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克哈特：一个离家的人

德国科隆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博士，现任阳明大学人文与社会教育中心专任副教授，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所）兼任副教授，学术研究兴趣主要在于欧洲艺术史、宗教史、文化史跨领域研究。

最先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一书登场的历史人物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这位被布克哈特评为“以近现代人之姿登上王位的第一人”生平最独特的事迹就是放弃德意志王位，在基督教深深扎根欧洲的时刻，独自在意大利西西里岛打造一个积极与异教文明对话的王国。因为离家，腓特烈二世挣脱了传统封建势力对君王政权的牵制，看到了无限的可能，也学会在穆斯林环伺的处境里，拥有审慎客观面对广大世界变迁的能力。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真正开启意大利文艺复兴精神的文化巨擘却非但丁莫属。但丁也是一个离家的人。布克哈特在本书第一次提到但丁时便说：

1300年佛罗伦斯政治斗争最大的牺牲者就是文豪但丁。这位政治家真是在故乡加给他的磨难与放逐里成熟起来的！他透过坚毅不屈的诗句，表达对佛罗伦斯政坛不断更改典章制度的嘲讽。这些诗句日后都成为大家讥讽类似政治乱象最爱引用的句子。但丁以既批判又渴慕的语气写了许多给故乡的诗文，深深打动佛罗伦斯人的心。但他的思考格局其实远超过意大利以及整个世界的局限。

离家，不一定出于心甘情愿，却可能因此让一个人打造出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有了新的眼光，更宽阔的人生体悟，以及可以独力在异乡生活的自信，部分怀乡的恋慕也会转化为在自己心灵建构出一个无可挪移的精神上的故乡，一如布氏观察但丁一生漂泊异乡所下的结论：

他不时以各种不同表现形式说出历经许多伤痛后内心深深的醒觉：地理的家乡之外，在文学创作以及自我文化内涵的提升上，还有新的精神故乡，这是谁都无法从他身上夺走的。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出身瑞士巴塞尔望族，在柏林大学跟随当时德意志最有学术声望的学者研读历史与艺术史，是西洋史上第一位将文化史与艺术史结合起来研究的伟大史家，也是奠定现代学术文艺复兴研究的开山祖师。在经历欧洲十九世纪急遽变动的历史环境和政治与宗教对立带来的不安后，布氏深切体认到“个人主体意识醒觉”及公民社会应致力于优质文化艺术建立的重要，因此借着“文艺复兴”这个概念，力倡尊重个人主体性与文化创造主体性的价值观。面对德意志军国主义日益猖獗，布克哈特一生淡泊，以巴塞尔大学历史系教授一职终身奉献在家乡同胞的文化史与艺术史教育上，希望借此提升同胞认知思考的素质，使之具有高尚能力共同营造优质公民社会。德国哲学家尼采曾亲笔致函，称他为“最伟大的老师”；著名的荷兰文化史家贺伊清哈亦高度肯定布氏是“十九世纪最有智慧的心灵”。

布克哈特本人也是一个离家的人，作为瑞士巴塞尔（Basel）地位最崇高牧师的长子，从他与父亲同名便可看出父亲对这个儿子独特的情感与寄望，布克哈特却在21岁时毅然决定放弃研读神学，改为前往创校不到三十年的柏林大学攻读历史，自此展开他离家的生命历程。

离家之前，布克哈特原遵从父命安排，于1837年进入瑞士巴塞尔大学修读神学。布克哈特家族是巴塞尔的世家望族，自1520年起便定居于此；十七世纪起，逐渐以成功的丝织贸易发展为巴塞尔重要的家族，布克哈特的祖父、父亲均为相当有名望的牧师；祖父约翰·布克哈特为巴塞尔彼得教会之驻堂牧师；父亲自1838年起更担任巴塞尔大教堂的主任牧师长达二十年。布克哈特的父亲于1858年过世时，便安葬在大教堂内，成为最后一位安葬在这座大教堂庭院的主任牧师。然而，就在父亲神职生涯达到颠峰之际，布克哈特却清楚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继承父业走上牧会这条路，因为他内心深处对超自然宗教经验与抽象的教义并没有坚实的领受。

尽管学业与人生面临重大转折，对自幼领受的宗教信仰也开始萌发格格不入的质疑，布氏心里深知，他之所以选择转学与离家，其实都是因为在巴塞尔大学接受的神学教育里，他年轻的生命受到彻底而强烈的撼动。在他晚年（根据当时瑞士人的习惯）为自己葬礼所写的《生平自叙》里布氏特别提到：

