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剖析：毛振华教授“退休金偏高”的说法，为啥引发全网争论？

文/保明

2025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振华在CMF季度论坛上说“现在退休金跟在职工资比起来偏高，是个大问题”，还举了个例子，“农村小学在岗老师一个月挣4000多，退休老师能领八九千”，这话一出，网上吵翻了天。

其实这事儿能引发这么大讨论，根本上是戳中了养老金怎么分才公平、年轻人和老年人养老责任怎么算、老百姓基本保障够不够这些深层矛盾。争议闹得这么大，更关键的是“说的问题”和“实际情况”对不上——教授担心养老金不够用，确实有现实原因，但话说得太笼统，跟大家实际感受差太远，自然让人不满。下面从三个层面好好说说。

一、争论的起点：“退休金偏高”的说法，跟事实对不上

毛振华教授说“退休金偏高”，这话从一开始就有争议，因为既没考虑整体数据，也没顾上不同人的差别，跟大家的真实感受差得挺多。

（一）有数据直接反驳“偏高”的说法

看退休金高不高，关键得看“替代率”——就是退休工资占退休前工资的比例。2024年，我国城镇职工退休后能拿到的养老金，平均只有退休前工资的39.7%。这比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的最低55%还低，更别说世界银行说的合理标准70%了。也就是说，退休前一个月挣1万，退休后每月还不到4000，显然不能说“退休金比在职工资高”。杭州有位互联网公司前技术总监，退休前一年挣60万，现在每月养老金才8500，还不到退休前收入的17%，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二）单个例子掩盖了不同人的待遇差距

教授说的“退休老师月入八九千”，其实只是体制内退休人员的待遇，不是所有人都这样。2024年的数据显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平均每月养老金超过6000元，还能领职业年金；而企业退休职工平均每月才3250元，差了快一倍。南京的退休教师王阿姨，她的养老金里43%是职业年金，可邻居陈叔是民营企业退休的，只有基础养老金，没这部分钱。而且体制内养老金高，是因为人家缴得多、缴得久，还多了职业年金。比如北京一位退休公务员，38年工龄里有22年按最高标准缴社保，职业年金一共存了40多万，这跟普通企业职工的缴费情况根本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

（三）没看到很多人养老金其实很低

“退休金偏高”这话，完全没考虑城乡居民的养老金有多低。2024年，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老人，每月平均才领246元，还不到全国农村低保平均594元的一半，连基本生活都不够。河南周口的农村老人李奶奶，每月187元养老金要顾着吃饭和买药，只能靠子女每月给500元补贴。这种“盯着少数人放大，不管大多数人实际情况”的说法，跟很多低养老金群体的感受反差太大，也让争论更激烈了。

（四）“精英视角”脱离了老百姓的实际

教授拿农村退休教师举例，却没看到更多人的难处：沈阳国企退休的李师傅，干了35年，现在每月养老金3200元，才是当地在职工资的42%；长三角制造业里45岁以上的工人占了43%，他们不光怕延迟退休后干不动体力活，更怕以后养老金不够花。这种视角让人觉得“不接地气”，也忽略了不同人对养老的焦虑。而且大家对“基本生活”的理解也不一样：教授觉得退休保障够吃饭就行，但现在看病越来越贵，老人越来越多，“基本生活”早就不只是“吃饱穿暖”，还得包括基础看病、活得有尊严。2024年的数据显示，退休人员治慢性病每月平均要花1500多，占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的46%。要是只够吃饱，根本没钱看病。所以大家觉得，有些人体检金也就刚够维持体面生活，算不上“福利太高”。

二、争论的核心：说法背后，是制度和现实的矛盾

大家反对“退休金偏高”的说法，本质上是对养老金领域早就存在的多重矛盾的集中表达，教授的话只是把这些矛盾摆到了台面上。

（一）分配不均：不同人待遇差，有制度原因

1. “双轨制”留下的差距：1997年前，体制内人员的工龄可以直接算成社保缴费年限，而企业职工得自己补交钱才能算。这就导致同一个城市、工龄一样的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比企业退休的每月多拿3000多。这种历史留下的制度差异，让大家讨论“退休金高低”时，其实是在争“分配公平”，但教授的笼统说法把这个关键矛盾掩盖了。

2. 缴的钱和领的钱对不上：很多企业为了省钱，都按最低标准给员工缴社保。比如某互联网大厂，有员工月薪3万，社保却按8000的基数缴，退休后养老金自然少。灵活就业人员更难，只有31%的人能连续缴满15年社保。广州外卖骑手老陈就说，要是按实际收入缴社保，每月得多扣1200元，根本扛不住。社保本来是“缴得多领得多”，现在缴的钱和领的钱差这么多，再指责“退休金偏高”，普通劳动者肯定不高兴。

