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兴衰史】第一回 曹魏大权旁落，司马氏专擅朝政

西晋王朝的建立者司马炎（236–290年），并未动用军队，而是通过所谓的“禅让”方式，从曹魏政权手中和平接管了天下。然而，这一看似轻而易举的权力交接，实则建立在他家族数十年精心布局的基础之上。他的祖父司马懿（179–251年）、伯父司马师（208–255年）以及父亲司马昭（211–265年）三代人长期谋划、逐步掌控朝政，才最终为司马炎铺平了称帝之路。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曹操（155–220年）在混战中逐渐统一了北方。司马懿出身于河内郡温县（今河南温县一带），家族世代为官，是当地著名的士族。公元201年（建安六年），时任司空的曹操征召司马懿出仕。然而，司马懿对曹操尚存疑虑，既不愿轻易投靠，又不敢公然推辞，便以患有风痹、半身不遂为由，谎称病重无法任职。

曹操对此心生怀疑，暗中派人夜间潜入司马懿家中探查。司马懿事先得到消息，整日整夜躺在床榻上一动不动。探子从门缝窥视，只见家人忙碌往来，唯独司马懿僵卧在床，毫无动静，仿佛真已瘫痪。此人回报曹操后，征召之事便暂时作罢。

一次，司马懿见家中藏书受潮发霉，便命人将书籍搬到院中晾晒。忽然天色骤变，暴雨突至。他情急之下，翻身跃起抢收书籍，全然忘了自己正在装病。这一幕恰巧被一名婢女目睹。他的妻子张春华担心秘密泄露会招来杀身之祸，当机立断，亲手将那名婢女杀害，以绝后患。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曹操担任丞相后，逐渐听闻司马懿装病避仕的传闻，便派使者前去查探。他明确下令：若司马懿仍拒绝出仕，就直接将其逮捕。迫于压力，司马懿只得放弃隐忍，离开家乡，接受文学掾一职。

任职期间，司马懿亲眼见识了曹操卓越的军事谋略与强大的政治实力。他审时度势，转而积极施展才华，勤勉尽责，办事干练，深得曹操信任，不久便升任为掌管丞相府日常事务的主簿，地位日益显赫。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逝。其长子曹丕继任魏王。同年十月，汉献帝刘协被迫禅位于曹丕，曹丕登基称帝，是为魏文帝，正式建立魏国，开启三国时代新格局。

在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势下，曹丕频繁亲征，四处用兵。他委任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并加“录尚书事”之职，留守许昌，总揽朝政要务。这一职位权柄极重，司马懿却屡次推辞。

曹丕诚恳劝道：“此非虚名，实乃与我共担国事、分忧解难。”言辞中可见对其倚重之深。

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丕驾崩。临终前遗命由大将军曹真（曹操族人）与司马懿共同辅佐新君——魏明帝曹叡（ruì）。至太和五年（公元231年）曹真去世后，司马懿全面执掌魏国军权，统率大军，与东吴、蜀汉长期对峙。

面对蜀汉诸葛亮这位智计超群的对手，司马懿从容应对，二人堪称势均力敌；而东吴孙权更是对司马懿心存忌惮，曾评价道：“司马懿用兵如神，变化莫测，所向披靡，实乃劲敌。”

公元237年，即魏明帝景初元年七月，盘踞辽东（今辽宁西部大凌河流域中游一带）的军阀公孙渊起兵反叛曹魏，自立为燕王，建立割据政权。次年，魏廷派遣司马懿率大军出征，号称兵力达四十万。此次远征路途艰险，战事激烈，最终司马懿成功平定辽东之乱。