笔者此生对曾经跟随德韦特与哈根巴赫这几位老师研读过神学这件事从未感到后悔、或觉得浪费光阴；反之，笔者觉得这是通向学问之路前最难能可贵的准备工作。

德韦特出身牧师家庭，中学时期受教于德意志浪漫主义健将赫德门下，是十九世纪德意志圣经批判的重要代表。德韦特本来在柏林大学神学系任教，因为对“学生联合会”成员桑德在1819年3月行刺一位反对学生运动的喜剧作家寇泽布耶被处死表示同情，写信安慰桑德之母，而遭到普鲁士政府解职。失业赋闲三年后，自1822年起，德韦特受聘任教巴塞尔大学神学系，后来还五次被选为巴塞尔大学校长，力图将这个暮气沉沉的大学塑造为具有崇高学术声望的名校。由于收容了普鲁士官方眼中的异议分子，巴塞尔大学自此成为普鲁士政府敌视的对象。1824年，普王下令禁止臣民前往巴塞尔大学就读。

德韦特的神学成就之所以受到布氏终身肯定，与他跳脱传统神学难以捉摸的玄思，企图以康德哲学强调的“理性”为基础，将神学建立在“人本”（相对于“神本”）的观点上密切相关。正如二十世纪重要的神学家卡尔·巴特在《十九世纪新教神学》一书所言，德韦特企图从“人学”的角度重新建立神学的基础。换言之，德韦特主张以历史批判法来解经，将《圣经》的记载置于历史时空下来理解。在这样的思维下，“历史上的以色列民族史”与“历史上的耶稣”成为《圣经》研究主要关切的问题，而凡是人的理性、人世的经验无法理解、诠释不通的《圣经》记载与超自然宗教经验都不包含在具有学术水准的神学讨论中。在圣经研究上，德韦特相当重要的贡献便是澄明过去被认为是“摩西五经”之一的《旧约·申命记》并非出自摩西之手，而是在犹太国王约西亚就任初期才成书，其主要功能是作为仪典书与律法书之用。

上帝的启示是透过人的理性来认知，而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是透过人所处的历史背景来理解——从德韦特的角度来看，只有人的认知能力可以经验到的、经得起学术理性验证的圣经诠释，才能跳脱千百年来教会与文化传统任循己意不断层累的解经迷障与不敢反抗教会权威的错误解释。德韦特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如同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徒“唯圣经是从”的信念一样，都是在教会传统威权的执迷与顽固中，力主重返《圣经》原始教义的蓄力改革。

具有这般高度批判性格的解经方式并非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基督徒都可以接受。有趣的是，在布克哈特接受德韦特教导前，布氏自己的父亲便曾在海德堡大学短期跟过当时只是年轻讲师的德韦特学习过，却完全无法接受这样崭新的研究观点。在给父亲的家书上，老布克哈特写道：

德韦特开设“旧约导论”的演讲课，他的研究方向完全是自己独创的。例如，他认为摩西五经并非出自摩西之手，而圣经里宣称出自所罗门王笔下的经文也非所罗门所写。摩西、大卫、所罗门都只是集合代称，只要精神内涵相仿，著述者便将这些人的时代所成就的事都归在他们名下。此外，他并不认为他们都是历史上实存过的人物。他认为约拿只是一个用来作为宗教教化用的神话人物。

相对于自己父亲无法认同德韦特大胆的质疑与批判，所以当年没多久就离开这位年轻讲师的课堂，布克哈特却在德韦特影响下，经历了生命最关键的改变。1838年8月28日他写给好友瑞根巴赫的信上，谈到自己对基督信仰态度的大转折：

就我目前所坚信的——如果我能这么称呼这些东西——我这辈子是无法心安理得当个牧师，至少从我目前对所谓“神的启示”之体悟来看，这在短时间内也不会有所改变。〔……〕德韦特讲述的神学诠释系统对我的影响日益强烈，我完全被他的说法说服，只能相信他这样诠释是对的。如此一来，过去教会教给我的信念便一天一天随着他的教导解体。今天我终于明白，对德韦特而言，基督降生说穿了只是一个神话，我也接受他的看法。

