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弈中重构职业教育的未来图景

中译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新职力：塑造未来新质职业教育的六种力量》，以“新质生产力”为时代坐标，构建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六力博弈模型”。作者李骏翼、段世宁等学者跨界合作，将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与人工智能理论熔于一炉，试图在职业教育的迷局中寻找破局之道。这部作品并非简单的政策解读或教育理论堆砌，而是一场关于教育本质与社会价值的哲学思辨。书中以“博弈”为叙事主线，将科技、政府、产业、生态玩家、学校、学习者六个维度置于动态张力中，试图揭示职业教育生态的深层逻辑。正如推荐序所言：“职业教育不是教育，而是竞合博弈”，这种对传统教育范式的解构，恰是本书最富争议性与启发性的起点。

解构与重构：职业教育的“六力”博弈模型

“职业教育生态由六种力量构成，分别是：科技的力量、政府的力量、产业和企业的力量、生态玩家的力量、学校的力量、学习者的力量。”书中这一模型的提出，首先打破了职业教育“单向输出”的传统认知。作者以“博弈”为关键词，将教育置于社会系统工程的复杂网络中。例如，科技的力量被赋予“神灵+奇点”的双重属性，既强调其颠覆性（如AI对传统技能的替代），又警示其不可控性（“人类的命运，最终只是人类自身的责任”）。这种辩证视角在分析产业与企业角色时尤为明显：书中以谷歌、英伟达、胖东来为例，揭示企业既是职业教育的“竞争者”（争夺人才主导权），又是“合作者”（需学校提供定制化人才）。

作者将“博弈”概念引入教育分析，实为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回应。在技术狂飙的时代，职业教育若仅以“就业导向”为单一目标，必然陷入“技能过时—再培训—再过时”的恶性循环。书中提出的“产教竞合”策略——“让学校更像企业，让学校进驻企业，让企校联合组队”——恰是试图通过制度设计平衡各方利益。这种“竞合”思维，既是对传统产学研合作模式的超越，也暗含对教育公平的深层思考：当企业成为教育生态的主导力量时，如何避免职业教育沦为资本的附庸？

从“职业教育”到“事业教育”：一场价值范式的革命

“将‘职业教育’升级为‘事业教育’，让教育孕育理想。”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本书最具颠覆性的理论贡献之一。作者指出，传统职业教育过度聚焦“技能传递”，而忽视了“价值观塑造”与“终身成长”的维度。书中以“四业教育”（学业、职业、事业、志业）为路径，构建了从生存技能到人生意义的阶梯。例如，强调“学习者是终身的强者”，并呼吁建立“终身成长社群网络”，将教育从机构垄断转向社会协同。

这一转向呼应了教育哲学中“人本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融合。当亚马逊为员工投入12亿美元的培训计划时，表面上是技能投资，实则是对“人力资本”的重新定义——从“工具”到“主体”。但书中也清醒地指出，仅有6%的企业培训计划能真正成功，这暴露了“事业教育”理念落地的现实困境：如何在市场逻辑与教育规律间找到平衡点？当“学习者把自己当作公司经营”时，个体的自主性是否会被异化为新的绩效枷锁？

政府角色的“悖论”：激励与兜底的双重使命

“职业教育对产业发展属于激励因素，而对社会治理属于保健因素。”这一论断将政府置于“两难困境”：既要推动产业升级，又要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底线。书中以新加坡“未来技能”计划为例，揭示政府如何通过“技能货币化”（如500美元技能补贴）激活市场，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每年只有5%的培训计划成功”。这种“无可奈何地打补丁”的治理智慧，恰恰是复杂系统的必然选择。

作者对政府职能的剖析，展现了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洞察。当职业教育被赋予“教育强国”的国家战略意义时，政府的角色便超越了“协调者”，而成为“价值仲裁者”。书中提出的“权衡科技影响，保障族群传承”，实为对技术伦理的哲学追问：当AI取代人类劳动力时，职业教育是培养“与机器协作的新人类”，还是坚守“人类不可替代性”？这种矛盾在“新质生产力”时代愈发尖锐，而政府的“补丁式”改革，恰是承认“完美方案不存在”的务实态度。

生态玩家的“破界”：职业教育的“第三空间”

“生态玩家可以创造危机，激发活力。”这一概念的提出，将教育生态中的“边缘力量”推向舞台中央。从Coursera的技能认证到领英学习的“学习文化指数”，书中揭示了在线教育平台如何重构职业认证体系。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呼吁“让证书成为事业乐园的门票”，而非“阶层歧视的标准”，这为职业教育的去精英化提供了可能。

“生态玩家”实为教育生态的“结构洞”填补者。当学校与企业陷入“教育产业化”争议时，生态玩家通过连接碎片化资源（如志愿者教师、终身学习社群），创造了“教育民主化”的新路径。但书中对“教育奥林匹克精神”的倡导，是否可能沦为资本操控的工具？当证书的“游戏化”设计成为趋势，如何防止其异化为新的“文凭通胀”？这些疑问，恰是理论创新的延伸方向。

学习者的“主体性”：从客体到超个体的觉醒

“学习者让自己成为超级个体，把自己当作公司经营。”这一表述将个体置于教育变革的中心。书中以“有限是学校，连带是家庭，无限是自己”为逻辑，强调学习者必须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创业者”。这种“超个体”概念，既是对终身学习的激励，也是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回应——在技术解构一切确定性时，唯有自我驱动才能获得安全感。

但“超个体”的崛起暗含风险：当教育责任从社会转嫁给个体，是否会导致“成功学陷阱”？书中以“终身成长社群网络”为解药，试图通过社会支持缓解个体焦虑，但现实中社群的“同温层固化”与“信息过载”问题，仍需更具体的制度设计。此外，作者对“主动”的强调，是否忽视了结构性不平等？弱势群体如何在“无限责任”中获得公平机会？这些问题，或许需要更深入的田野调查来回答。

此外，关于科技在职业教育中的角色，作者剖析了“以技术为重心”“以需求为导向”和“以科技价值观和社区学习为标志的事业教育”三种职业教育认知模式，其中第二种更具社会普遍性，第三种更贴合高精尖领域。作者也强调，“人类的命运，最终只是人类自身的责任”。作者解释了信息和能量领域的技术迭代将引发产业变革，职业教育的最佳策略或是“随波逐流”，而底层逻辑是“通过就业实现经济回报”。

《新职力》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出“六力模型”这一分析工具，更在于它以“新质生产力”为棱镜，折射出教育变革的复杂光谱。书中对“事业教育”的呼唤、对政府角色的辩证思考、对生态玩家的创新定位，共同勾勒出职业教育的未来图景：它不再是封闭的技能训练场，而是开放的、充满张力的价值共创系统。“从长远来看，一个可持续的职业教育，需要不断调整产业体系、知识系统和教育模式，形成与整个教育体系，包括基础教育、义务教育，以及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互动关系，继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使受教育者具备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实现职业发展所需要的职业道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等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最终完成职业教育从内容到形式的变革。例如，过去太空开发是科学家的事业，现在将成为未来职业教育的新领域。 ”经济学家朱嘉明在推荐序中这样写道。

然而，这种理想图景的实现，仍需跨越现实的鸿沟。当作者呼吁“让志愿者成为教师主力”时，如何构建激励机制？当“事业教育”强调价值观塑造时，如何避免沦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这些问题，或许正是本书留给学界与实践者的思考题。在技术与人性的博弈中，职业教育的“新质”，或许正是承认“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而是在动态平衡中不断逼近教育的本质——让每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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