到了239年正月，他得胜回朝，正缓缓率军南归，途经河内郡（今河南沁阳）时，突遇朝廷派出的紧急驿使，命其火速返京。

司马懿立即快马疾驰，直抵洛阳宫城。此时魏明帝曹叡病情已至弥留，听闻司马懿赶到，强撑病体召见，握着他的手说道：“今日得见卿面，再无遗憾。我病势沉重，唯有托付后事于你。望你与曹爽同心协力，辅佐幼主。”话音未落，当日便驾崩。继位的是年仅八岁的皇子曹芳（232–274年），由大将曹爽与重臣司马懿共同辅政。

初期，二人地位相当，同为侍中，皆掌“都督中外诸军事”，并录尚书事，各领三千兵马，轮流负责皇宫宿卫，共理朝政。

然而局势很快发生变化。何晏、邓飏、丁谧、毕轨等人本是当时颇具声望的名士，却在魏明帝在位时未被重用。魏明帝一去世，曹爽迅速提拔他们为心腹亲信。这些人也极力鼓动曹爽集中权力，削弱司马懿的影响。经过密谋策划，朝廷很快发布诏令，升司马懿为太傅——虽位高尊显，实则被架空了决策权。

与此同时，何晏、邓飏、丁谧被任命为尚书，掌控中枢政务；毕轨出任司隶校尉，负责京畿地区的监察与治安。曹爽的几个弟弟也被安插要职：有的统领禁军，掌握武力；有的以列侯身份常伴皇帝左右。至此，曹爽集团几乎全面掌控了军政大权，司马懿暂时退居幕后。

起初，曹爽对司马懿十分敬重，视如父辈，无论大事小事都常向他请教。但自从邓飏、丁谧等人掌权后，虽然表面上仍维持礼数，可在实际政务中却不再征求司马懿的意见，二人之间的裂痕也逐渐加深。

魏帝曹芳即位第八年（公元247年）五月，司马懿终于按捺不住，以年老体衰、卧病在床为由，公开退出朝政，实则暗中积蓄力量，静待时机。曹爽听闻司马懿重病，心生疑虑，便派即将赴任荆州刺史的李胜借辞行之名，前去探查虚实。

司马懿早有准备。他倚坐在床头，气息微弱，屋内弥漫着浓重的药味。李胜自称将回“荆州”上任，司马懿故意听错，误作“并州”，还喃喃回应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侍女递来外衣，他双手颤抖，连抓都抓不住，衣服落地；喂食粥汤时，他又吞咽困难，汤水顺着嘴角流到胸前，狼狈不堪。临别之际，他还语重心长地托付李胜，请他日后多多照拂自己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

这场装病大戏演得惟妙惟肖，李胜回去后信誓旦旦地报告：“司马公已形同枯木，离死不远了！”何晏、丁谧等人闻讯大喜，从此更加肆无忌惮地把持朝政，曹爽本人也愈发志得意满。

而司马懿却在暗中筹划一场惊天逆转，意图一举夺回大权。此事极为机密，仅与长子司马师秘密商议。直到政变前夜，才告知次子司马昭。

当夜，司马懿特意让随从去查看两兄弟的睡眠情况。随从回报说：“大公子睡得很沉；二公子似有心事，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风起于青萍之末，一场巨变已在无声中悄然酝酿。

公元249年，魏国嘉平元年正月初六清晨，曹爽依照既定计划，陪同年少的魏帝曹芳前往洛阳城南约九十里的高平陵——魏明帝的陵寝所在地，进行例行祭祀。这一行程早已安排妥当，却正中司马懿下怀。

就在曹爽一行离开都城之际，司马懿果断出手。他以皇太后名义发布诏令，迅速在洛阳城内发动政变。此前由其长子司马师秘密豢养的三千名死士，如破土而出，瞬间集结响应。

叛军迅速控制局势：紧闭四面城门，夺取武库，接管原属曹爽兄弟掌控的军营与禁军防务。

随后，司马懿亲率主力部队出宣阳门，驻扎于洛水浮桥畔，兵锋直指远在郊外的曹爽，形成强大军事威慑。

消息传至高平陵，曹爽犹如遭逢霹雳，震惊失措，仿佛坠入万丈冰渊。不久，司马懿递上奏章，呈送魏帝曹芳，其中痛斥曹爽专权乱政，请求罢免其一切职务。曹爽先行拆阅，因惧怕而不敢转呈年仅十六岁的皇帝，内心惶恐，进退维谷。其部下紧急征调附近屯田士兵数千人，伐木筑垒，仓促布防，试图负隅顽抗。

