矩严，那份情义暖乎得很。我家祖上原本帮人家做酒坊学徒，时光一晃几十年，靠的是祖传手艺，熬出一锅“番薯高粱酒”。那个年代，家家粮票都攥得紧，做酒的辅料可不比吃的讲究，红薯干、高粱杂粮混着来，没办法，却也能酿出一点香气。

有一次，发生了个小插曲。外乡人李大林背着家什，想在我家老街也开家凉茶铺子。人家没打招呼，干脆把桌椅板凳、茶缸柴火都备齐了。老街上资格最老的张三叔，只背手绕过去，看看热闹。那位外乡人本以为茶这营生，跟酒、修锅各不相扰。结果第二天，十来个老铺子掌柜商量一声，纷纷出动，直接把李大林的锅碗瓢盆统统端走，搞得人家连夜回村躲清静去了。

其实老规矩不光是排外，更多还是想维系一份安稳。大伙都怕夹生意太多，挣不来饭吃。可是守死了街面，遇事也会伸把手。后来有人提议，既然李大林媳妇手巧，以前村里专给人做鞋，就让他们开个“千层底”作坊。消息一传开，老街的第十八个小作坊点火开张了。谁料这鞋铺一开就是三代，后来李家孙女竟跟了我表叔，老两口还常常开着玩笑——说是“做生意、结亲家”，皆大欢喜。

还有个不大外人知道的小细节：虽然生意人表面独立，其实都算生产队的社员。只是不参加秋耕春种那一套，他们要想专心做生意，得事先和队里谈妥。大家约法三章——做生意的收入，需按每月一定比例上交给生产队。队里折个“工分”，年底分钱分粮还是一份不少。这样既照顾了集体，又给个体留条活路，说白了，手艺人是多付点保命钱，但一年算下来，总比种地的强点。

那几年的分成方式嘛，也没啥硬杠子。正常是手艺人一天挣的多出普通工分一两毛吧。比如徐家木匠，一天生意最多二块，队上让他交一块五，剩下的自留。按老街人口习惯，大家脸皮薄，真要让铺子关门大家都说不过去。那是，比起盯着田头数稻谷，肯定划算多了。干脆些的人，正月初八就去队里说好话，出点上分钱，换一年心安理得的自由。那阵子，能出门做买卖的，个个回乡都被当“有本事的”。

我有时纳闷，政策上一再喊“割资本主义尾巴”，偏偏咱家乡左一条右一条小铺子，却始终坚持着。不是没人盯，只是大家都知轻重——小本经营，既不扰乱大局，又能让一家老小填饱肚子。偶尔有外来领导查得严，队长就出去打个招呼：“这边都老实做些小手艺，不倒买倒卖。”上头一听，不过如此，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说这是“聪明地偷懒”也好，是百姓自有办法熬日子也好，总归，没人真要去闹大动静。

那会儿家里有孩子，读完小学升不了学，要么送去打铁学木匠，要么托人认门师傅。兵团招工，或者出门学点技术，总比守着田头混工分体面多了。我们私下开玩笑，说什么国家分几类人——勤劳的种地，机灵的开店，胆大的做买卖，实在混不下去的，只能外出四处漂。

多少年过去了，老街的青石板还是凹凸不平。桥头的剃头店后换成了麻将馆，箍桶铺变成烟酒小超市，昔日那帮铺子里忙碌的身影、尖利的吆喝声，都散落在了老街巷里的风和雨里。但我常想，那样的年头，靠几手家传的本事，也能闯出自在的活路，也许就是中国普通人面对命运时，最坚定、最动人的一抹亮色吧。

至于后人怎么看那些年的“尾巴”，怎么看那些破格存在的小作坊和自由身手艺人？没人能给出标准答案。也可能像老街上熬出的陈年老酒，真味只留在心头，讲给懂的人听——你说，这算不算是我们老百姓一份最难舍的旧情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