与其说布氏完全被德韦特的历史批判神学慑服，不如说德韦特带领他走向信仰的不确定之地——一个布氏从未亲历的未知之境。布氏决定靠自己的力量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以及重新定位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不论结果为何。这样独立空茫的心境正如他四年后对自己身处的十九世纪所作的深刻剖析：

上世纪末全盘否定了过去传统对国家、教会、艺术与生活的认知，这样的变动在思想敏锐的人心中或多或少激起了（或说得更明确：启发了）无可限量对外在世界客观认知的觉醒，以致于任何想让过去那些经不起时代考验的旧把戏重新死灰复燃的努力都成为徒劳无功。〔……〕从各方面来看，十九世纪真是像一张完全抹去旧迹的白板那样全新开始。

这样的转折，与其说是布氏个人的，不如说是不少十九世纪牧师之子或与教会关系深厚家庭的子嗣都经历过的信仰危机，只看他们愿不愿意公开诚实面对而已。而这些来自信仰色彩浓厚家庭的青年作为近现代学术文化反对教会传统的先锋，更是十九世纪学术史、文化史的一大特色；力主历史批判解经的德韦特，强调近现代文化是从教会束缚解放出来的布克哈特、与宣布上帝死亡的尼采都是牧师之子，而俄国著名的文学家托尔斯泰则在1901年与东正教彻底决裂，被教会解除教籍。当然，使当时情况雪上加霜的，还有宣称进化论的达尔文与主张“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马克思。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一直要等到宗教心理学、比较宗教学、宗教社会学、人类学等新式研究学问兴起，西方知识界与基督教的裂痕才摆脱康德的理性主义以及十九世纪大行其道的科学主义之羁绊，重新找到能够进一步讲通的基础。

1839年秋，布克哈特转学到柏林大学，改读历史。如同布氏晚年对好友普瑞所说，这个转折主要是出于职业良知的考量：

我曾兴致高昂地主修过四学期的神学，但后来发现我的信仰内涵无法支撑我日后站上讲道坛，所以我转行念历史。

柏林大学是十九世纪初德意志人追求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学术堡垒。建校原因正是因为普鲁士眼见刚称帝没多久的拿破仑开始强力介入德意志地区的政治权力运作，又于1806年6月解散存在八百多年的“神圣罗马帝国”，转眼间德意志主体性似乎就要崩溃无存。在这样危急存亡之秋的历史情境下，知识分子于是兴起“以法为师”的改革运动，希望将德意志建立成一个充满启蒙主义色彩的主权国家。1810年，柏林大学便在当时著名的新人文主义学者以及重量级政治家威廉·洪堡主导下创校，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便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名校。当布氏前往就读时，柏林大学有2000名学生；相较之下，布氏原来就读的巴塞尔大学只有50-60名学生。

所谓“新人文主义”主要是在柏林大学创校校长威廉·洪堡引领下所倡导出来的新文化论述，而对法国大革命后欧洲人民经历的恐怖血腥与社会动乱，德意志启蒙思潮的拥护者开始严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带领德意志社会朝向更理性、更文明方向发展的道路？对威廉·洪堡而言，国家本身不应单独成为追求的目标，国家主义之值得奋力争取与维护，乃是为了维护个人以及文化的独立自主性，相对于法国人希望透过政治革命的方式立即解放封建传统的桎梏，德意志“新人文主义”强调透过文化教养培养个人独立自主的心灵，希望借此达到逐步转化社会体质的终极目标，由于强调独立自主的个人心灵，新人文主义者在十八世纪中叶著名的艺术史学者温克尔曼对古希腊文化的阐述里找到许多灵感与启发，古希腊城邦的生活方式、文化典范成为“新人文主义”大力宣扬的理想。为了达成此教育理想，威廉·洪堡积极推动“新人文主义中学”的成立，这种新式中学不以实用的职业训练为尚，而是加强学生古希腊文与拉丁文的语文教育，希望学生扎实掌握古典语文后，能自在漫游于欧洲古典文化传统的薰陶，借此培养出健康自主的个人主体意识，并以追求自我生命实现为个体存在的目标。

