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家长会暴打自己的小孩？

近期，多起父母对孩子施暴致死的事件在公众心中激起愤怒。据新华日报报道，网传杭州一名9岁围棋棋手朱某鑫因长期遭父亲家暴殴打跳楼。

明知道暴力会对孩子造成身心伤害，为什么有些父母还会控制不住地暴打自己的小孩呢？在《非暴力沟通·详解篇》一书中作者指出，那些坚信自己手中掌握着“正确-错误”的判断权力的人，更容易对他人，尤其是孩子，施加暴力。在自己绝对正确的幻觉中，施暴者扭曲了对客观环境的认知，做出了令常人无法接受的行为。

以下内容经华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非暴力沟通·详解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非暴力沟通·详解篇》，（美）简·马兰茨·康纳（美）戴安·基利安 著，华夏出版社，于娟娟 译，2021年4月。

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破坏了连接和理解

暴力最广泛的定义是对人类之间连接和理解的破坏。当双方产生这样的裂痕时，就更可能出现身体暴力。相反，如果我们对别人抱有爱和关心，我们最不希望发生的就是他们遭受痛苦、经历伤害。虽然我们可能无法投入同样的精力和注意力去关心和爱所有人，但是学习怎样慈悲地与他人建立连接有助于在发生冲突时解决问题，以及促进更深入的理解。

非暴力沟通需要我们改变思维方式，对一项影响人类文化数千年的基本假设提出质疑：将人与事划分为“正确的”或“错误的”。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有些人是好的，有些人是坏的；有些人是聪明的，有些人是愚蠢的；有些人关心他人，有些人麻木不仁。

《年少日记》剧照。

这种“正确-错误”的思维方式，出现在我们社会中每一个层面上：漫画书里的英雄和反派战斗；电视和电影里警察要抓“坏人”；乔治·W.布什总统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多次提到“邪恶轴心”。畅销的保险杠贴纸上写着“卑鄙者令人作呕！”这个说法假设有些人是卑鄙的，有些人是正派的，而且还蕴含着潜台词，那就是刻薄的人永远都是卑鄙的。卑鄙就是这些人的本性。如果是这样的话，何必为他们费心呢？按照这种想法，应该对卑鄙的人避而远之，甚至控制或惩罚他们。

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谁值得同情、理解和支持？谁应该被排斥、评判、惩罚、解雇、处决或进攻（发生在国与国之间）？

我上大学时，一连几个小时和同龄人讨论这些问题。我们讨论人际关系、家庭和政治，希望能理解这个世界和人们做出的选择。即使到了今天，我也对这些问题充满兴趣。

我希望能理解造成某种情况的原因，知道谁应该对此负责。我希望获得信息、了解情况，能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安全感，相信这里存在责任、重建、希望和改变。我知道我在这方面并不孤单。“忏悔”类脱口秀和《法官朱迪》这类司法剧的流行，证明了人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以及理解这个世界、我们自己和周围人的时候，仍然抱有“正确-错误”的思维方式。

这种想法有着悠久的传统（至少在西方是这样），是西方主流文化规范和信仰的核心。按《旧约》所述，人类历史最初就起源于此：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受到惩罚）是因为他们犯下了错误。根据沃尔特·温克的说法，这种赎罪暴力的神话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即约公元前1250年的巴比伦创世故事，之后所有关于惩罚性暴力的神话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这个神话至今仍对美国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几乎影响了美国社会所有的制度、信仰和实践。人们认为这种事情是正常的、明摆着的，并且就是事实。温克指出：“（一个）故事如果经常被人讲述，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证实，那么它就不再是一个传说，而会被视为现实本身。”

所以，如果“正确-错误”的思维方式如此流行、如此普遍，并且已经延续了数千年，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出改变？

很明显，这种思维方式满足了某些需要，能为我们带来一种安全感、意义感、公平感和秩序感。这是一种做出选择、分辨价值的有效方法。而且我们十分熟悉这种思维方式，觉得它让我们舒适放松，甚至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是人性的本质。

《年少日记》剧照。

但“正确-错误”的思维方式会削弱人类之间的连接，使我们彼此分离，也使我们与自己分离。就好像在沙滩上画下一条线：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与我们对抗；要么清白，要么有罪；要么值得奖赏，要么应受惩罚；要么得到拯救，要么受到诅咒。这意味着以固定的眼光看待人类及其行为，否定了生活和人类经历的复杂性。

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坏”人总是做“坏”事，“好”人或“正义”的人必须阻止或控制“坏”人。这种观点混淆了一个人的行为（他选择的具体行动）与这个人本身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有的人本质就是邪恶的，那学习、连接、慈悲或改变又能有什么作用？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各种形式的冲突和暴力。

人类的行为取决于对自己处境的看法

实证研究描绘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表明人类行为是不稳定的，我们的行为主要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有何想法。

