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蠹》韩非子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河南新郑)人，出身于贵族世家。他和秦始皇的宰相李斯都是荀况的学生，是秦王朝统一全国前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曾建议韩王采用法家主张，实行变法以图自强，但未被采纳。后来韩非的著作如《孤愤》、《五蠹》等传到秦国，秦始皇读后十分欣赏韩非的才识，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为此秦始皇使用兵力威逼韩国，韩王命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秦后，不久遭到李斯的陷害，在狱中服毒而死。但韩非的政治主张却为秦始皇所实践。韩非思想主要保留在《韩非子》一书中，共22卷55篇。

《五蠹》全文近七千字，是先秦说理文进一步发展的作品，可以反映出韩非文章的一般特点。作者举出了大量的事实，于对比中指出古今社会的巨大差异，论据充分，词锋锐利，推理事实切中肯綮。五蠹dù（本意指蛀蚀器物的虫子。引申比喻祸害国民的人和事）指当时社会上的五种人:(一)学者(指战国末期的儒家)，(二)言谈者(指纵横家)，(三)带剑者(指游侠)，(四)患御者(指依附贵族私门的人)，(五)工商之民。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力不能敌）禽兽虫蛇。有圣人作（兴起、出现），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luǒ（木实、瓜类）蚌蛤bàng gé，腥臊恶臭（气味）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通“悦”，喜欢）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gǔn、禹决渎 dú（水道、沟渠）。近古之世，桀、纣暴乱（残暴祸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suì（用以钻火之木材）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赞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企求）修（习、学习）古，不法（效法）常可（长期认可的陈规），论(分析判断)世之事，因(之)为之备（完备、详细）。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树橛子），折颈而死，因释其耒lěi（农具，状如木叉）而守株，冀（希望）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自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类似）也。

【译文】

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不敌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害，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导水道（使河流）入海。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祸乱人民，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这样说来，那么如果有人在今天还在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治理措施，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企求完全学习过去，不效法长期认可的陈规，而应分析判断当前的社会情况，并根据它制定符合实际的详细措施。有个耕田的宋国人，田里有个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话。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现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类似的人。

【原文】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从事)力而养（给养、供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实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安定）。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祖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加倍赏赐）累罚而不免于乱。

【译文】

古时男子不须耕种，野生草木的果实就足够食用;妇女不须纺织，禽兽的毛皮就足够衣着。不从事费力的事，给养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财物有多余，所以人民之间不争斗。因此用不着实行厚赏，不必采取重罚，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这样祖父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物缺少，干费力的活干得很劳累，可是给养还是很少，所以人民发生争斗。即使加倍奖赏和屡次惩罚，还是不能避免纷乱。

【原文】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 cí（用芦苇、茅草盖屋顶）不翦，采（栎木、柞木）椽 chuán 不斫，粝 lì（粗米）粢zī（小米）之食，藜藿 líhuò（指野菜）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麻布）衣;虽监门（看门之人）之服养（衣服供养），不亏（欠缺、短少）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chā（掘土工具，锹），以为民先，股无胈bá（股上之毛），胫不生毛，虽臣虏（奴隶）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禅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赞美）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xié（约束、套）驾（车驾），故人重（看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实际情况）异也。

【译文】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他的住房简陋，茅草盖的屋顶都不加修剪，栎木做的椽子都不加砍削;吃粗糙的粮食，喝野菜煮的羹;冬天穿小鹿皮做的袍子，夏天穿葛布做的衣服;即使看门人，穿的吃的都不会比这短少。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了农具干活，给百姓带头，累得大腿上没有毛，小腿上不长毛;即使奴隶的劳动都不会比这更苦了。按这样的情况推论，古代禅让天子地位的人，好比是脱离看门人的生活，摆脱奴隶的劳苦，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今天的县官，一朝死了，子孙世世代代还可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让位的事，可以轻易辞去古代天子的地位，却难以丢掉县令的地位，其原因是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相同。

