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蒋经国暴跳如雷的小人物，让台湾情报部门蒙羞的“倪维乐事件”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中国大陆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困难并同时遭受着美苏两国的军事威胁，退守台湾岛的国民党伪政权又觉得自己“行”了，蒋介石又做起了“反攻大陆”的迷梦。

国民党伪政权在整军备战的同时，动用海空军力量加强了对大陆沿海地区的袭扰行动，还通过香港和澳门甚至直接用偷渡船向大陆沿海运送了大量的派遣特务，希望他们在大陆沿海地区潜伏下来后搜集有关大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情报。

但是由于大陆方面的严密布控，负责搜集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的那些派遣特务大多数刚进入大陆就被警惕性极高的解放军官兵、公安人员、民兵甚至人民群众擒获并迅速法办，基本上是有来无回。

60年代进行训练的民兵

相对的，负责搞大陆文化方面情报的特务的“境遇”要好得多，这些人大部分属于国民党中央辖属的“大陆工作委员会”和“海外工作委员会”，少数也有属于“心理作战总队”的。这些人几乎都有相当的文化素养水平，甚至有些人本身就是作家、记者、演员、编辑、教授之类的“文化人”，属于“自己演自己”的“本色出演”，再加上他们当中不少和大陆文化界的一些人士有亲戚、同窗、同门的关系，隐蔽性非常高，发现难度就非常大。

正在接受培训的台湾派遣特务

如一九六二年十月被我公安部门限令即期离境的黎光明，即是美国一所大学的中文教授；

又如一九六四年一月在杭州被捕的一个姓丁的特务，即是一个评剧演员，系大陆一位海内外闻名的戏剧表演艺术家的记名弟子。

据台湾特务机构出版的《六十年代特工工作回顾》一书称：当时在派往中国大陆执行任务的特工中，负责文化情报的人员成功率最高。

而且，这些人员大多都是台湾特务机关重金收买的“编外人员”（这些角儿没填表格，没办手续，更没接受过系统的特工训练，他们为台湾方面工作仅仅是因为内心将台湾伪政权认定为“母国”，出于一种朴素的“爱国热忱”），再加上他们大多原本就有在港、澳或者外国有合法居住权，即便被大陆公安部门抓获，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在“外交无小事”的紧箍咒外加“天然的统战价值”加成下，这些人最多关个三五年就被驱逐出境了事，而且台湾方面对这些人的落网也根本不心疼，咬死不承认和他们的关系就行了。

然而，就是因为这一批“文化口”的特务的成功率最高，而其它“口”的特务损失惨重，台湾特务机关在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压力下开始给这批人“加担子”、“上强度”，既然花了钱了，就要“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

于是，蒋介石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召集各特务机构头目开会，亲自训话，提出：“要教育派往大陆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必须抱着牺牲精神前往大陆，要不怕死，要敢死。人越不怕死则越不会死。这一点，请各位向派赴大陆的同志转告。”

60年代的蒋介石

“再则，光有不怕牺牲的精神还不够，我们的团体还须有严厉的纪律。要记住，要让部下搞清楚一点：派他们去大陆不是旅游，而是工作！”

会后，各特务机关都作出新规定：凡去中国大陆搞情报的，不许空手而回，无功而返！而且要打破情报种类的“隔阂”，不再泾渭分明，而是要求“跨界”，原本只负责搜集文化情报的特务必要的时候也要负责刺探其它方面的情报，否则就拿不到足额的赏钱。

这么一顿操作下来，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以前特务们送回来的情报经过筛选、汇总后送到所谓的“国家安全会议”时经常已经所剩无几了，换句话说这些情报实际上真正有用的并不多。可是“新规”上线后，送上来的情报质量明显提升了不少，因为这些情报不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级机构的文件以及领导人讲话稿，这些内容经过台湾特务机关的核实发现和中国大陆的报纸的报导以及外电报道所公布的同类情况相似度很高，根据情报分析师的分析，相似度大概能有六成到八成。

于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对此自然是欢喜不已，认为他们的“激励”起了作用，自然就是不吝重赏，于是那些侥幸完成“任务”返回台湾的特务就被台湾当局大肆赏赐表彰，授勋晋级，然后披红挂彩地到各单位宣讲其“英勇事迹”，以吸引更多的特务群起而效仿之。

蒋经国

直到1963年8月，翻车了！

在这个月，一个叫倪维乐的特工接到了上司的指派，从香港出发，潜入大陆搜集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情报。倪维乐时年33岁，祖籍韶关，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父母移居香港，1959年在九龙的“夜夜乐”娱乐城当服务员，在此期间被台湾特务机关相中发展为特务，曾经被送往台北接受短期的特务训练。

60年代的香港九龙地区街景

一个多月后，倪维乐回到了香港，向他的上司提交了四份“绝密文件”，分别是“中共中央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对新华社记者的内部讲话”、“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会会议纪要”，听这题目就足够唬人。

