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能瞎折腾！谁在折腾教育？

1.教育不能瞎折腾

教育是强国之基，向来是非常要紧的。然而我们今日所见，却往往不是沉心静气的深耕，而是层出不穷的“花样”。今日一个“创建”，明日一场“迎检”，今日标榜“特色”，明日推行“精细”，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把个清静学堂搅得如同市集一般。

所谓“特色”，原本是必须的。教育之道，本应各有千秋，不必千校一面。然而如今的“特色”，却成了应景的装饰，随风而变，全无定性。今日时兴“国学”，便都摇头晃脑念起三字经；明日推崇“创新”，又一窝蜂搞起机器人班。特色竟成了时装，教育沦为走秀，岂不可笑？教育之特色，原该如老树生根，默默生长，又怎能朝令夕改、浮夸虚饰所能成就的？

再说“精细化管理”，名目甚好，实则不然。教育本是浸润心灵的事业，如今却被量化成一张张表格、一串串数字。教师伏案填表时间多，立教解惑时间少；学生应付检查多，安心读书少。精细到了极处，便成了琐碎；管理严过了头，反倒失了人心。“大行不顾细谨”，教育的大事，又怎能斤斤于纸面文章？

至于形形色色的“创建”与“迎检”，更是不胜其烦。学校不是戏台，教师不是演员，学生更不是道具，为何要为了迎检而排演？为了创建而妆点？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大业，不是一时一地的表演。那些为迎检而突击准备的“示范课”，那些为创建而临时拼凑的“材料”，除了劳民伤财、自欺欺人，还有何益？

教育固然需要与时俱进，但切不可忘了根本。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是立身之本，什么时候都不能丢；道德浸润、人格塑造，更是为人处世基石，松不得。而今每见有些学校，基础尚未牢固，便急急忙忙去追逐新潮；道德尚未扎根，便慌慌张张去标榜特色。这不是舍本逐末么？

教育最忌瞎折腾。教育不是试验田，不能今天种瓜明天种豆；教育不是时装店，不必追波逐浪赶时髦。教育需要的是定力，是坚守，是沉潜，是深耕，是守望。少一些表面的喧哗，多一些实际的努力；少一些虚浮的装饰，多一些真诚的付出。

但愿我们的教育，能少些折腾，多些踏实；少些浮华，多些本真。让学校真正成为读书的地方，让教育回归它本来的模样。

2.谁在折腾教育？

既然我们发现教育存在瞎折腾的现象，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折腾教育的“罪魁祸首”，以便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从折腾的本质看，之所以会出现瞎折腾的问题，其根本是教育成了各方利益博弈的战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教育本身被异化为工具，学生被物化为指标。扭曲的教育政绩观、家长的集体焦虑、理想化的教育理念、功利化的社会评价，以及僵化的管理体制，共同构成了一幅"折腾教育"的全景图。这些力量或主动或被动，或有意或无意，都在参与这场对教育的集体"折腾"，最终让教育偏离其本质，陷入生态危机。

一、扭曲的政绩观

教育政绩观就像一根无形的指挥棒，引导着教育的走向，而当这根指挥棒指向了错误的方向，教育便不可避免地走向异化。在今天的教育场域中，"清北率"、"一本率"、"升学率"这些冰冷的数字已经成为衡量教育成败的最高标准，甚至被荒谬地提升到"政治正确"的高度。有的地方公然宣称"抓高考就是讲政治"，将应试教育奉为神明；有的地方政府豪掷三四千万重奖高考状元和升学率高的学校，导致教师工作的全部重心围绕如何多拿高考奖励而运转。这种有点畸形的激励机制，使得教育沦为一场赤裸裸的数字游戏。

行政化体制的弊端在这种异化过程中暴露无遗。教育系统内部存在的"外行管内行"现象，使得专业的教育规律让位于行政命令。一些非教育专业出身的管理者，缺乏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却掌握着课程设置、教学评估等核心决策权。他们往往将政绩量化为升学率、获奖数量、校园建设规模等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为了这些数字的光鲜，不惜牺牲教育的本质——学生的全面发展。于是我们看到，实验课被压缩，德育、体育、美育课程边缘化，阴阳课程表盛行，一切与升学考试无直接关联的教育活动都被视为"无用功"。