【原文】

夫山居而谷汲者，膢lóu（二月祭，祭饮食之神）、腊（腊月祭，祭百神）而相遗以水;泽居苦（苦于）水（水患）者，买庸（通“佣”）工而决窦（通水之路）。故饥岁之春（其时青黄不接，为缺粮季节），幼弟不饷（同“飨”）;穰ráng岁（丰年）之秋，疏客（关系疏远的客人）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轻视）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低下，粗俗）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高尚）也，势（权势）薄也;争士橐（通"托"，托身于诸侯），非下（卑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考虑研究)多少、论(分析判断)薄厚为之政（政令）。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暴戾，残暴），称（相称、适合）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译文】

在山上居住却要下到溪谷汲水的人，在节日都把水作礼物相互赠送，在沼泽低洼地区居住苦于水患的人，却要雇工开挖渠道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自己的小弟弟来了也不供饭;丰年秋收时，关系疏远的客人也招待他吃饭。这不是疏远骨肉兄弟而爱护过路客人，而是由于粮食多少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不是什么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人们的争夺，也不是低下粗俗，只因财物太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是品德高尚，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争着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是因为权势太重。所以圣人要考虑研究财物多少、分析判断权势大小来制定他的政策。所以说古代刑罚轻不算仁慈，诛灭严也不算残暴，要适应社会习俗而行事。因此情况随着不同时代而发展，预备的政策措施也要适应不断发展的情况。

【原文】

古者文王处丰镐hào（二地名，皆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使----感化）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西周穆王时徐国国君，据今安徽省泗县一带）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楚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适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

【译文】

古时周文王住在丰、镐一带，土地只有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用安抚的手段使西戎感化归附了自己，终于统一了天下。徐偃王住在汉水以东，土地有五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向他献地朝贡的国家有三十六国;楚文王怕他危害到自己，起兵攻打徐国，便灭掉了它。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称王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的政治却丧失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行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变了，情况也变了。

【原文】

当舜之时，有（助词，无义）苗（舜时一部落，亦称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指帝王）德不厚（德行微薄）而行（实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盾）戚（斧）舞（跳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xiān短者及（触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适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译文

在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族不归顺，禹准备去征伐它，舜说:"不行。帝王德行微薄就施行武力，这不是治国的方法。"于是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德行教化，手持盾牌大斧等兵器作为道具跳起舞来，苗族才归顺了。在共工战斗的时候，锋利的短兵器都能触及敌人之身，铠甲不坚固就会伤到身体，这说明持盾牌大斧跳舞（化武器为舞具）来降服敌人的办法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情况变了，预备措施也要变。上古时在道德上争胜，中世时在智谋上角逐，便在军事实力上竞争了。

【原文】

齐将攻鲁，鲁使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孔子弟子，以善外交辞令著名）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善辩、言辞巧妙）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理）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徐偃王，嬴姓徐氏，名诞，西周时徐国国君）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机智善辩）而鲁削（土地减少）。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巩固保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停息）子贡之智，循（依照）徐、鲁之力，使敌（抵抗）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得逞）于二国矣。

【译文】

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国。齐国人说:"你的话并不是不巧妙，但是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这些话所说的道理。"便起兵攻打鲁国，直到距离鲁国都门十里的地方划为边界线。所以说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灭亡了，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的国土削减了。以此来讲，施行仁义和机智善辩，都不是用来巩固保持国家的办法。抛掉偃王的仁义，停止子贡的机变，依照徐国、鲁国自己的实力，用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么齐、楚两国的欲望不可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原文】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剧变）世之民，犹无辔策（马鞭）而御駻hàn（通“悍”）马，此不知（通“智”）之患也。今儒、墨皆称（称颂）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证明）其然也?曰:"司寇（古代掌管刑狱的官）行刑，君为之不举（举乐）;闻死刑之报（申报），君为流涕。"此所举（称引、举例）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逆乱，指发生冲突，不相和睦）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在----之上）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jù（就）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法律）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显示、显现）仁，非以为治（治理）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任用）其法，不听（听从）其泣（废法），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译文】