然而，司马懿接连派遣使者劝降，并指着洛水庄严起誓，承诺只要曹爽交出兵权，便可保其富贵安逸，性命无忧。

此时，大司农桓范——曹爽同乡兼重要谋士，冒着风险突围出城，奔赴曹爽阵营。此人素有“智囊”之称，他的到来令司马懿略感忧虑。得知消息后，司马懿不禁对太尉蒋济叹道：“智囊已去彼方，该如何是好？”

蒋济却淡然一笑：“曹爽不过贪恋家财之庸才，如同劣马只顾槽粮。即便桓范献上良策，他也优柔寡断，绝难决断施行。”

蒋济的担忧终究成了现实。桓范见到曹爽萎靡不振的样子，心急如焚，竭力劝他振作起来，与司马懿决一死战。他力主曹爽挟持魏帝曹芳前往许昌，凭借天子之名召集各地兵马勤王。桓范还强调，自己随身携带着大司农的印信，足以迅速调运大量军粮，保障后勤无忧。从夜深直至五更，他苦口婆心劝说不止，几乎声嘶力竭。

然而，被司马懿气势震慑的曹爽早已六神无主，始终提不起反抗的勇气。当远处传来第一声鸡鸣，天色微明之际，他终于将佩刀掷于地上，长叹道：“司马懿所图不过兵权而已。我交出军权，以列侯身份归家养老，依旧能安享富贵，他还能奈我何？”

桓范听罢，悲愤难抑，放声痛哭：“曹子丹（曹真字）英武一世，怎么竟生下你这般愚钝如畜的儿子！我们这些人注定要被你连累，满门抄斩啊！”

此后，曹爽交出权力，回到府邸，随即被软禁监视。起初，司马懿还假意派人送去一百斛大米，另附干肉、大豆等物，表面上维持体面，实则断其外援。曹爽误以为尚有转机，仍幻想着有朝一日能重获自由。

但没过多久，曾与曹爽关系密切的宦官张当被捕。在严刑逼供之下，张当招供称曹爽等人密谋于三月起兵反叛。以此为由，司马懿立即下令大举抓捕。曹爽及其兄弟，连同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桓范，以及此前奉命探病的荆州刺史李胜等人尽数落网。他们与张当一同被处死，并夷灭三族，已出嫁的女眷亦未能幸免，皆被株连处决。

自此，曹魏的军政大权彻底落入司马懿之手，魏帝曹芳形同傀儡，唯命是从。司马氏专权的局面由此确立，魏室江山名存实亡。

两年后，太尉王凌与其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密谋于淮南，图谋拥立楚王曹彪为帝，意图另立朝廷。然而密谋泄露，事情败露。起初，司马懿竟下达赦免令，使王凌误以为危机已解，可以安然无事。不料司马懿亲率大军突然南下，兵临城下，王凌措手不及，只得束手就擒。

随后，六百名步骑兵押送王凌前往洛阳。临行之际，王凌心存侥幸，命人向司马懿索要几枚棺材钉，以试探生死。当棺材钉送到他面前时，他顿时明白：司马懿早已决意处死自己。绝望之下，王凌在途中服毒自尽。

此案牵连极广，凡有涉者皆被处死，并夷灭三族。即便已病故的令狐愚也未能幸免，其尸身被从坟墓中掘出，暴尸三日。楚王曹彪亦被逼自尽，宗室威严扫地。

公元251年（魏嘉平三年）八月，七十三岁的司马懿病逝。其长子司马师继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继续执掌朝政。