在柏林，布氏跟随的历史学名师包括兰克与多义森，这两位名师也像布氏一样出身牧师家庭，在走上史学研究之路前，都主修过神学。布氏形容亲聆柏林大学名师的教导“让我睁大了双眼〔……〕我下定决心，此生要全心奉献学术，也许不惜牺牲享受家庭的幸福”。在上述的名师中，又以兰克给他的震撼最大，兰克在当时被视为史学奇才，二十九岁出版的处女作《1494至1514年拉丁民族与日耳曼民族史》打响了他在德意志史学界的名号；隔年（1825）便以三十岁英年受聘为柏林大学教授；1841年又被赐封为“普鲁士王室御封史家”，1865年正式被普鲁士王室封为贵族。兰克一生写出54本书，真可称得上著作等身。

兰克的史学观与基督新教的神学息息相关，主张从人类历史纷杂多元的发展体察上帝造人的深邃意旨。他认为史学研究不应带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应以追求不偏不倚的“真相”、“真实”为尚，否则无法明了上帝引领人类历史的用心。正如他在其名著《宗教改革时代的德意志历史》一书前言开宗明义写道：“真理只有一个”，历史学者的任务亦如传道的牧师一般，都应超越一己好恶，在错综复杂的人世现象里潜深幽微地思寻、阐明上帝的真理，如他在1873年5月25日写给长子兰克（Otto von Ranke）的信上所言：

史学研究与著述的职志只有牧师从事的工作可与之相提并论，这两项工作都必须认真面对、处理尘俗中的人与事。

如此深切地将历史研究放在神学思维的架构下来探索，认为上帝的意旨在冥冥之中牵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其实事柏林大学创校的主流思潮，包括在哲学系任教的黑格尔与费希特、在神学系任教的史莱尔玛赫、以及在历史系任教的多义森也都是从基督新教神学观点出发来思考历史研究的本质问题。而在此风气影响下所衍生出来的新的史学方法论或文献史料研究法，基本上也是希望借由不带个人偏见的“客观”学术研究方法，更深入了解、彰显上帝不受人性私念影响的旨意在世间的作为。

从另一方面来看，兰克史学之所以强调“可证的真实”，也与柏林大学历史系希望将史学研究独立成为正式研究学问密切相关，过去在德意志地区的大学里，历史学被视为神学的“辅助学科”；然而，随着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意志地区“历史主义”风潮兴起，历史学开始想要取代神学，成为解释人类文化发展进程的主要学问。就当时的学术认知而言，历史学若想成为独立自主的学问，便要拥有一套经得起“客观”验证的研究方法论。因此兰克承袭其师倪布尔之遗绪，特别强调历史学与语言学的关联。当然，如此绝对化历史研究可以获致的学术客观性，似乎有意无意地将史学研究视为另一种宗教；就像科学主义对宗教超自然现象的绝对否认，其实也在不自觉当中将自己高举为另一种宗教——万事万物必须归于可验证的科学通则才能称为“知识”。当时的学术之所以会走上如此乐观“信仰”知识绝对客观化的可能，与当时知识分子不愿再亦步亦趋跟从教会传统权威与教会极力捍卫的“正统教义”，因此转而高举学术、科学的大旗，以作为趋近至高真理的“可靠”凭依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除了历史学名师的启发外，布氏到柏林大学就读时始料未所及的丰富收获，是接触了当时才正萌芽的艺术史。1822-1830年著名的建筑师旬克尔在柏林大学附近兴建了国立古典美术馆。该馆一开始便收藏了九百幅名画，并以完全免费的方式提供民众自由参观学习，这里也就成为布氏上课、读书之余常来的地方。有好的美术馆，布氏又幸运遇上一流良师库格勒，由于年纪差距不大，两人终生缔结了亦师亦友的情谊。布氏对库格勒的感念清楚表现于他第一本有关意大利艺术史的专著《意大利艺术鉴赏导览》的“献辞”：

我希望将这本书献给你，因为在柏林四年的求学生涯里，你将我视为自己的孩子般接待，也将重要的工作交给我来处理；此外，我更要感谢从你那儿接受到我所拥有最好的薰陶与教育。但是借着这篇献辞我最想表达对以下美好记忆的感念——在夏天的飞沙与阴雨濛濛的冬雨冬雪里，我们常常一齐悠闲地散步。

1834年春天，学术思维逐渐迈向成熟的布克哈特要准备回家了。回家前，他写给好友金克尔一封信，提到自己这一生的志念：

我默默许下心愿：此生将以清晰易读的文笔来从事历史著述，并且宁可为对历史感兴趣的人来写；而非写一些枯燥，只求史实完备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