古今社会风俗不同，新旧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大和缓的政策去治理剧变社会的民众，就好比没有缰绳和鞭子却要去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明智的祸害办法。儒家和墨家都称颂先王，说他们博爱天下一切人，就如同父母爱子女一样看待人民。用什么证明先王如此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法的时候，君主为此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报告后，君主难过得流下眼泪。"这就是他们所举出的先王。如果把君臣关系看作如同父子关系一样，天下必能治理得好，由此推论开去，就不会存在父子之间发生纠纷的事了。从人本来的性情上说，没有什么感情能在父母疼爱子女之上的，然而大家都一样疼爱子女，家庭却未必就安定和睦。（君主）即使厚爱臣民，怎么就不会发生动乱呢?何况先王的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爱子女，子女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民众怎么就会安定呢?再说按照法令执行刑法，而君主为之流泪;这不过是用来显示仁爱罢了，却并非用它来治理国家的。流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不得不用刑，这是国家的法令。先王首先要执行法令，并不会听从垂泣同情而废法，那么仁爱不可以用来作为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明白无疑了。

【原文】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述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为仲尼服役的人，指孔子的门徒）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春秋末期、战国初期鲁国的君主），下（不高明）主也，南面（古代国君听政都是面南而坐，表示尊贵）君（统治）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确实）易（容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反而）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屈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凭借）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指儒家）之说（游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通“术”）也。

【译文】

况且人们一向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周游列国，可是天下述说他的仁、颂扬他的义并肯为他效劳的人才七十来个。可见看重仁的人少，能行义的人实在难得。所以天下这么大，愿意为他效劳的只有七十人，而倡导仁义的只有孔子一个。鲁哀公是个不高明的君主，面南而坐，统治鲁国，国内的人没有敢于不臣服的。民众本来就屈服于权势，权势也确实容易用来使人服从;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反而成了君主。孔子并不是感怀于鲁哀公的仁义，只是屈服于他的权势。因此，要按照仁义，孔子就不会屈服于哀公;要讲凭借权势，哀公就可以使孔子俯首称臣。现在儒家学者们游说君主，不是凭借一定取胜的权势，而追求宣扬施行仁义就可以用来称王天下;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同孔子那样，而把天下民众都当作孔子门徒。这一定是不能实现的方法。

【原文】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qiào（呵斥）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品行）、师长之智，三美（指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加（施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犹言一丝一毫,）不改。州部（当时的地方基层行政机关）之吏，操（拿）官兵（兵器）、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节操、品德），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依靠）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周制七尺为一仞，一说八尺）之城（城墙），楼季（战国时魏文侯的弟弟，善于攀登跳跃）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 zāng（跛脚的母羊）易牧者，夷（平坦）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古代的长度计量单位，八尺为一寻，两寻为一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通"镒"，古代的重量计量单位，二十两为一镒），盗跖zhí（柳下跖，春秋末期人，是传说中的人物柳下惠的弟弟，系战国、春秋之际奴隶起义领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惩罚）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改变），行诛无赦。誉（荣誉）辅其赏，毁（谴责）随其罚，则贤、不肖（不贤的人）俱尽其力矣。

【译文】

假定有这么一个不成材的儿子，父母对他发怒，他并不悔改;乡邻们呵斥责备，他无动于衷;师长教训他，他也不改变。拿了父母的慈爱、乡邻的帮助、师长的智慧这三方面的优势同时施加在他的身上，而他却始终不受感动，丝毫不肯改邪归正。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着兵器，依法推行公务，在寻求搜捕坏人的时候，他这才害怕起来，改变品行。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须依靠官府严厉的刑法;人们由于本来就爱受到慈爱就骄纵，听从威势的缘故。因此，十仞高的城墙，就连善于攀高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太陡; 千仞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可以被赶上去放牧，因为坡度平缓。所以明君一定会严峻立法并严格执行。几尺布帛，一般人见了舍不得放手;熔化着的百镒黄金，即使是盗跖也不敢伸手去拿。一定没有害处的时候，就不肯丢掉几尺的布帛;肯定会烧伤手时，就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拿。所以明君一定要严明惩罚。因此，施行奖赏最好选择丰厚而且诚信兑现，使人们有所贪图;施行刑罚最好选择严厉而且必定，使人们有所畏惧;法令最好选择一贯而且固定，使人们都能明白。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不轻易赦免。对受赏的人辅以荣誉，对受罚的人同时给予谴责。这样一来，不管贤还是不贤的人，都会尽力而为了。