司马懿死后葬于首阳山南麓（今洛阳故城东十里）。后来其孙司马炎建立晋朝，追尊此地为“高原陵”。早年曹魏曾明令禁止子孙谒陵扫墓，而司马懿正是利用曹爽陪同魏帝曹芳违规祭拜高平陵之机，发动政变，夺取大权。他深知陵墓谒拜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临终前严令：不得修坟、不准植树、亲属不得合葬，更严禁后代谒陵。

司马氏子孙恪守这一祖训，导致晋朝历代帝王陵墓均隐于荒野，毫无标识，直至今日仍未被考古发现，成为千古之谜。

与此同时，司马懿生前已将曹魏宗室集中迁居洛阳城内，严加监控，禁止彼此往来，限制出入自由。虽再难出现第二个“曹彪”，但不满司马氏专权的“王凌”式人物却接连涌现，反抗暗流从未停息。

司马师掌权期间，魏国皇帝曹芳早已成年。早前在司马懿执政时，曹芳尚且年幼，由权臣辅政尚可理解。然而到了司马师主政之时，即便皇帝已具备亲政能力，仍被完全架空，形同傀儡，这令曹芳难以忍受。

公元255年，时年二十三岁的曹芳暗中联合中书令李丰、皇后之父光禄大夫张缉等人，密谋铲除司马师，拟以德高望重的太常夏侯玄取而代之。夏侯玄不仅声望卓著，出身显赫——其父夏侯尚为魏国开国功臣，母亲更是曹爽的姑母，血缘上亦与皇室紧密相连。可惜密谋泄露，计划败露。司马师迅速出手，将李丰、张缉、夏侯玄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尽数诛杀并夷灭三族。曹芳也因此事被废黜帝位，改立年仅十四岁的宗室子弟曹髦为新帝。

次年，镇守淮南的镇东将军毌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于寿春起兵，集结六万大军渡淮水西进，公开讨伐司马师“专权乱政”。司马师亲率十余万步骑迎击，双方在乐嘉（今河南项城西北）对峙。战事中，文钦之子文鸯年仅十八，骁勇非凡，率部夜袭敌营，猛冲司马师大帐。当时司马师眼部刚动过手术，生有瘤疾，突遭惊吓，竟致眼珠崩出眶外。

剧痛之下，司马师强忍不发，唯恐动摇军心，只得用被子蒙头，咬破被褥以忍痛楚，其状惨烈。虽最终凭借兵力优势击溃叛军，但此战后其病情急剧恶化。

不久，司马师病逝于班师途中，卒于许昌，终年四十八岁。而毌丘俭兵败被杀，家族遭诛；文钦父子则逃往东吴避难。

司马师去世后，其弟司马昭接掌大权，被任命为大将军，总揽朝政事务。自此，朝廷一切决策皆需经他首肯方可施行，权力之重已凌驾于君主之上。此时，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因早年与夏侯玄、邓飏等人交好，目睹曹魏宗室势力日渐衰微，深知自己终将难逃司马氏的清算。于是，在公元257年（魏甘露二年）五月，他集结淮南、淮北地区的屯田士兵十余万人，联合东吴，起兵反叛。

司马昭迅速调集二十六万大军南下平乱。战事持续至次年正月，诸葛诞兵败身亡，家族亦遭株连三族。此前，王凌、毌丘俭已在淮南先后举兵反抗司马氏统治，如今诸葛诞再起兵戈，三人接连发起的三次抗争，被后世合称为“淮南三叛”。

与此同时，魏帝曹髦逐渐成年，眼见司马昭专权日盛，效忠皇室的大臣日益稀少，江山社稷摇摇欲坠，内心愤懑难平。他常常独自一人在宫中的凌云台徘徊沉思，频频叹息，忧心国运。

