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的贡献—青海土司大多是蒙古族，土族和蒙古族的渊源

青海西部的早晨不是新鲜的，河湟谷地的风落进土司旧宅还留着痕迹。土司这词，外头人听着像古旧传说，可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制度。看过《清史稿》里“土司六”那段，不免觉得有点浪漫，却更多是实际。中央授官，世代传递。十八家，名字念得顺口，但背后的故事没几个人能说全。

明洪武时，青海各族首领被册封为世袭指挥使、指挥同知、百户千户。有些被记进金书铁券里——比如李永蔚家那块，有点传奇，那句“除谋逆不宥外，其余…免死一次”，听着不太真实，却是真的！现实中，这种铁券全国只有一件金书的，南京博物馆朱书铁券都比不过。很多年后，还是学者们在西宁、乐都这些地方翻地找史料，把金券和宅基地串起来，才敢说，这些土司有地有民有兵。

曾经，祁家川、西李、东祁这些地，祁姓的人不少。祁星吉啥来头？明说是成吉思汗后裔，西宁本地人更愿意说那都是自己家亲人。蒙曼说故事方式，她不会只念族谱，她会一路跳着讲，先从互助的蒙古尔讲起，又凑到色楞格河、克尔伦河、巴尔忽真的唱腔里——家曲《唐德格玛》，唱第一句就是我们是蒙古可汗的子孙。啥意思？其实也没那么复杂，一代代传下来的，这些土族人自认是蒙古人本家。都说自己来自各处，从克尔伦到东乡，再到民和三川，谁能证实说法呢？青海土族和蒙古人的渊源，仔细一查，能找到成吉思汗西征留下的部队，还夹杂了沙陀、萨尔塔、色目人，中亚回鹘之类。信仰伊斯兰教的、又有些皈依佛教的，乱七八糟种族和信仰混在一起，才像西部真正的历史。

元末时，蒙古军留守河湟。明初不过几十年，蒙古帝国垮了，残余的部众归附，朝廷安置在交通不便的区域，土司之权慢慢滋长。真要说清楚，青海土族不是纯粹蒙古人——有些专家一口咬定必须是，民间又不认。他们与游牧蒙古族断了线，完全脱离文化联系，变成了新的民族。土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都是靠着河、沿着山，各自分开过日子。语言也变样子，从蒙古语分离开，但老话都在。历史里称他们土达子、土民，新中国时才定名“土族”。

明朝对土民的安排一向复杂。土官和流官一起治理地界，土汉参治制度流行。流官是朝廷外派，土官是当地世袭，功劳有分，有地就分，小地变大地，一来二去，自己的兵、民、辖地稳了。土官势力坐大，子孙世袭。清初再顺着世祖顺治年间，土司号纸、印敕相继发下，职衔也固定下来了。和今天的地方官不太一样，土司有封地有权，却不领俸禄。有些人以为这不公平？其实那时候当地贵族有自己的兵、自己的民，有时候比流官还厉害。清政“以流制土”原则，强行双轨制，流官土司一块管，并不是人人都服气。

你看东祁、西祁这些土司，乐都胜番沟、老鸦堡、赵家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来头。乐都祁氏源自蒙古族，祁家庄上下百户，兵员、民户分得清楚。阿土司、赵土司身份又不一样，世居地，归附的时机，大将功劳各不相同。土司不是都靠打仗，有的是因为有土地，有的是朝廷看重，有点像大户人家。乐都赵家庄赵土司本是甘肃岷州的藏族，明初归附授百户职，没什么开疆扩土的功绩，倒是土上规矩守得紧。

土司制度中，很多细节让人琢磨。比如祁族，明太祖朱元璋大气，赐姓祁。那会儿东祁土司，朵尔只失结率部移居河湟，被封为西宁卫指挥佥事。后来其子祁震袭职，祁姓由此相沿。族谱和政府档案记载又有不同，有的人家传说谱系传二十多世，有的人只相信十九人袭职。官方说法和民间说法总是对不上。统计起来，东祁土司从洪武六年起，传了558年，民间流传版本却有出入，能准确说清谱系的人很少。