【原文】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授爵）之，而卑（使-----卑下）其士（通“仕”）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使-----减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聚才）也外（外逐）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称赞）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违背、荒谬）也，故法禁（法令）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正直）也;知友被辱，随（跟随）仇者，贞（忠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推崇）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通“逞”）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出）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译文】

现在却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他有功劳才授予他爵位的，却又使其觉得入仕做官卑下;因为他从事耕种才奖赏他，却又使其家业减少;因为他不肯聚才于国而外逐他，却又推崇他轻视世俗名利;因为他违犯禁令才给他定罪，却又称赞他勇敢。是毁是誉，是赏是罚。执行起来竞如此自相违背矛盾荒谬;所以法令遭到破坏，民众更加混乱。假如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帮兄弟反击者，被认为是正直;知心的朋友被侮辱就跟随着去报仇的人，被认为是忠贞。这种正直和忠贞的风气形成了，而君主的法令却被违犯了。君主推崇这种忠贞正直的品行，却忽视了他们违犯法令的罪责，所以人们敢于逞勇，而官吏制止不住。对于不出力耕作就有吃有穿的人.说他有本事;对于没有军功就获得官爵的人，说他有才能。这种贤、能的风气养成了，就会导致国家兵力衰弱、土地荒芜了。君主叙说这种本事和才能，却忘却兵弱地荒的祸害;结果谋私的行为就会成立，而国家的利益就要磨灭。

【原文】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禁令），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通“罹”、触犯）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获取官职）;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豢养）。故法之所非（认为不对），君之所取（通“趋”、追求）;吏之所诛，上（指帝王）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确定标准），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不应）所誉，誉之则害功（功业）;工（擅长）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身体），其父窃羊，而谒（谒告）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本义：断狱，判决罪人）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凶暴之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上位）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坏人）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指古代指平民中的男子，亦泛指平民百姓）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接近、达到）矣。

【译文】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同时以礼相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触犯法律的人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获取官职;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为私人做剑客得到豢养。所以，法令认为不对的，成了君主所追求的;官吏处罚的，成了帝王家室所豢养的。法令反对和君主追求，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如果称赞了，就会妨害功业;擅长于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楚国有个直身而行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告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确而对父亲却属错误。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直之臣倒成了父亲的凶暴之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国君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上位做了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坏人的犯罪行为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会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同时推举平民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必然不能达到的。

【原文】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公私）同利者，不察之患（危害）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研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做官理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显贵荣耀）: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仁爱恩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兼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防备）难（祸难），而美荐绅（缙绅，古代高级官吏的装束）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废置、废弃）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通“甲”）士，所利（好处）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捐弃、剔除）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译文】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绕自身叫做"私"。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本来就知道它的。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没有洞察它的危害。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修养仁义、研习学术的办法更好了。修养仁义就会被君主信任。被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理事;研习学术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贵荣耀。这是百姓的美事。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理事。没有爵位就能显贵荣耀，这样治理国政，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却又崇尚仁爱恩惠的行为;攻城大功的人本该授予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祸难，却又提倡缙绅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靠农民。打击敌人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事业的儒生; 废弃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以如此举动行为理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足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好处的人并不是国家要用的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耕战的人抛弃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一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