“大陆工作委员会”驻港机构头目见倪维乐一下子搞到了四份重要情报大喜过望，亲自召见了倪维乐，热情勉励了一番，然后亲自带了这四份“情报”飞往台湾邀功。

然而，这四份情报被台湾情报机构的“情报分析师”一鉴定，立刻就漏了馅——

因为这四份文件的内容语病连连，措词错误，破绽百出，几个情报分析师认为自己的智商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一位情报分析师之言：“中共如果真的启用这种水平的人起草文件，那么总裁就不用谈‘反攻大陆’了——用不了几年工夫，大陆将不攻自破！”

所以他们的结论是——这四份情报全都是西贝货。

作为台湾国民党伪政权情报机构的负责人，蒋经国在接到报告后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不相信这么严厉督促下有人敢用假情报来糊弄他，于是他将这四份情报亲自阅读了好几遍，发现情报的内容确实语法错误比比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文向来以措辞严谨著称，世界范围内都是有口皆碑的存在，而这四份“情报”极大可能都是假的！

到这里，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极大侮辱的蒋经国破防了，先是把带情报回台湾邀功请赏的“大陆工作委员会”驻港机构头目叫到自己跟前劈头盖脸地臭骂了一顿，另外还赏了好几个大耳撇子后询问情报的来源，当得知情报是一个叫倪维乐搞来的后马上下令把倪维乐抓到台北来，务必“让他说实话”。

于是，倪维乐于1963年9月27日以“述职”的名义被骗到台北，结果刚下飞机就被几个彪形大汉薅进一辆汽车，丢进了“美丽岛”，一顿直接继承自白公馆渣滓洞的“大记忆恢复术”才进行了第一项，倪维乐就说了实话。

原来，倪维乐在接到任务后根本就没有去内地执行任务，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内地公安机关的厉害，他不想去自投罗网，但是他当时已经拿了台湾方面三年多的钱了，上峰交下差使来，倘若他敢说个“不”字，他项上人头难保！

于是，倪维乐从上司这里领了经费和假身份证明后，向娱乐城老板请了假，然后躲在九龙郊区的一户农户家中，用大功率短波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以及美国之音、英国BBC等国外华语电台的播音。吩咐内地的亲戚给他邮寄内地的报纸和杂志，又时常去图书馆借阅有关介绍中国共产党及政府有关领导人的书籍杂志。然后根据这些收集到的信息通过自己的脑补炮制了“中共中央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对新华社记者的内部讲话”、“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会会议纪要”各一份。

在“大陆工作委员会”驻香港的秘密机构头目眼里倪维乐是去了“共区”执行任务去了，而实际上倪维乐就躲在九龙乡下编造假情报，空余时间还能招来个妓-女解决一下“生理问题”。一个多月后假情报炮制完毕后，倪维乐离开了乡下，将假情报交给上司——既不用去大陆送死，又能向上头交差，两全其美。

拿到倪维乐的口供后，蒋经国勃然大怒，当即大笔一挥，以“畏难不前，伪造情报，蒙骗党国”下令处决倪维乐，以儆效尤。

视察金门大担岛的蒋经国

处决了倪维乐后，本着“当你发现屋子里有一只蟑螂的时候，可能满屋子都已经是蟑螂了”的原则，蒋经国派人对“大陆工作委员会”的派遣特务的工作方式进行了一次暗访，结果让他目瞪口呆：原来倪维乐的例子果然不是个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

一般操作是这样的：

先翻阅大陆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及一些大区（如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中央西北局等）和省委的机关报。选出其中有关报道、文章，反复研读，然后按照中国大陆领导机关行文的格式起草“文件”。或者炮制某中央或政府领导人的内部讲话，然后重新以速记符号抄录后（通常用化学密写药水）再带回台湾。

之前的之所以没有被发现，是因为炮制这些假文件的特务都具有非常高的文化水平，有的甚至还是专职作家或者记者，写出一些可以糊弄蒋经国的假情报不算什么难事，更何况这里面也不全都是假的，毕竟还掺和了一些真的公开信息进去，所以能够屡屡骗过蒋经国手下的那帮情报分析师，还能骗过蒋经国本人。

倪维乐之所以露馅，是因为他的文化水平不够，只有初中程度，炮制中共中央的绝密文件对他来说属实是“超纲题”，没有这个能力晓得吗？

蒋经国心中虽然怒火中烧，但毕竟他也是个比较成熟的政客，不能被愤怒冲昏头脑，他没有选择清算这些胆敢欺骗“党国”的家伙，而是选择了“冷处理”，只是将“倪维乐事件”做成通报材料向下属各特务机构进行了传达，要求不得再有这种情况发生，如若再犯，严惩不贷。

“倪维乐事件”就这样虎头蛇尾地被揭过去了，但这却沉重的打击了众位派遣特务的“工作积极性”，以至于1963年以后台湾特务机构对大陆的“工作效率”断崖式下滑，直到80年代两岸关系缓和之前，都没有从大陆这边打开什么“新局面”。

今日的台湾特务机构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