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税”：重新协商社会契约的现代工具

杜涛

或许有一天，大部分的工作岗位会被人工智能机器人取代，届时税收与社保收入该从何而来？

近十年来，众多专家学者与企业界人士已注意到机器人替代人工的趋势，特别是在近些年机器人使用率大幅提升，一个关键问题越发凸显：当机器人替代人力后，能否像对个人征税那样对其征税，又或是否有选择其他方式补充税源？

9月22日，经济观察报就征收“机器人税”征收的相关问题，专访了韩国仁荷大学法学院教授金英顺。金英顺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税务诉讼、国际税务以及遗产税。

金英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目前尚无任何国家或地区以任何形式实施过“机器人税”。但也有一些地方提出过类似建议。2017年，欧洲议会曾讨论过“赋予机器人法律人格”和“对机器人征税”的可能性；旧金山也曾提议设立地方性的“机器人税”，用于资助劳动者相关项目，不过这些提议均未真正落地。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在不断提出各类“机器人税”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提议的目标相似——即实现公平与社会保障，但采用的方式差异很大，涵盖从直接征税到减少相关激励措施等多种形式。

金英顺表示，当自动化技术推动价值从劳动者向资本所有者转移时，社会将损失一部分所得税基数和社保缴费收入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机器人税”就像是重新协商社会契约的现代工具。它能让我们能更公平地分享自动化带来的收益，用于资助技能劳动者再培训计划、维护社会安全体系。换句话说，征收“机器人税”并非要惩罚企业的创新行为，而是要确保技术进步与社会稳定、社会包容同步推进。

|对话|

经济观察报：从国际税收研究的视角来看，你认为“机器人税”的征收对象应如何界定？是针对物理机器人本身、其软件系统，还是基于它取代人类劳动力后所提升的“超额生产率”征税？

金英顺：我认为最务实的做法，是关注技术实际产生的效用，而非其外在形态。当机器、软件或自动化系统接管了原本由人力完成的工作时，将其纳入征税讨论范畴是合理的。这种界定方式不仅能涵盖实体机器人，还包括人工智能算法和云端自动化系统。

从理论上看，对“超额生产力”征税看似公平，但实际操作中，很难找到统一、精准的衡量标准。简单来说，我们应从能明确识别的对象入手，比如那些内嵌人工智能，且显著替代人力的机器人（特别是制造和服务类机器人）。

经济观察报：当企业借助自动化获得巨额利润时，其对社会的责任是否应超越“创造就业”？你认为“机器人税”是否在重新构建21世纪的社会契约，也就是寻找资本、技术与社会福利之间的新平衡点？

金英顺：确实如此。当自动化推动价值从劳动者向资本所有者转移时，社会将损失一部分所得税基数和社保缴费收入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机器人税”就像是重新协商社会契约的现代工具，它让我们能更公平地分享自动化带来的收益，用于资助技能再培训计划和维护社会安全。

换句话说，这不是要惩罚企业的创新行为，而是为了确保技术进步与社会稳定、社会包容同步推进，让技术创新真正引领社会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经济观察报：随着AI（人工智能）机器人逐渐具备自主决策能力，未来是否有可能赋予其某种法律主体地位？若真如此，机器人是否应像公司一样承担纳税义务？这会带来哪些伦理与治理挑战？

金英顺：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许多法律学者对此进行了讨论，但在我看来，目前这种讨论还为时过早。本质上，责任和税收应当由掌握技术并从中获利的人和公司承担。对于是否应当赋予机器人法律人格，首先应当在民法框架下作出认定。纵观人类历史，赋予法律人格性一直是政策判断的问题。例如，新西兰等国家在近年来赋予了山川河流法律人格。因此，从长期来看，如果存在政策需要，机器人也可能会被赋予法律人格。

经济观察报：目前全球范围内，有哪些国家或地区已正式提出或试点“机器人税”政策？这些政策在立法初衷和征税方式上有何异同？

金英顺：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以任何形式实施过“机器人税”。但已有部分地方提出过类似建议。2017年，欧洲议会曾讨论过“赋予机器人法律人格”及“对机器人征税”的可能性；旧金山也曾提议设立地方性“机器人税”，用于资助劳动者相关项目，不过这些提议从未真正落地。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在不断提出各类“机器人税”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提议的目标相似，即实现社会公平与保障社会福利，但所采用的方式差异很大，涵盖从直接征税到减少相关激励措施等内容。