凌云台始建于魏文帝曹丕时期，原为帝王避暑之所。至魏明帝曹叡时，又增建诸多殿宇楼阁，并在台上修筑一座高耸入云的小楼。此楼设计精巧，随风轻颤，仿佛随时可能倾覆。一次，明帝登楼俯瞰洛阳城景，见楼宇晃动，心生惧意，命人以巨木支撑固定。岂料此举反而破坏了原有的力学平衡，某夜狂风骤起，楼体因受力不均而轰然倒塌。

明帝并未因此放弃，转而下令建造更高的“凌霄观”。新观建成后，登临其上，隐约可望见洛阳东北约五十里外的孟津渡口。

然而施工时却出现疏漏——匾额尚未题字便已被钉上墙。情急之下，召来擅长榜书大字的侍中韦诞救场。工匠将他置于竹筐之中，用绳索缓缓吊至高空书写。据传，匾额距地高达二十五丈，韦诞身处半空，脚下无根，笔墨之间全凭胆识与技艺。待他平安落地，早已冷汗浸透衣衫，面颊消瘦，须发尽白。

经历此事后，韦诞立下家训，严禁子孙研习楷书大字，唯恐他们重蹈自己当年的惊险命运。

曹髦心中愁云密布，思绪如乱麻。他望着宫阙高耸的凌云台，不禁感慨自己的命运仿佛那风雨中摇曳的危楼，不知何时便会轰然倾塌。他多想拥有扭转乾坤之力，挽救日渐衰微的曹魏皇室于将倾之际。然而环顾四周，连一个肯为皇权拼死效力之人都难寻觅，更遑论力挽狂澜的忠臣良将。

年方二十的曹髦深知，司马昭篡位之心早已昭然若揭，自己不过是被架空的傀儡皇帝，随时可能被废黜甚至杀害。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搏。于是，他决意孤注一掷，与司马昭做最后的生死较量。

公元260年（魏甘露五年）五月初七深夜，曹髦紧急下令召集宫中宿卫、宦官及侍从。无论老少，凡能行动者皆披甲执械，在凌云台下集结。夜色沉沉，众人低声私语，气氛紧张而压抑。有人抬头凝望凌云台在雨雾中的黑影，仿佛看见曹魏江山正随这巍峨楼宇一同走向崩塌。

曹髦随即召见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等近臣入宫，愤然宣告：“司马昭包藏祸心，天下皆知！我岂能束手就擒，坐视自己被废为庶人？今日我便亲率你们讨伐奸贼！”三人闻言大惊，跪地叩首，极力劝阻。他们深知，这位孤立无援的年轻君主，仅凭少数宫廷护卫去对抗权倾朝野的司马昭，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曹髦不为所动，从怀中取出早已拟好的讨伐诏书，掷于地上，厉声道：“吾志已决，天明即发！”恰逢天降细雨，寒意渗人。

有臣子建议暂缓行动，择日再举，曹髦却怒目喝道：“士可忍，孰不可忍！就在今日，决不再拖！”雨声淅沥，映衬着他悲壮而决绝的身影，一场注定失败的反抗，即将在黎明前展开。

转眼之间，王沈和王业已不见踪影，有人看见他们悄悄溜出宫外。曹髦心知二人定是去向司马昭告密，顿时怒火中烧，再也按捺不住，拔剑在手，亲自率领随从侍从冲出皇宫，直奔相府而去，誓要讨伐逆臣。

行至半途，迎面遇上一支军队，为首的正是司马昭的心腹贾充（217–282）与成济。曹髦一见仇敌当前，立刻高举宝剑，厉声喝道：“司马昭图谋不轨，大逆不道！你们若敢助纣为虐，必将株连三族！”士兵们见皇帝亲临，气势凛然，纷纷胆寒，不由自主地放下了兵器。局势一度岌岌可危，倘若众人顺势倒戈，司马昭政权恐将顷刻瓦解。

成济见状慌了神，急忙转向贾充：“现在怎么办？怎么办？”