如果我们周围的环境和文化条件允许，我们都有可能做“坏”事。例如，有超过90%的大学生承认做过可判处重罪的行为（例如破坏他人财产、向未满18岁的人提供非法药物或者盗窃他人物品）。当向学生们提问，如果100%保证不会抓住，他们是否会犯下各种违法行为时，有很多学生说自己可能会偷窃、作弊，或者让曾经伤害他们的人受到身体伤害。事实上，如果你想让别人作弊，只要好处足够多、被抓住的可能性足够低，就能做到。

正如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观察到的，我们人类唯有靠正当理由才能活着，即使只是把一杯水端到我们嘴边。博尔赫斯的意思是，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有其理由。

特定环境和我们的需要，而不是我们本质上是什么人，决定了我们将采取的行动。比如，我们完全可以确定绝大多数人痛恨吃人肉。但如果发生意外被困住，要么饿死，要么吃掉死去同伴的尸体，你可能就会选择吃人肉。

有详实的文件记录了曾经有人做出过这种选择，当时发生了攀岩事故和飞机失事。如果你反思一下自己曾经做过而现在感到后悔的事情，很可能会发现是当时的某种需要或重要的价值观促使你做那些事情，即使你对这一选择或其产生的影响并不完全满意。

研究也表明，“正确-错误”的思维方式是当今社会的准则，与早年人类以慈悲和连接为基础的生活完全不同。里恩·艾斯勒（Riane Eisler）在《圣杯与刀刃：我们的历史和未来》一书中阐述了近期的研究证据，描绘了现代人类出现以前的历史，那完全不同于人们对拿着木棍的穴居人的刻板印象。

《年少日记》剧照。

历史学、人类学和考古学资料表明：不应将原始社会中的人，比如班布蒂人（BaMbuti）和昆格人（Kung），描绘成抓住女人的头发把她拖走的好战穴居人形象。现在看来，旧石器时代是一个非常平静的时期。事实上，人们对早期人类社会普遍具有侵略和暴力的印象，更多的是我们把当前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进一步延伸所产生的结果，并不能准确描述早期人类的实际生活方式：

旧的观点认为，最早的人类亲属关系（以及后来的经济关系）是从男人狩猎和杀戮发展而来的。新的观点认为，社会组织的基础来自母亲和孩子的分享。对于史前时期，旧的观点是男人是猎人勇士，新的观点则是男人和女人都通过人类特有的能力支持和改善生活。

生物学和认知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

所有的哺乳动物，尤其是人类（我们的大脑新皮质更发达），“容易产生同理心的这种特质根植于我们的生物学特性中”。例如，新生儿“能分辨出其他新生儿的哭声，也会用哭声回答”；幼童“看到另一个孩子很痛苦，往往会不安地皱起眉头，可能会过去和他分享玩具、给他一个拥抱，或者把他带到自己的母亲那里寻求帮助”。

“正确-错误”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在于，它会伤害我们天生的同理心，削弱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慈悲之心。这会使我们难以专注当下，无法把注意力放在具体的需要和处境上，使我们看不清自己可以做出的完全符合我们价值观的选择。它也会使我们实现共同设想和创造美好世界的可能性变低。

大多数人并不关注自己的感受

我们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沟通，才能在避免评判和责备的同时，表达和分享我们对其他人言行的感受，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了什么？

同理心连接的核心要素在于觉察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感受。同理心的定义就是“理解并体会他人感受”的能力。同理心的英文empathy的词根pathos来源于希腊语中的“感受”一词。同理心连接意味着“对别人感同身受”，心胸开阔，站在别人的角度上理解他们的观点，即使只是暂时的。

虽然体验感受的能力使我们具有关键的社交技能，但大多数人并不习惯关注自己的感受，除非我们接受过这方面的某种培训（例如情商培训）。我们在这方面疏于练习。

例如，每天有多少次有人问你“你好吗？”当你遇到邻居、同事或朋友时，都可能被问到这个问题。就像大多数人一样，你很可能随便回答一句：“很好。”“挺好的。”“非常棒。”“还不错。”但这些回答都不是感受，与我们的真实感受相比，这些就像摩尔斯电码或速记，不能为我们提供多少信息。

《年少日记》剧照。

也许只有被医生、咨询顾问或最亲近的人问到这个问题时，我们才会给出完整准确的回答。但即使与我们最亲密的人交谈，我们可能也不愿展示所有的体验和感受。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不习惯谈及自己的情绪。我们被教导要“礼貌”，要记住“言多必失”，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别人对我们或我们关心的事情感兴趣。我们学会了谨言慎行、深藏不露。我们把感受和无力、脆弱联系起来，而不是与力量、内在根基、觉察、足智多谋联系起来。

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在西方，至少从理性时代开始，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感受被视为主观的和不可信的。别人告诉我们要“动脑筋”而不要情绪化。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认为，我们的存在源于我们的思考能力：“我思故我在。”有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相信什么事情，尤其是看法或感受这种主观的东西，那么我们需要“证明它”。逻辑思维，比如数学方程式，确实可以写下来一步步验证。然而，我们如何验证人类的情感和感受？如果我们从科学的角度理性看待这个世界，感受几乎毫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