青海土司最大特点就是身份双重。既是帝国封建官员，也是地方实际统治者。土司管辖区内，土地、部族、兵员全权在握。不少土司还自有规章，衙门设得齐全，那就是小邦国的模样。有人总结说，部落酋长制和官僚体系混杂，实际上就是青海土司的一种生存策略。清朝看着稳，实际上地方纠纷不断。政令传下去，能不能严令执行，也没人保证。

这些土司各自为政多年，直到民国初年，变天了。青海地方官请求政府废除土司职制，百姓情绪高涨，动静很大。1931年，南京政府决定撤销土司，明令下发，几百年体系一夜崩盘。废除后，土司影响并没有消失，家族势力和民间宗族仍然很强——你现在去三合镇祁姓人家，家里还是挂着祖宗的画像，谁敢说这就彻底断了呢？但话说回来，改土归流运动让制度层面清清楚楚，世袭权力不再受理，只有个人身份还留在民间。

讲到民族渊源，青海土族自称蒙古尔，蒙古人叫他们察罕蒙古尔——白蒙古。土族人讲自己是蒙古人的后裔，民间信史传说夹杂，谁也说不清真假。互助土族说自己出自成吉思汗将领格日利特一支，红崖子沟说是克尔伦来的，东方“尖卜落”也有人认。巴尔忽真、色楞格河这些地理名词，在歌里、故事里一遍遍流传。其实，很多细节已没人深究，只留下几个大致轮廓。

土司制度本身有很多漏洞。说是世袭，实际有官爵无财政，无俸禄不容易撑起大事。有些土司受中央倚重，有些则自顾不暇。涉及地方治理、民族身份，各自打法不统一。明清之际，河湟十八家土司里只有陈土司是汉族，其余都是蒙古或蒙古化的人。土民们有自己的崇拜，有对明、清王朝的复杂态度，不全是顺从，大多数还带点勉强。改革时，有些家族抗拒，有些顺从，有些直接解散。变化像河水，流过就没了痕迹。

制度的废除带来的是地方格局的重新洗牌。土司被废，但很多旧家还在地方有影响，民间生活照旧。你说土司是落后的封建剥削？也对，也不对。毕竟，在那种复杂地理和民族结构下，这种世袭制有过能维系局部秩序的作用。反过来说，为中央所用，最终也只能成为朝廷的工具。民国后，青海的宗族家族势力逐步消解，历时虽长，却没有突然断裂，反而渐渐被别的权力、制度抹平。

现在专家们研究土司，查资料、测古迹都很认真，但他们往往忽略了民间细节。比如老一辈祁姓自认蒙古人，有的三合村人根本不认“土族”称呼。他们要的是乡土归属，不是王朝认定。记录里，族谱与史志相互矛盾，这也算常事——毕竟谁能保证口口相传不会演变？

土司衙门旧址留在互助、乐都，好些村庄还是老姓。户数、兵名、衙署都有明清遗迹，东祁、西祁土司的故事还在本地流传。对照现代青海的社会结构，这些踪影慢慢消解了，但只要有人还记着祁氏、李氏的老故事，制度的痕迹便不会完全抹去。

或许，研究一段历史不是只靠档案和碑文，更多还是从这些毛边旧事里找几句实话。青海土司制度，复杂、多元，也有无法说尽的故事。历史的厚重与日常的微末叠加，这种制度一路走下来，最终被时代抛下，但留下的痕迹和可能性，远比条文更能影响今天的人。拧巴着讲，反反复复琢磨，也许才接近了真实。

青海土司的故事，到底算是一段独特的地方记忆，也是一道被时间冲刷改变的制度样本，还可能是民族身份不断流变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