贾充眼神一冷，厉声呵斥：“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司马相国待你不薄，正为此刻而备，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成济仍迟疑地追问：“那……是抓，还是杀？”

贾充咬牙切齿，斩钉截铁地吼道：“杀！”

成济本就是司马昭麾下悍将，性格粗莽果决，一听此令，立即挺起长矛，直扑曹髦。曹髦尚未反应过来，锋利的矛尖已穿透胸膛，鲜血喷涌，当场殒命，一代帝王竟就此惨死于街头。

一道命令让局势瞬间逆转，贾充的果断行动很快传到了司马昭耳中。司马昭内心对他的忠诚铭记于心。抓住这个机会，司马昭进一步发难，不仅严厉斥责已故的曹髦，还迫使皇太后公开表态。面对压力，皇太后只得颁布诏书称：“曹髦生性暴戾，我屡次训诫都无济于事，反遭其怨恨。我曾多次向大将军司马昭提议废黜他，但大将军念其年幼，以为日后或可悔改。谁知他越长越悖逆，竟以弓箭直指宫中欲加害于我，箭矢落在我脚边；更图谋用毒药置我于死地。如此不孝之人，即便贬为庶民亦不为过，如今身死实属咎由自取。”

尽管司马昭通过皇太后的名义将曹髦定性为失德之君，但弑君之举终究难以被世人接受。朝中百官纷纷主张追究主谋责任，要求严惩贾充。司马昭深知贾充在政变中的关键作用，绝不能卸磨杀驴。迫于舆论压力，他只能牺牲直接动手的成济，将其处死，并诛灭其三族作为交代。

曹髦的遗体仅用一辆普通车运出城外，在洛阳西北三十里处的瀍涧旁草草掩埋。目睹堂堂天子竟落得如此结局，许多百姓无不唏嘘感慨。司马昭的叔父、太傅司马孚闻讯后，恳请太后按诸侯王的礼仪重新安葬曹髦，这才稍稍安抚了朝野不满的情绪。

随后，司马昭拥立年仅十五岁的常道乡公曹奂（246-302）继位为帝，一场政治危机就此平息。至此，司马昭权倾朝野，几乎等同于掌握帝位，称帝似乎只是时间问题。然而，仍有部分名士对此局面深感不满，冷眼旁观，以沉默表达着对司马氏专权的不认同。

曹魏末年，皇权日渐衰微，皇帝接连被废黜甚至遇害，政权更迭的阴影逐年加深，朝野上下弥漫着即将改朝换代的气息。许多有才德的名士对此深感痛心，却又畏惧司马氏专权下的政治高压，唯恐直言招祸。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在密友之间借酒抒怀，以醉避世。

其中，名士阮籍（210–263）素以性情孤傲著称。他极度反感那些道貌岸然、虚伪矫饰之徒，每逢此类人来访，便翻出白眼以示轻蔑；而遇到志趣相投、品行高洁之人，则目光清澈，青眼有加，流露出由衷的敬重。人们渐渐发现，透过他那一双“青白眼”，便可窥知其内心好恶。

公元254年，阮籍丧母，众多人士前往吊唁。当时任官职的嵇喜前去慰问，阮籍素知其热衷功名、俗气逼人，当即报以白眼，令嵇喜尴尬离去。嵇喜愤而归家，向弟弟嵇康诉说此事。

不料嵇康听后非但不怒，反而欣然一笑——他深知阮籍所厌者正是自己所鄙者，于是携琴提酒，径直登门拜访。阮籍见嵇康前来，顿时眼前一亮，青眼相待，二人一见如故，遂结为莫逆之交。

在此之前，嵇康与山涛（204–283）交情深厚，阮籍则常与王戎（234–305）往来密切。随着交往深入，向秀、刘伶以及阮籍的侄子阮咸也陆续加入。自255年起，这七位风骨卓然的文人雅士常常相聚于幽静竹林之中，携手漫步，纵情饮酒，清谈玄理，放达不羁。世人敬称他们为“竹林七贤”。