3. 地区和行业差距拉得大：2024年，东北三省养老金替代率跌破60%，而沿海地区还有68%左右；建筑工人、外卖骑手这些体力劳动者，退休后养老金大多不到2000元，可金融、电力等垄断行业退休人员待遇却很高。这背后是社保统筹层次不够——现在全国统筹还在起步阶段，省和省之间的基金调剂力度有限，没法拉平地区差距。也正因如此，不同的人对“退休金偏高”的理解完全不一样。

（二）代际和生活压力：大家反感“把压力甩给普通人”

1. 养老压力该怪谁？看法不一样：教授的话其实是在担心养老金不够用了——2024年，平均2.1个在职职工要养1个退休人员，比2010年的3个在职养1个差了不少，2025年还会新增2300多万退休的人。但大家觉得，年轻人养老人本来就是代代相传的“约定”，每代人都既受上一代照顾，也得照顾下一代，不能把压力怪到普通退休人员头上，根源是制度没优化好，不是退休金给多了。

2. 在职的挣得少、花得多，退休的钱也不够涨：2024年前三个季度，全国居民工资平均涨了5.7%，比2023年的6.8%慢了，可物价涨了2.8%，买菜、看病这些必须花的钱涨了4%以上。北京的李阿姨2025年养老金涨了120元，还不够抵消蔬菜涨价的钱；哈尔滨的退休教师老张，每月多拿的230元，刚好补上供暖费的涨价。所以大家觉得，核心问题是“在职工资涨得没物价快”，不是“退休金太高”。

3. 光靠社保不够，可其他养老办法又跟不上：教授说“想过得好得自己存钱”，这话本身有道理，但现在除了社保，其他养老渠道都不完善。个人养老金账户只有不到20%的人有，买商业养老保险的也才12%。北京退休护士周阿姨靠“社保+商业年金+基金”，退休收入能达到退休前的78%，但对月收入不到5000的普通人来说，根本没能力这么做。基础保障还没做好，就强调“自己负责”，大家自然反感。

三、争论带来的启发：养老改革，大家共识在哪？分歧又在哪？

这场围绕“退休金偏高”的争论，其实是全社会在认真思考养老保障改革的问题，既暴露了不同看法，也找到了一些共同点。

（一）共识：改革得既公平又能长久

1. 得改结构，缩小差距：大家都认可，养老金分配得破除“不同群体不一样”的问题，对过高的待遇要合理调控，尤其是规范体制内的职业年金，真正做到“缴得多、缴得久，领得多”，这才公平。

2. 代际公平，得靠制度保障：面对“在职的少、退休的多”的情况，多数人同意通过延迟退休、划国企资产补社保等办法缓解压力。2025年要划万亿国资进社保，大家都支持，但反对靠降普通退休人员的待遇来解决，觉得应该“想办法多筹钱”，而不是“少发钱”。

3. 不能只靠社保，得多找渠道：国外的例子能说明问题：日本搞“银发共享经济”，让低龄老人帮高龄老人，换养老积分；德国有“母亲养老金”，把带孩子的时间算成社保缴费年限。这些都说明只靠社保不行。大家希望国家多给点税收优惠，推动个人养老金和商业保险发展，少依赖基础养老金，建一个“多层级”的养老保障体系。

（二）分歧：改革该先干哪件事？

1. 先“降高”还是先“提低”？：教授的话里藏着“先控制高待遇，再搞平衡”的意思，但大家更支持“一边提高企业和城乡居民的养老金，一边限制过高待遇”，先把低收入群体的待遇提上去，再调太高的，别“一刀切”伤了低收入的人。这其实是“先讲效率”还是“先讲公平”的选择不一样。

2. 养老责任该谁多担点？：教授强调“自己负责过得好”，看重个人的责任；但大家觉得，政府得先把基础保障做好。2024年城乡居民每月才246元养老金，说明基础保障还差得远，没补好这个短板，就强调“个人负责”，太不公平了。

3. 改革要快还是要稳？：有人觉得该“赶紧出政策”缓解财政压力，但更多人认为得“慢慢改，平稳过渡”。比如深圳试点的“社保+商业保险+基建投资”模式，把部分社保钱投到优质基建项目赚稳定收益，再联合保险公司搞便宜的补充养老险，既靠市场提高了退休待遇，又没让待遇忽高忽低，这种办法值得推广。

总的来说，大家反对的不是“担心养老金不够用”，而是脱离实际的笼统说法；不是“反对调整结构”，而是怕改革伤了自己的利益；不是“不想自己担养老责任”，而是希望先把基础保障的底线筑牢。未来养老制度优化，得抓住“看清不同人的差别、补好民生短板、明确改革步骤”这几个核心，在公平和可持续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或许就是这场争论留给政策制定者最实在的启发。（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