这种政绩导向催生了教育领域的形式主义与面子工程。一些学校斥巨资建设豪华图书馆、体育馆、报告厅，却鲜少向学生开放；精心排练的"表演课"成为教学评估的标配，与日常教学严重脱节；师资队伍建设重学历职称等外在指标，轻教学能力和育人实效。更为荒诞的是，有的地方为了在全市争中考成绩第一，竟将成绩差的学生劝退，剥夺他们参加中考的权利；一些重点高中通过合作办学名义从小学就开始抢挖生源，打造"教育霸主"，形成区域垄断。这些乱象的背后，都是扭曲政绩观在作祟。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的"三不得一严禁"要求，正是针对这些顽疾开出的药方：不得下达升学指标，不得将升学率与奖励挂钩，严禁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然而，政策落地面临巨大阻力，因为改变政绩观不仅需要制度约束，更需要一场深刻的价值革命。当教育管理者将学生视为实现政绩的工具，而非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时，教育便彻底背离了它的初衷。修复教育生态，必须首先斩断这种功利主义的政绩链条，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而非数字游戏

二、家长焦虑的恶性循环

家长群体已成为教育生态中一股非常重要的"折腾"力量，其表现形式不是源于恶意，而是出自过度关爱演变的集体焦虑。"不提作业母慈子孝，一提作业鸡飞狗跳"的网络调侃，生动揭示了当代家长在教育子女过程中的心理困境。当爱被焦虑裹挟，关心变成了控制，支持化作了压力，家长的一片苦心反而成为孩子成长的桎梏。

家长教育焦虑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研究显示它并非单纯的主观情绪，而是环境、认知与行为反馈交互作用的产物。从环境层面看，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升学竞争激烈、社会评价单一构成了焦虑的客观基础。一个令人忧心的现实是：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则面临师资不足、设施落后的困境；在城市内部，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扩大。这种不均衡导致家长陷入对稀缺资源的激烈争夺，唯恐孩子在起跑线上"落后"。而"双减"政策虽减轻了课业负担，却未根本改变教育功利化的倾向，家长的焦虑依然无处安放。

更为关键的是家长认知与行为之间的恶性循环。许多家长对子女抱持"望子成龙"的高期望，当现实与预期出现落差时，便产生强烈的焦虑感；而这种焦虑又促使家长采取高度控制的教育行为——设置严苛的分数目标、布置额外作业、严密监控学习状态等。这些行为往往会激发孩子的抵触和逆反，而孩子的消极反应又被家长视为教育失败的证据，进一步加剧焦虑，形成"焦虑—控制—反抗—更焦虑"的闭环。在这个过程中，家长陷入"高期望低效能"的认知陷阱，既无法达到自己设定的教育目标，又因挫败感而不断加码控制，最终导致亲子关系恶化，教育效果适得其反。

社会比较带来的"剧场效应"是加剧焦虑的另一重要因素。当一部分家长站起来"抢跑"，其他家长即使知道不必如此，也不得不跟着站起来，最终导致所有人陷入疲惫不堪的竞争。这种攀比心理使得家长过度关注"别人家的孩子"，却忽视了自家孩子的独特性和成长节奏。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专家孙云晓指出："家长们对孩子的高期望、高压力背离了对儿童的了解、对儿童的尊重，是对儿童权利的一种忽视或者剥夺。"更令人担忧的是，调查显示认真学习过儿童保护相关法律的中国家长不足一成，这意味着大多数家长的教育行为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识和儿童权利视角。

化解家长焦虑需要认知重塑与心灵成长。家庭教育专家贾新超博士提出的"五会"法（会笑、会听、会说、会动、会爱）为家长提供了实操路径。关键在于，家长需要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导向，从单纯聚焦分数扩展到关注孩子在学习过程中的细微进步；同时要放下"完美父母"的执念，建立成长型思维，允许自己在育儿过程中学习和成长。更重要的是，家长应当与孩子建立平等对话机制，通过真诚沟通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和需求，共同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目标。只有当家长摆脱攀比心理和恐惧驱动，才能为孩子创造一个更加宽松、健康的成长环境，让教育回归其本真价值。

