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甘肃大饥饿究竟死了多少人？

民国十八年，甘肃的大饥饿像林中怪兽一样骤然扑来，人们还没反应过来，许多家庭就被卷了进去。四月天其实没带来什么希望，连一点云彩都显得多余。河流干涸得没人信，孩子们挖着田埂都抠不出水来。有风时，尘土挂在半空，好些人连补锅的焦急都忘了，还想什么明天？！

谁能想到，一场大旱会把接下来近两年变成最黑的梦。整个甘肃仿佛踩在沙漏里，每天都在流失点什么。进士邓隆早年见过灾荒，没想到自己有一天又要面对这样的场景。他和那时绝大多数人一样，不明白天怎么就塌了。也有人觉得大饥饿不过是又一个年景，反正“三年一旱”，但很快被事实推翻——这次比上一回狠。

64个县，58个县饿着肚皮，百分之九十多都进了灾情。兰州这块，人多了去，灾民最多时候有十一万——三分之一的人本地生活不下去，在街头排着长队要口饭。旧时兰州记载，挤进来拉救济的队伍比早市还多。有些城门附近都堆了难民，夜里还互相踢脚。

那些数字太冰冷，两百五十万灾民，光听听好像是天上的星星。实际上，当地很多村庄一下子就空了，人都走远了，剩下的地和土房没人认。定西县更惨，六万口，灾后清点只剩三千。剩多少？比野狐窝还荒，这么一说才叫心里发毛。

讲到死亡数字，那年的传言一堆。据说，饿死的就有将近一百五十万，瘟疫再卷走六十万，再算上兵匪横行，三十万死于暴力。如此一来，谁家都可能在这一行列里。兰州八万人死，后来修路建楼常能挖出那阵的人骨。

而死亡没遵循什么大道理，老人小孩都难逃，“民国十八年，死人满山沟”。这不是诗，是常见的告别语。甚至后来甘肃陇中人见面首先问：“你吃了吗？”“吃”成了头号安全感，全靠灾年熬过来的传统，这实实在在是扎根在皮肉上的警觉。

有的老人说，民国十八年其实不是头一遭。早在十四年那会儿，大旱就让很多地亩收成挂零，皋兰、会宁等十几个县颗粒无收。哀苦的事情个个记得清，这样的灾连着连着，换谁也撑不住。

春天没盼头，夏天也不救场。有些地方谷子苗早早黄死，黄河水位直线下跌，庄浪河更是干到路人都纳闷，河床裂得能塞进人脚。用水车已经没用了，川地只得过一茬薄收。

粮价怎么形容呢？若说贵，就和疯了一样。平时一块银元好歹能买不少粮食，那时候只够三斤面。有的地方更离谱，一袋面卖五十个银元。定西一斗麦，十八银元起步。这价码如今看着都让人心头发冷。

街头没粮可买，谁还花心思想明天呢？河口有两百户人，六七十户饿得没了弹药。吃草根，吃榆皮，想尽办法熬着，硬是舍不得最后一点门槛。可更多人知道，这其实离被饿死也没多远。

灾民涌进城，街头密密麻麻。可惊的是，瘟疫更加凶猛。人挨人，病挤病，挤出一条生死线。有的晚上就有人倒在街上，第二天没人会再看见。饥饿和病连着来，谁能全身而退？没人敢说。

政府救不救呢？谁算准了。刘郁芬当时说是省主席，却只顾着跟别人抢地盘，对灾情报告一直拖拉。大家期待的“赈灾款”迟迟不见，有也被中间人拿走大半。南京明面上批了八十万银元，转来转去，能落到灾民手里的，少得可怜。

其实，救人还得靠民间。像邓隆这样有点身份有点心肠的，拉着自己的钱粮来救灾。他不是唯一一个，但也不多。大部分当权者都把手里的事当买卖，灾民于他们只是账本上的数字。有没有被贪？当然，这么多钱落到各级官员手里，能不见水花吗？说没被挪用，谁信啊！

这场灾难里，不是没有人心存善意。街头有“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这话张恨水看见过，写成诗。左公柳也被剥光了皮树，谁叫那样的年景树皮能填肚，遍地都在抢。

那些年，这样的景象并不少，军阀忙打仗，灾民成了最末梢的“数字”。兰州老人后来常说：“连左宗棠种的树都动手了，还不绝望？”要说人能扛到什么程度，不动刀不动枪却能把街区熬空。但也不全是绝望，有些地方搭起义仓，善人修桥修路，都想着熬过去。

夜晚的市镇透着古怪安静。早些年夜里出去还能听见孩子哭，可到了民国十八年，连这种声响也没有了。大门紧闭，大街空荡，胆子小的不敢走夜路。谁若死在街头，有时候一两天没人管，最后只得推到黄河或者集体坑里。

灾难带来的不是短期疼痛，而是绵绵无尽的怕饿心理。之后几十年，很多甘肃人互相见了头一句就是问饭。别处见成习俗，到了21世纪才慢慢淡了。这个细节，强力证明那场灾祸烙印之深。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觉得政府全没作为。有人说，国民党后来还是注意到甘肃灾情，1929年报上去的人口，到1932年统计差不多三百万人死了。奇怪的事在于，那年大饥饿到底死了多少？数字，今天还有争议。史料说得天花乱坠，但还是有人怀疑被夸大。要说到底，很多人根本没登记，谁又能全数？

按理说，刘郁芬最该背锅。可有人替他说话，觉得他也是身不由己，上头压命令，他又管不过来，地方割据大家都撂挑子。可你要问灾民——谁不恨这些当官的？当年兰州拉尸车进进出出，没人不受惊。其实，换作谁也不见得做得更好？

结果，灾难的责任难道就这样划过去？有人说换了别的官，情况不一定好一点。谱系里写着：甘肃民生几十年都在捱灾，多是天灾加人祸。不过嘛，有的说法也别太当真，毕竟群众有时候更容易记恨自己看得见的那张脸。

1930年以后，甘肃情况才慢慢好些。各种赈济渐渐来，外援捐款偶尔到位。可否真有用？有人觉得那些钱早就在中转里耗光了，灾民没有多少盼头，不过活下来的终究熬出头。有人数过，从清末到那年，每隔没几年就要靠天吃饭的生死循环。

历史合上本子，数据和人情味，永远没法两全。有人记得饥民死绝，有人只记粮价疯涨；更多人只想说“那天太远，也离自己太远”。而有些细节，现在也没人愿再重复。

到底，民国十八年甘肃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每一串数字后头是一家人的结局。有人家全死光，有人家逃了出来；总有一些活下来的，再讲起那年，总还是心口不舒服。这种故事，听过太多，讲再多都嫌太烫手。活着的人逐渐多起来，饥荒和干旱逐渐成了旧事，但问饭的习惯，至少坚持了七八十年。

有人成了事件里的小人物，有人成了权限的执掌者，有人始终在田间走不出来。甘肃的土地里究竟藏了多少这样的碎骨，无人细数清楚。后来史书字句再硬，也盖不过剩下的家园冷风。也许，尘埃落定，结局就在晚饭一碗陈面里。

现实里，饥饿与记忆，从未真正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