七人之中，尤以嵇康最为博学多才。他原籍沛国铚县（今安徽宿州西部），后隐居于山阳（今河南焦作东南）一处山谷。自幼聪颖过人，十五岁即作《游山九吟》，辞采华美，意境深远。当时的魏明帝读罢大为赞赏，称其文思精妙，特下诏召这位少年出任浔阳县令。不久，他又被征召入朝，担任中散大夫一职，因此后世常称其为“嵇中散”。

嵇康是魏晋时期一位才华横溢的奇才，集诗人、思想家、音乐家、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甚至精通打铁手艺。司马氏掌权后，他不愿同流合污，辞官归隐，常与好友向秀在树下打铁为生，自食其力。他品性高洁，淡泊名利，对趋炎附势的官场人物极为不屑。

一次，权贵钟会（225—264）听闻其名，特意前来拜访。钟会出身显赫，是相国钟繇之子，又深得大将军司马昭宠信，一向骄矜自负。然而当他登门时，嵇康却只顾专注打铁，视若无人。

钟会尴尬难堪，正欲愤然离去，嵇康这才淡淡开口：“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怀恨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两人自此结下怨隙。

嵇康所属的“竹林七贤”及其交游之士，皆崇尚清高，不慕荣利。他的兄长嵇喜热衷仕途，一心追求功名，因此被这群名士视为俗人，颇受轻视。嵇康有一位挚友吕安，来自东平（今山东东平），二人情谊深厚。每当思念嵇康，哪怕远隔千里，吕安也会跋山涉水前来相聚。

一次，吕安专程来访，恰逢嵇康外出。嵇喜出门相迎，吕安却不发一言，径直越过他。这时嵇康的孩子跑了出来，吕安向孩子要来笔墨，未等铺纸，便挥毫在门上写下大字，随即掷笔而去。嵇喜一看，是个“鳳”字（“凤”的繁体），欣喜若狂，以为这是赞誉自己如凤凰般高贵，连忙招呼邻里观赏这遒劲飘逸的书法，得意洋洋地炫耀。

旁边一位老者忍不住提醒：“您何不把这个字拆开看看？”

嵇喜思索良久仍不解其意。老者笑道：“‘鳳’字拆开，便是‘凡鸟’二字。”

嵇喜恍然大悟——原来吕安是在讽刺他不过是一只“凡鸟”，顿时羞怒交加，气得直跺脚。

此事不仅反映出当时名士间对清浊之分的执着，也凸显了嵇康等人孤高耿介的精神风貌。而这样一段轶事，也成为魏晋风度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页。

司马昭意图取代魏室、建立新朝，首要任务便是笼络人心。当时名士群体在社会上影响力巨大，其政治立场往往牵动朝野风向。若能令这些清流名士归顺，不再质疑其权威，便等于为篡位铺平了道路。因此，司马昭将目光投向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人集团，试图通过拉拢、分化等手段瓦解其独立姿态。

山涛（字巨源）与司马昭家族有些许姻亲关联——他的堂姑祖母正是司马昭的祖母山氏。凭借这层关系，司马昭多次延揽山涛入仕。

面对权势的不断施压，山涛最终应召出仕。司马昭还特意赏赐他二十万钱、二百斛谷物，以示恩宠。在山涛调任吏部选曹郎前夕，他向司马昭举荐嵇康接替自己的职位。此举却彻底激怒了嵇康。

嵇康随即写下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言辞激烈地表明心迹。他在信中自称不拘礼法、懒散成性，甚至月余不沐面；厌恶虚伪应酬，不愿卷入官场纷争。他向往的是寄情山水、听鸟观鱼、饮酒抚琴的闲适生活。若被迫为官，恐怕会“狂疾发作”，难以自持。他最后直言：你我并无深仇，望你莫要相逼，就此断交为宜。