三、理想与现实的偏离

教育领域始终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拉锯战，各种先进教育理念的引入本应促进教育发展，但当这些理念脱离中国的社会文化土壤，或实施过程中缺乏系统支持时，它们反而成为"折腾"教育的另一种力量。素质教育、快乐教育、全人教育等理念在宣传推广中经常遭遇本土化困境，要么被曲解为放任自流，要么被异化为新的竞争工具，最终既未能实现理想效果，又加剧了教育实践的混乱。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素质教育在实践中遭遇的尴尬。理论上，素质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包括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审美素养等；但在应试教育根深蒂固的背景下，许多学校将素质教育简单理解为增加几个兴趣班、举办几场文艺活动，而核心的课堂教学和评价体系依然围绕考试分数打转。更有甚者，一些家长将素质教育异化为新的竞争赛道，孩子在应付学校课业之余，还要奔波于各种"素质"培训班，学习编程、钢琴、跆拳道等"加分项"，导致负担不减反增。这种理念异化现象使得素质教育的美好初衷被彻底扭曲，反而成为加重学生负担的新源头。

信息化教育是另一个理想与现实脱节的例证。随着技术发展，"人人、时时、处处学习"在理论上已成为可能，基础教育长期以来实施的知识传递式教育确实面临转型压力。然而，许多学校在推进教育信息化过程中，过分强调硬件设备的先进性，却忽视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导致智能设备闲置或仅用于低层次教学。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地区出现了用信息化手段强化应试教育的倾向，如通过智能系统精准推送习题、分析考试弱点，将"题海战术"升级为"智能题海"，这与通过技术促进个性化学习的初衷背道而驰。

教育理想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对某些国外教育模式的盲目崇拜与简单移植。芬兰的快乐教育、美国的项目式学习、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等，经常被片面解读并试图复制到中国教育中，却忽视了这些模式背后的社会文化基础和支持系统。比如，芬兰教育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高度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和社会对教师的极度信任，这与中国的教育传统和教师培养体系存在显著差异。缺乏系统配套的单一理念移植，往往导致"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困境，既无法实现预期效果，又造成教育实践的混乱和资源浪费。

破解这一困局需要渐进式改革与系统思维。教育理念的创新必须考虑中国特有的文化心理和社会现实，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实施路径。张志勇教授指出："基础教育长期以来实施的知识传递式教育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唯有重新思考学校教育的发展方向，才不至于被信息时代蓬勃兴起的新技术所替代。"这种重新思考必须是扎根式的，而非浮于表面的理念移植。教育改革需要尊重教育规律，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任何教育理念的落地都需要相应的师资培训、评价体系、社会认知等作为支撑，单兵突进的理念灌输只会加剧教育与现实的脱节，最终沦为又一种"折腾"教育的方式。

四、僵化管理与资源失衡的结构性矛盾

教育领域诸多乱象的背后，是深层次的体制性障碍在发挥作用。这些障碍既包括教育系统外部的社会结构性问题，也包括教育内部的管理机制弊端，它们共同构成了"折腾"教育的结构性力量。体制问题不同于个体行为，它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系统性，往往不因个人意志而改变，因而对教育的负面影响也更为深远和持久。解开这些体制死结，是修复教育生态的关键一步。

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均衡是当前最突出的体制性问题之一。优质教育资源普遍集中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以及各省的县级以上城市，而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的教育发展水平普遍较弱。这种失衡造成了两极分化现象：农村学校"空心化"，有些学校只有一两个老师和几个学生，很多教学活动难以开展；与此同时，城镇学校"大班额""超大班额"问题突出，有些小学一个班甚至近百人，老师难以兼顾每个学生。资源分配的地域差异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经济社会文化地位较高的家庭与较低家庭子女之间的教育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形成了教育分层的恶性循环。

五、教育管理体制的僵化

自1985年以来，我国教育体制改革虽取得重要进展，但目标尚未完全实现，教育系统内外仍存在诸多尚未消除的体制性障碍。外生性障碍主要包括城乡二元结构、社会用人制度、教育投资体制等；内生性障碍则表现为教育管理过度集中、评价体制单一、各类教育缺乏有效衔接等。政府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不利于因地因校制宜地发展教育和办出特色；而各类教育制度设计不够灵活多样（如高考招生制度），也不利于多样化人才和杰出人才的遴选和造就。这种僵化管理模式抑制了教育活力，使学校难以根据学生需求和社会变化灵活调整。

