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移民家庭的孩子，父亲在中国是铁路工人，母亲是传统主妇

白求恩：从异乡走来的人，总带点风雨气息

说起来，人跟故乡之间的纠结，比我们以为的还要复杂。有人一生都在奔波，却始终没法扎根；有人本是漂泊客，却成了一个国家的精神象征。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外国人，带着自己的信念跑到异地他乡，会遇到什么样的守望与误解？白求恩——这个名字不算陌生，但他的故事其实比历史课本里写的还要多几分烟火气。

还是得说回他的家，这个家挺奇特：加拿大土地上的，中国移民家庭。父亲白鹤洲，听上去像故事书里的人，湖南的乡下出来，一路闯到铁路工地。母亲徐敬业，福建人，一副聪明、温和的样子，骨子里却有种难得的独立。不怕穷，不怕远，就是想给孩子们多几条路选。白求恩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九，这注定了他得会“找缝隙夹生”——家里人多，每个人都得亮出自己的声音，否则就被别人声音淹过去。

想象一下，那时候白鹤洲，顶着寒风、搬着钢轨，好不容易在异国他乡的工地谋到了一个饭碗。这人骨子里倔，干活认死理，遇见工头苛待，哪怕语言都不顺溜，也学着和同伴组织罢工。这种较劲劲头，也传了点给白求恩——家里饭桌上，聊得最多的不是菜贵了水涨价，反而是怎么能让自己的生活多点公平。白鹤洲的劳工思想，其实早早就在孩子们心里埋下了火苗。

但一个家，靠一个人不行。徐敬业，读书厉害，偏偏出身在重视女孩教育的家庭。她不只是管孩子吃穿，还喜欢在夜里念诗、教孩子们写字、画画。说句实在话，她不是那种舀汤添饭、只盼孩子衣食无忧的母亲。她想给孩子们讲世界的宽广，不只是墙外的雪，更是屋子后院的月亮和异乡的小路。她信文学喜欢艺术，家里气氛有点像旧时书香门第，又夹杂着移民的漂泊味儿。

讲真，这样的家，混合了泥土、钢轨、诗歌和草根的坚韧。白求恩小时候跟着父母东奔西跑，一会在中国短暂停留，一会又带去加拿大。他在两种语言和文化间来回穿梭，难免有点格格不入。穷是真穷，但白求恩的心气不低。家里没什么金银财宝，却让他明白了什么叫“无论你去哪，总有人希望你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少年白求恩，性格里有点逆风而行的劲儿。学校里成绩不是最好的，生物甚至常得倒数，但他偏不信邪——没什么课本教的东西难得倒我！自己拉来点破铜烂铁，鼓捣了一间小实验室。那时候他在同龄人里算另类，别人拼分数，他却拼兴趣；别人追成绩，他在琢磨细胞切片。闲话一句，这种孩子在老师看来是“让人头疼的”，但往往这种人将来走得更远。

中学毕业后，白求恩继续闯荡，进了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学医。医学这条路，说难也难，说苦是真苦。他跟同学们搞社团，给贫民区做义诊，到处宣传怎么防病治病。有女同学来学医，他比谁都支持。后来很多女孩都记得他，觉得“白医生总是愿意听我们倾诉”。在那个时候，女生学医不是什么大事，但他愿意为需要帮助的人多铺一条路。

走着走着，白求恩的脾气又显出来了。他认定“医生不是救完就走人”，而应该带点责任，“让每个人都能有病可医，有话可说”。这种看法，在同行里不是人人赞同的。有人觉得他事多，有人觉得他总想管闲事。但白求恩觉得：没关系，这些争议，反倒像一面镜子，让他心里的信念越用越亮。他不是有意要做“社会英雄”，只是觉得，没人管的事，总得有人去试一试。

后来他来到中国，带着一腔热血和点异乡人的孤独，遇到的事，也比小说里还精彩。抗战期间，他一头扎进乡村、山区，哪里有伤员，就往哪里赶。你说山路难走？他就背着药箱一路踩泥。你说没钱没药？他就地画图教村民自己做消毒水。跟当地的医护一块蹲地头，常常是白天救人，晚上教村医怎么处理伤口，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说起来，有点像那种硬朗的老大哥。可他自己其实一身伤病，每次手术做完，胳膊都是哆嗦的。

工作里少不了挫折。有人不懂他，说：“外国人也能当我们自己的医生？”有时候他也有倦意，但每次看到孩子的眼神或者老人的谢意，总觉得辛苦都值了。

白求恩在抗日根据地待的那几年，不光是救人，还拉起义工队、办医疗队，硬是在纷乱的岁月里撑起了几条生命线。沧县暴发疫情的时候，大批难民涌进来，人心惶惶，他和志愿者们一天到晚忙断了腿。有人传言他“是来搞什么洋把戏的”，但最后看见确实被救活了一批批小孩、老人，大家才慢慢用感激的目光看他。

日子往前走，白求恩的名字渐渐传开。后来他被请到延安、太行山，甚至成了中国医学院的院长。说来，这算是“洋人”在中国医学界踏出的新路。但这条路，并没有多少鲜花和掌声。他推着医学教育现代化，还亲自写教材、提纲，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总能有几句话说得大家心服口服。说起来，白求恩其实挺有“教头”气质，不光懂医术，还懂怎么和各路有脾气的人说活。

在卫生部期间，他没什么架子。进农村市集宣讲，带头开现场诊疗课，一边教学生，一边照顾病人。偶尔有机会去国外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他也还是那副“带点土气”的劲头，关心的不是风头有多大，只关心怎么把药和医生带到最穷最远的地方。

可人活着，风风光光的时候短，暗流涌动的时候长。后来的风云变幻，他没有被绕过去。文化大革命那阵子，白求恩卷进了各种风波。有人怀疑他，有人怨他，可他说，“知识分子总不能一辈子只守着自己，还是得往前走”。旁边的人听了有点唏嘘，但也没人能说他做错什么。

再后来，人生到了终点，他倒在了异乡，也没来得及与亲人说完告别。那一刻，很多人都觉得，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医生，更是一个能把异乡和中国乡土拧成一起的人。全国掀起悼念的潮，百姓念叨着白求恩的名字，就像念着一个老友。有人说他是近代文化复兴的领袖，说得有点高远。其实，懂他的人心里都明白——他只想一直做对别人有用的人。

白求恩走了，留下的有铜像，有陵园，有那些医学课堂上的旧桌椅。但最深刻、最温热的，其实是那些乡路边上、村医心里的一句：“那年，有个外国医生救过我”。人嘛，最怕的是一生没被人真正记住。像白求恩这样，脚步印在泥土里，名字刻进那一代人的呼唤里，这才叫真正的“留了下来”。

翻开他的故事，谁说人注定只能在故乡扎根？有的人，一路折腾，最后把心扎进了异乡的泥土，变成一个时代的记忆。你说，这种人，到底算是外乡人，还是已经成了我们的一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