【原文】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幽微玄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上等智力，最聪明者）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能），则缓者非所务（追求）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采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尊重）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使人）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丰厚财物）以相利（利用），无威势（威力权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兴建）明术之所烛（烛照、洞察），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通“恃”）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译文】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是指忠贞诚信的行为;所说的智，是指幽微玄妙的言辞。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就连上等智力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制定民众的法令，却按照那些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民众就没有办法弄懂记住了。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追求精美饭菜的;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会期望绣有花纹的华丽衣衫的。治理社会事务，如果急切的不能办好，那么能缓的就不是急着追求的。现在用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凡属民间百姓的事，或普通人明知的道理不加采用，却去追求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言论，那么其治理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了。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并不是人民所追求的。至于推崇忠贞信义的品行。必将尊重那些诚实不欺的人;而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什么使人不行欺诈的办法。平民之间彼此交往，没有丰厚的财物可以互相利用，没有威力权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有需要寻求诚实不欺的人。如今君主处于统治人的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能重赏严罚、秉持权柄，来兴建公正的法术洞察和处理问题;那么即使有田常、子罕一类的臣子也是不敢行欺的，何必凭借那些诚实不欺的人呢?现今的忠贞信义之士不满十个。而国家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信义之士。那么合格的人数就不足以为官;合格的人不敷需要，那么政事好的情况就少，而政事乱的情况就多了。所以明君的治国方法，在于专一实行法治，而不寻求有智的人;牢牢把握使用官吏的权术，而不思慕忠信的人。因此法治就不会遭到破坏而官吏们也无奸诈了。

【原文】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同“悦”）其辩（巧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任用）于行（治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功效）。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合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人盈（充满）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清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归还）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出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无用空谈），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译文】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喜欢悦耳动听的巧辩而追求其恰当;对臣下治行的任用，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做出成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言谈总是追求巧辩，却不切合实用，因此列举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但是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建功立业。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归还俸禄而不接受官职，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兵力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使国家混乱的方法。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出力，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一定禁止那些无用的空谈，这样民众就会拼尽死力来跟随君上。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印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说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于。因为他们说可以由此获得显贵。如今只要研修文章学术，研习言谈（能说会道），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用智谋出主意，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的状况。用智谋出主意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原文】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通“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资本、基础）。既畜（通“蓄”、积蓄）王资而承敌国之衅（通“畔”、叛，此指裂痕、弱点），超五帝、侔móu（相等）齐三王者，必此法也。

【译文】

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没有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没有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一切行动都必须归于建立功业，作战勇敢者都归于军队。正因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积蓄称王天下的资本，又趁用利用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

【原文】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合纵连衡）之党，则有仇雠（通“仇”）之忠（通“衷”隐衷），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趋奉、侍奉）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秉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实效），则举图而委（委弃），效玺（献上国君的玉玺，表示臣服）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降低），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侍奉）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通“纵”、合纵）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信），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抵挡）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伐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通“纵”、合纵），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

【译文】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百姓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内外形势均称恶化，就这样来对付强敌，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们，不是分属合纵或连衡中的哪一派，就是有报复仇人的隐衷，而借助国力来实现罢了。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所谓连衡，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这都不是秉持国政的好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衡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强敌就得遭殃。"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侍奉，那么反而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而委弃土地，献上国君的玉玺，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献出地图，本国的版域就缩小了;呈上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版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乱了。侍奉大国实行连衡。尚未看到有什么好处，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失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可言。倒要起兵去抵挡大国，援救小国未必能使它保存下来。而进攻大国未必没有疏漏失误，一有疏漏失误，就要被大国制服。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实行合纵。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使国土被侵吞，军队吃败仗。

【原文】

是故事（侍奉）强，则以外权（衡、连衡）士（通“仕”）官于内（国内）;救小，则以内重（通“纵”、合纵）求利于外（国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衡、连衡）长重（重视）;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游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ēngzhuó（猎取飞鸟的射具，此指猎取）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索取）求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动脑筋、打主意）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译文】