六、教育评价体制单一化

当前的教育评价仍然过度依赖考试成绩，缺乏多元化的评价标准和方式。中高考实行的主要是基于知识测评的淘汰式分流——不是根据学生兴趣、特长、潜能等素质分流，而是单一根据考分高低分流：分数高的走普通教育通道，分数低的走职业教育通道。这种分流机制抑制了学生对自身兴趣特长的关注，阻碍了学生全面发展和潜能发挥，制约了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单一评价标准向上传导，直接影响基础教育阶段的育人方式，导致普遍的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重应试轻素质现象。

解决体制问题需要顶层设计与系统推进。首先应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机制，通过建立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薄弱地区倾斜，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差距。其次要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激发基层教育活力。再次，必须加快考试招生制度和评价体系改革，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唯分数"导向。正如教育学者指出："要消除教育系统内外的体制性障碍，首先应充分认识到推进教育改革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能有效地缓解教育的压力及化解教育领域的一系列矛盾。"只有通过体制机制的系统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的结构性矛盾，为教育生态修复创造制度环境。

七、当教育沦为利益角逐的工具

教育本应是传承文明、启迪心智的崇高事业，但在市场逻辑的侵蚀下，它日益沦为各方利益角逐的战场，陷入功利化的漩涡。从地方政府到学校，从培训机构到家庭，各种力量基于各自利益诉求，共同参与了对教育的"瓜分"与"折腾"，使教育偏离育人本质，异化为实现短期目标的工具。这种功利化倾向不仅扭曲了教育行为，更毒化了整个教育生态，使教育难以承担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一根本使命。

地方政府在教育领域的功利化行为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地方政府将教育视为彰显政绩的窗口工程，热衷于打造所谓的"名校""超级中学"，通过政策倾斜和资源集中，扶植少数学校成为升学率标杆，却忽视了区域教育的整体均衡发展。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政府公然违背中央政策，继续以"清北率""一本率"考核学校和教师，将升学率与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挂钩。这种政策导向导致基层教育严重偏离科学发展的轨道，加剧了恶性竞争和教育内卷。全国政协委员张志勇揭露的现象令人震惊："有的县拿出三四千万重奖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高的学校，县重点中学老师每年的高考奖励甚至超过了一年正常的工资收入。"在这种畸形激励下，教师的工作重心自然围绕如何提高高考成绩、多拿高考奖励而运转，而非学生的全面发展。

学校层面的功利化行为同样触目惊心。一些重点高中不遗余力抢挖优秀教师和生源，通过所谓合作办学、集团化办学，从小学、初中就开始"掐尖"；有的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联手，将培训成绩作为录取依据；还有学校用高额奖金吸引优秀学生就读，甚至跨省"购买"高分生源。这些做法旨在打造区域"教育霸主"，形成一定规模的教育垄断，从而获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经济效益。更为荒诞的是，一些学校为了保住"清北率"，竟劝退成绩差的学生不参加中考；或者如媒体报道的案例：某民办高中劝说已考入北大但退学的学生回校复读，只为再次贡献一个北大录取名额。这种完全背离教育伦理的行为，暴露了功利化教育的极端危害。

培训机构和资本力量是教育功利化的重要推手。在"双减"政策实施前，校外培训机构的营销策略极大地加剧了家长焦虑和教育内卷。他们制造"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恐慌，兜售"超前教育"的理念，甚至与学校勾结形成利益链条。虽然"双减"政策有效遏制了培训机构的无序扩张，但功利化教育的土壤并未根除，部分机构仍在寻找政策空隙，变换方式介入教育过程。资本对教育领域的渗透，将教育异化为可以计价和交易的商品，破坏了教育的公益属性，加剧了教育不公。