表面看，这是与山涛割席断义，实则是一封公开的政治声明——明确拒绝与司马氏合作。

更令人侧目的是，嵇康在另一篇文章《卜疑》中大胆质疑主流价值观：“世人称颂商汤、周武以武力夺天下，赞周公辅政尽忠，推崇尧舜禅让之德，信奉孔子之道，但在我看來，这些都不过是粉饰虚伪的招牌罢了。”

这番言论无疑直刺司马昭的痛处。彼时司马昭正以“平定叛乱”标榜军功，以“忠臣辅主”塑造形象，并暗中筹备“禅让”大典，逐步取代魏帝。嵇康此语，无异于当众掴其耳光，动摇其合法性根基。

此外，嵇康的身份也令司马昭心生忌惮。他是曹操之孙沛王曹林的女婿，曾任职于曹魏旧臣体系。野心家钟会趁机进谗言：“嵇康本就心向曹氏，与我等并非同路人。当年毌丘俭起兵反叛，他曾有意响应，幸得山涛劝阻才未行动。”如此一说，更使司马昭对嵇康起了杀心。

嵇康曾在毌丘俭兵败被杀后，撰写《管蔡论》一文。表面看是在为西周时期的管叔、蔡叔翻案，实则借古讽今，暗中为毌丘俭申冤。他指出，世人常将管、蔡视为叛臣，但二人原本是周文王、周武王极为信赖的重臣；后来周公摄政，他们因怀疑周公有篡位之嫌而起兵讨伐。

嵇康进一步强调，当时对周公不满的大臣并非只有他们二人，因此他们的质疑与行动情有可原。此文影射现实，直指司马昭以“周公”自居却专权擅政，因而激怒了司马昭。

恰在此时，又发生了一桩牵连嵇康的事件：他的挚友吕安家中生变。吕安外出访友期间，其兄吕巽趁机奸污了弟媳。事后吕巽惧怕丑事败露，竟先发制人，反诬吕安殴打母亲，触犯“不孝”重罪。在当时，“不孝”属十恶重罪之一，足以判死刑。吕安性格刚烈，素有“踢倒昆仑、踏平泰山”的豪志，早已引起司马昭忌惮。司马昭借此机会将其逮捕，并流放边地，而吕巽则得以长期霸占弟媳。

嵇康得知此事后，义愤填膺，毅然出面为吕安作证，揭露真相。吕巽见势不妙，急忙求助于嵇康的政敌钟会。钟会趁机罗织罪名，诬陷嵇康“非毁孝道，败坏纲常”。司马昭遂以此为由将嵇康收押入狱。

嵇康博学多才，在太学中享有极高声望。消息传出后，数千名太学生群情激奋，纷纷前往监狱探视。有人送衣送食，有人愿代其受罚，甚至要求与他同囚。监狱外人潮涌动，秩序大乱。学生们还联名上书，请求释放嵇康，并希望他能出任太学博士，弘扬正道。

嵇康的言行触怒了司马昭，担心他继续存在会引发更多动荡，于是以“言论不羁、败坏礼教”之名将其处死。嵇康被押赴洛阳建春门外的刑场——位于东石桥南侧的马市，终年四十岁。

临刑之际，嵇康索来自己的琴，从容弹奏了一曲《广陵散》。亲友闻之，无不悲泣动容。嵇康却只是长叹一声道：“此曲乃昔日旅途中一位老者所授，他曾叮嘱我不得外传。如今我将离世，这曲子恐怕也要绝于人间了。”与此同时，吕安亦遭杀害。

嵇康死后，乡人将其归葬故里，墓地位于石弓山南麓（今安徽涡阳东北约三十公里处），至今仍有遗迹可寻。

司马昭此举，实为杀一儆百，意在震慑天下名士：是效法嵇康刚直不屈，还是追随山涛出仕顺从？自此，魏晋名士群体逐渐分化，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