因此，侍奉强国，就会因此使那些在外面搞连衡的人（凭借国外势力）在国内捞取做官资本;援救小国，就会因此使那些在内部搞合纵的人（凭借国内势力）从国外得到好处。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禄都弄到手了。尽管君主地位降低了，但是臣下反而抬高了;尽管国家土地削减了，但是私家却变富了。事情如能成功.纵横家们就会依仗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的话，纵横家们就会凭借富有引退回家享福。君主如果听信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他们的爵位俸禄就高了，事情失败他们也得不到处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用猎取名利的言辞不断去游说投机，而又在其后心怀侥幸呢?所以国破君亡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浮夸游说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论是否正确，事败之后惩罚也没有紧随其后。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称王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安全。"所谓称王天下，是能够打败别国;所谓保证安全，指的是本国不受攻击。兵强就能打败别国。国安就不可能被人侵犯。而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要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就必然达不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

【原文】

鄙（郊野）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钱财）之易为工（通“功”）也。故治（安定）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计谋）。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通“稀”）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通“稀”）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合纵），期年而举（完败）;卫离魏为衡（连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严明）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尽力）其地力以多其积，致（致力）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困顿、受困）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裁断）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译文】

郊野谚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就是说，钱财多事情容易做得好。所以国家安定强盛，谋事就容易成功;国家衰弱混乱，计策就难以实现。所以用于秦国的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有闪失;用于燕国的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少有成功。并不是被秦国任用的人智慧必高，被燕国任用的人脑子必笨，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治乱基础大不相同。所以西周背弃秦国参予合纵，只一年工夫就完败了;卫国背离魏国参与连衡，仅半年工夫就被消灭了。这就是说合纵灭了西周，连衡亡了卫国。假使西周和卫国不急于听从合纵连横的计谋，而严明其国内的治理，公正的制定法律禁令，信守赏罚制度，尽力开发土地肥力来使其积累增加，致力于使民众拼死来坚守其城池;（那么）别的国家即使夺得他们的土地好处也不多。而进攻这个国家那么伤亡就会很大。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不敢拖累自己在坚城之下，从而促使强敌去裁断其中的害处，这才是保证本国必然不会灭亡的办法。丢掉这种必然不会亡国的办法，却去搞势必会招致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过错。国内外交谋略陷于困境，在外国家治理显于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无法挽救了。

【原文】

民之政（通“正”）计，皆就安利与辟（通“避”）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指战马奔走而出汗，喻指劳苦征）之劳，家困而上（君王）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侍奉、投靠）私门（私门贵族）而完（结束）解舍（免除徭役），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当权）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为公出力的人）少而私人（依附私门的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游手好闭吃饭的人）少而名卑，以寡趣（通“取”）本务而趋末作。今近习之请（通“情”）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能）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获得）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正直，不同于流俗）之士寡，而高价（经商求高价）之民多矣。

【译文】

人们的正常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好处和避开危险穷苦。如果让他们去打仗。前进会被敌人杀死，后退要受军法处置，就处于危险之中了。放弃个人的家业，承受作战的劳苦，家里有困难而君主不予过问，就置于穷困之中了。穷困和危险所在之处，民众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投靠私门贵族，求得免除兵役，兵役免除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用钱财贿赂当权者就可以达到个人目的，目的一旦达到也就得到了平安。平安是好处之所在，民众怎能不去追求呢?这样一来，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门的人就多了。

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闭吃饭的人尽量减少，而且名誉卑下;以此手段促使人们多从事农耕之本，趋向工商业的人少。现在社会上的习俗是向君主亲近的侍臣托情行贿盛行，这样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到;官爵可以用钱买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低贱了。投机取巧的财物、非法获利的买卖活动能在市场上通行无阻，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他们搜括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几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人，结果不同于流俗的正直之士就越来越少，而经营商业追求高价的人就越来越多。

【原文】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称引）先王之道以籍（通“藉”、借）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泛指百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yǔ（粗糙质劣，“苦”通“盬”）之器，聚沸靡（犹奢侈）之财，蓄积待时，而侔（通“牟”）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蛀虫）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译文】

因此，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称引先王之道借仁义宣扬道德;讲究仪容服饰而以文饰巧辩游说，来让人怀疑当今的法令，来使君主的决心动摇。那些言说古代的纵横家们，为了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百官禁令。那些害怕服兵役的人，积群依附权臣贵族，肆意用财物行贿，而通过对重臣的谒见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养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会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