家庭的功利化教育观念同样值得反思。许多家长将教育纯粹视为投资行为，计算投入产出比，期待通过教育投入换取子女未来的高收入和社会地位。这种工具理性导向使家长过度关注可量化的学业成绩，而忽视子女的兴趣、潜能和人格发展。一项调查显示，评价好孩子的标准，许多家长依然坚持"学习成绩好和乖巧听话"。这种狭隘的成功观限制了孩子的多元发展可能，也使家庭教育陷入功利化的泥潭。

破解教育功利化需要综合治理与价值重塑。一方面，要严格执行《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的"三不得一严禁"要求，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另一方面，需要全社会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人才成长观，认识到教育的长期价值和综合效益。全国政协委员张志勇建议，在全国开展"清理功利化、短视化教育行为，全面修复教育生态"专项治理行动，着重清理七种功利化行为，包括宣传炒作高考升学率、"唯成绩""唯升学"的政绩观、违规争抢生源、教育抢跑、不执行国家课程方案、节假日补课、剥夺学生睡眠等。只有通过这样的系统性纠偏，才能逐步将教育从功利化漩涡中解救出来，回归其育人本质。

八、回归教育本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点

面对多方力量对教育的"折腾"，我们需要一场深刻的教育哲学反思，重新审视教育的本质与目的。教育不是政绩工程，不是竞争工具，不是利益战场，也不是理想主义的试验田，而是培养完整的人、促进生命成长的长期过程。回归教育本真，既不是回到过去的应试教育老路，也不是盲目追求脱离实际的理想化模式，而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点，构建尊重规律、贴近国情、面向未来的教育生态。这种回归需要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参与，形成教育合力。

教育本真的核心在于育人导向的重新确立。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当前教育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重智育轻德育、重分数轻素质的倾向尚未得到扭转，科学的教育理念还未牢固确立。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将育人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而非片面指标。张志勇教授指出："教育高质量发展，核心要义在于突出立德树人导向，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这种育人导向的落实，需要改革现有的评价体系，建立多元评价标准，打破"唯分数"的单一评价模式；同时要重构课程体系，强化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地位，为学生提供均衡发展的教育环境。

教育本真的回归还需要终身学习理念的深入贯彻。在信息时代，知识的生命周期大大缩短，学校教育知识更新慢，传统的阶段性培养模式难以满足终身发展需求。教育不应局限于学校教育阶段，而应贯穿人的一生；学校教育的任务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2030行动框架"提出，要"迈向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和全民终身学习"。这一理念的落实，需要打破教育的阶段分割，构建衔接合理、四通八达的立交桥结构，使学习者能够在不同阶段、不同类型教育之间顺畅转换，实现持续成长。

尊重儿童权利是教育本真的另一重要维度。教育的主体是学生，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但现实中儿童的利益和声音经常被忽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专家孙云晓指出："儿童的利益最大化，就是要促进最有利于孩子的发展，这是最根本的原则。"然而调查发现，认真学习过儿童保护相关法律的中国家长不足一成，家长们对孩子的高期望、高压力背离了对儿童的了解和尊重。回归教育本真，必须树立儿童友好的教育观，倾听儿童的声音，尊重儿童的差异，保障儿童的权利，让教育真正成为助力儿童成长的过程，而非成人世界的竞争前置。

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还需要社会支持系统的协同配合。教育问题从来不只是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而是与社会整体紧密关联。城乡二元结构、社会用人制度、收入分配格局等外部因素，深刻影响着教育的发展。推进教育改革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支撑。例如，改革唯学历的社会用人制度，建立多元评价机制，能够有效缓解教育的应试压力；加快城乡一体化步伐，缩小城乡物质文化差别，有助于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和待遇，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协同努力，才能为教育创造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

回归教育本真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需要渐进改革与持续努力。从"提高质量、促进公平"到"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我们可以听到中国教育奋力前行的足音。这条路上，需要教育工作者保持专业定力，需要家长树立科学教育观念，需要社会各界形成教育共识。贾新超博士说得好："每个孩子都是一颗星星，他们只需要学习如何闪耀。"教育的使命，正是帮助每颗星星找到自己的光芒，而不是将它们塑造成统一的模式。当各方力量不再把教育当作实现各自目的的工具，而是共同尊重教育规律、服务学生成长时，教育才能摆脱被"折腾"的命运，真正回归其点亮生命、传承文明的本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