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社会驯化的人会有很大的不同

经过社会驯化的人，一般会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也会表现出自己的理性。正是因为有了种种不同的个性和理性，人才变得不同。

人生下来就是不同的，有胖有瘦，有高有矮，有力气大的，有力气小的，有聪明的，有愚笨的。倘若不经过社会规则的驯化，人们呈现自然人的状态，那么每个人都像猿猴一样生存，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同。胖的可能欺负瘦的，但跑步跑不过瘦的；高的可能欺负矮的，但钻洞却不如矮的便利；力气大的可能欺负力气小的，聪明的可能支配愚笨的。本身就有很大的不同，而人类社会的形成是必然的，一旦形成就会存在阶级，也存在阶级压迫。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有阶级，也都有阶级压迫。很多历史上的人物面目模糊，只是一群人中的一个，没有什么个性，似乎被历史烟尘淹没了。但只要发现记载他们故事的历史文字，后代人就懂得他们是怎样的人。孔子是周游列国的人，就偏偏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老子留下了《道德经》，喜欢正话反说，弄得云山雾罩，直到现在还迷惑很多人。屈原的人格是单向度的人格，虽然以修身为本，但修身的目的是为了投身社会，带有强烈的入世倾向，缺少道家的处世情怀。当他听到楚国灭亡的消息之后，就投汨罗江自尽。他已经把自己的人生命运和国运捆绑在一起，而且是自认为捆绑在一起，别人并不一定那样认为。当国破家亡的时候，他感觉失去了前途和理想，就要以自杀的方式追随故国而去，算是一种高尚人格的体现。但这种人格只可以被宣扬，却并不能让所有人都这样，以免一个国家灭亡之后死伤惨重。

法家的代表李斯还是楚国上蔡一名小吏的时候，就为自己的前途打起了算盘。他上厕所的时候看见粪坑里的老鼠样子猥琐狼狈，遇到人和狗就猖狂逃窜。而官府粮仓里的老鼠却迥然不同，吃起粟米来，从容淡定，不慌不忙。同为鼠类，因境遇不同，生存状态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别，这让李斯想到了慎到的评论：龙蛇只有凭借云雾才能飞腾。一旦云雾消散，它们失去凭借，就会掉落地上，跟蚯蚓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虎落平阳被犬欺”“落难的凤凰不如鸡”。李斯发过一番感慨之后，辞职不干，离开家乡，到齐国去拜见当时享有盛名的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并成为韩国公子韩非的同学。李斯后来害了韩非，把韩非的学说当成自己的学说，提供给秦王嬴政，最终实现了法家的改革。李斯的结果不好，被污蔑为造反，腰斩于咸阳，还夷灭三族。行刑的当天，李斯与二儿子的李由一起被推上刑场，他对儿子说：“为父真想像当年那样，和你一同牵着黄犬，到上蔡东门外的野地里去追逐狡兔啊，可现在已经做不到了。”父子两人相视而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犬之叹”。追逐功名利禄的李斯最终被功名所害，被自己的法家政令所害。他违背了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理念，治理大国，操之若急，而且用了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最终作茧自缚。

和李斯不同的是阮籍和陶渊明。他们不像李斯那样汲汲于功名富贵。阮籍不想和司马氏联姻，每天酩酊大醉，一连喝了六十天，让提亲的事不了了之。他不想到司马氏统治的朝廷为官，每天策马狂奔，直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就地放生大哭，释放了内心的恐惧与忧虑，最后落寞地返回。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的时候，不愿意做官，其实不愿意侍奉篡位的皇帝，不愿意和那些同僚同流合污，挂印而去，躬耕田园。两个人都在逃脱名利的束缚，认为在名利场中打滚是不好的，起码是违背本心，荒废人生的。他们虽然知道人与人是不同的，但主动逃离名利场，不去做官，这种心态还是可敬的。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这样，只有很少的人能做到这样。苏轼被贬之后，在杭州修建了苏堤，和白居易的白堤相映成趣。即便他一再被贬，也没有丧失理想和信念，而是心理比较强大，还吃当地的美食，参禅论道，欣赏风物。当然他还一个劲地给朝廷写信，要求获得重新启用的机会。他们都经过了社会的驯化，而且都明白官场的规矩。有彻底逃离官场的，有一边逃离官场，一边要求重回官场的，还有像李白那样怀抱济世理想，真做了官却被排挤出局的。有陆游和辛弃疾那样的官员，想要收复失地，却往往被皇帝打压，被官场排挤，当然也就郁郁不得志了。

知识分子往往是这样，有单向度人格，也有多向度人格。他们要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而当他们的理想难以达到的时候，有的会选择继续留在朝廷，有的会选择逃离官场。即便很多人都认为做官是人生最好的理想，那些逃离官场的人也不会可惜官员的身份和地位，要追寻内心的自由，找到所谓的本心。当他们返归自然之后，就会发现生命的奥秘，其实只在于个人的体验，而不在于荣华富贵的滋养。农民们似乎面目模糊，但农民们感触世界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经常受到压榨和剥削，但有一口吃的，他们就不会造反。当出现饥荒和战乱的时候，他们流离失所，只要有一个人号召造反，他们就会群集而响应，揭竿而起。看似面目模糊的群体，其实也有自己的思想，也认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看到了阶级差别，看到了贫富差距。就像陈胜起义的时候喊的那句口号一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似乎人生来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只是道义上的平等，却不是事实上的平等。一个富二代和官二代与一个农民家的儿子是不平等的，人生也是不同的。富二代和官二代可以享受荣华富贵。长大以后可以拿着几亿去创业，而农民的儿子却不能享受荣华富贵，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而且要通过层层考试选拔，才能进入大学，而大学毕业以后，却没有人脉关系，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倘若他要创业，就只能贷款了，而抵押的东西却没有多少，当然贷的款也没有多少。创业成功还好说，创业失败就一辈子抬不起头了。

人们都要进入社会，都要接受社会规则的驯化，甚至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进各种辅导班，接受各种技术的培养，还要接受艺术鉴赏能力的培养。不管有用没用，家长都要让孩子接受很多技术和艺术的培养，即便盲目跟风，也舍得为孩子花钱。家长知道社会是分阶级的，即便阶级改成了阶层，也仍然有着很大的差别。家长要让孩子混得更好一些，就要让他们从小努力学习。这种逻辑虽然没错，但容易被资本引导，容易让资本制造的焦虑洗脑，当然也就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了。人和人本来是不同的，倘若没有太好的人脉关系和钱财支撑，就要让孩子从小努力奋斗。而那些主张还给孩子快乐童年的人大多是官员或富人，而不是普通人或穷人。人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说话，会凭借身份和地位说话。本身就有很大的不同。当人们看到这种不同的时候，才能说走向了成熟，而不是那么幼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