经济观察报：2017年8月，韩国政府通过修订税法，将工业自动化设备的税收优惠从最高7%降至2%，当时韩国出台这一决定的考量是什么？实施效果如何？对其他国家有哪些借鉴意义？

金英顺：2017年，韩国降低了对自动化设备投资的税收抵免比例，一些媒体将其称为“全球首个机器人税”，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根据《税收特例限制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韩国长期以来一直通过不同的税收抵免比例推动自动化发展，不同规模的企业抵免比例有所不同。2017年的改革仅针对大中型企业——降低了它们的抵免比例，小型企业的比例保持不变，政策初衷是“放缓过快的自动化进程”。

需要明确的是，这一措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机器人税”，因为它只是减少了过度的税收优惠，并未将节省的财政资源用于支持被替代的劳动者。后来，韩国恢复了中型企业的自动化设备税收抵免比例；2021年又推出一项新方案，将中小企业的相关抵免比例提高至最高12%，（包括机器人设备投资）。同时，韩国还为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提供了大量研发税收抵免。总体而言，韩国的做法更强调鼓励私人投资和机器人应用，而不是对自动化进行征税。

经济观察报：支持对机器人征税的一个核心论点是，自动化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进而削弱所得税与社会保障体系的收入基础。你认为“机器人税”在理论上主要是为了弥补国家税收流失、抑制自动化过快发展，还是为全民基本收入等新社会政策筹资？

金英顺：我认为征收“机器人税”有三重目的：第一，当自动化导致个人工资下降时，“机器人税”有助于弥补这部分税收流失；第二，如果自动化发展过快，引发社会动荡，“机器人税”可以起到温和的“刹车”作用；第三，它可作为专项资金来源，为劳动者再培训项目，甚至为全民基本收入试点项目提供支持。

简单来说，其目标并不是限制技术创新，而是通过这部分税收帮助人们适应技术变革，并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未来。

经济观察报：如果一个国家单方面开征“机器人税”，可能会担心企业竞争力下降，导致资本和技术向税率更低的国家外流。你认为在缺乏全球共识的情况下，有效的“机器人税”是否必须通过类似“全球最低企业税”的国际协调来实现？

金英顺：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担忧。当前各国支持技术创新，普遍推出了各种税收激励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只有一个国家采取“机器人税”政策，企业可能会将生产或自动化中心转移到海外。因此，即使一开始只是“软性指导”，国际协调也会非常有帮助。我们不需要各国制定完全相同的法律，但确实需要共同的规则来防止陷入“恶性竞争”。

经济观察报：除了直接对机器人征税，国际上是否还在探讨其他政策选项？具体有哪些方向？

金英顺：替代方案其实有很多。一些选项包括：取消过度优惠的资本折旧政策、通过工资补贴或税收抵免来鼓励雇佣、建立由雇主出资的培训基金。还有一些想法涉及“自动化红利”，或者将社会缴费从工资转向消费税或资本税。换句话说，直接征收“机器人税”只是众多政策中的一种，它既可以与这些措施协同使用，也可在其他政策能更顺畅实现目标时，成为补充方案。

经济观察报：自动化、智能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截然不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征税可能会延缓其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进程。我们是否需要构建一个差异化的全球框架？例如允许发展中国家暂缓征税以吸引投资，由发达国家率先试点？

金英顺：当然可以。发展中国家仍然高度依赖制造业发展和外国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若过早征收自动化税可能会降低自身对外资的吸引力，进而减缓融入全球产业链的速度。因此，分阶段实施可能是最合适的方案之一——给发展中国家更多时间，或者在税收适用之前设定更高的门槛。发达国家则可以率先试行该制度，因为它们有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换句话说，公平也意味着要认识到不同经济体的起点不同。

经济观察报：在跨国企业广泛部署机器人技术的背景下，如何防止“机器人税”成为新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工具？

金英顺：核心在于将“机器人税”与“自动化实际使用地”挂钩，而非仅仅与“企业利润入账地”绑定。这意味着需要要求企业报告自动化部署的具体位置、对就业的影响以及当地生产力提升的情况。

正如经合组织（OECD）在“数字税第一支柱”谈判中所做的那样，通过国际合作重新分配各国征税权至关重要。简单来说，要让“机器人税”既公平又难以被规避，就必须建立强有力的透明度规则，同时纳入符合BEPS原则的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