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结婚，洞房夜竟是姐姐替嫁，她笑：反正都是你的人，没区别

那晚的红双喜，贴得满屋子都是，却像一张张嘲讽的嘴。

掀开盖头，不是苏兰那张笑起来有两个梨涡的脸，而是她姐姐，苏梅。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平静，甚至扯了扯嘴角，说：“卫民，别愣着了。反正以后都是你的人，是我，是她，没多大区别。”

第1章 一场空了的喜宴

锣鼓声从早上五点就没停过。

我们厂分的这筒子楼，里里外外都是人。

我叫李卫民，是红星机械厂八级钳工，今年二十六。在86年，这年纪结婚，不算早，也不算晚。能娶到苏家的二姑娘苏兰，厂里多少小伙子羡慕得眼珠子都红了。

苏兰是供销社的售货员，人长得跟画报上的明星似的，大眼睛，白皮肤，笑起来能把人的魂都勾走。

我呢，除了手艺拿得出手，人长得黑，个子也就算个中等，话不多，闷葫芦一个。

媒人上门提亲的时候，我心里直打鼓。我爹把家里攒了半辈子的钱都拿了出来，凑够了“三转一响”——永久牌的自行车，蜜蜂牌的缝纫机，上海牌的手表，还有一台红灯牌的收音机。

彩礼抬到苏家那天，苏兰她妈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

苏兰躲在门后头偷偷看我，脸颊红扑扑的，那一眼，我记到了现在。

我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结婚这天，天不亮我就起来了。

穿着我爹特地从市里百货大楼给我买的蓝色涤卡中山装，胸口别着一朵大红花，紧张得手心直冒汗。

接亲的队伍浩浩荡荡，自行车队排了老长，车把上都系着红绸子。

到了苏家门口，气氛却有点不对劲。

院子里人挤着人，但个个脸上都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苏兰她爹，那个平日里爱喝两口、嗓门洪亮的老木匠，正蹲在墙角，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眉头拧成了个疙瘩。

她妈把我拉到一边，声音压得极低，带着哭腔：“卫民啊，你……你先别急，兰兰她……她可能就是一时想不开，闹点小脾气。”

我心里“咯噔”一下。

“阿姨，啥意思？兰兰呢？”

“一早起来，人就不见了，就留了张字条。”她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被攥得皱巴巴的信纸。

信是写给她爹妈的。

字迹很潦草，看得出写的时候很急。

她说她不想一辈子待在这小地方，不想嫁人，不想当家庭主妇女。她说她要去南方，去深圳，那里才是年轻人的世界。她说，对不起我。

“对不起”三个字，像三根烧红的钢针，一下子扎进了我的心窝子。

院子里的亲戚邻居开始窃窃私语。

“这叫什么事啊？新郎官都上门了，新娘子跑了？”

“苏家这脸，可丢大发了。”

我爹的脸，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他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脸面。

我站在院子中央，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那朵大红花，沉甸甸的，压得我喘不过气。

就在场面快要失控的时候，苏梅从屋里走了出来。

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头发简单地梳在脑后。苏梅是苏家的大女儿，比苏兰大两岁。她长得不像苏兰那么惹眼，皮肤有点黄，人也偏瘦，总是一副安安静静的样子，在人群里没什么存在感。

我跟她说过的话，两只手都数得过来。

她走到她爹妈面前，声音不大，但很清楚：“爹，妈，别哭了。亲戚朋友都等着呢，不能让李家下不来台。”

她顿了顿，抬眼看了我一下，那眼神很复杂，有同情，有歉意，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决绝。

“我去。”她说。

“我去替兰兰，把这婚结了。”

整个院子，瞬间鸦雀无声。

第2章 红烛下的陌生人

喜宴办得稀里糊涂。

席上的人，个个表情古怪。敬酒的时候，那些叔伯大爷们拍着我的肩膀，嘴里说着“恭喜恭喜”，眼神里却全是同情。

我像个木偶，被人推着，扯着，一杯接一杯地喝。

酒是苦的，菜是没味的。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算什么？

我娶的是苏兰，那个会对着我笑，会偷偷给我塞水果糖的苏兰。

可跟我拜天地的，是苏梅。

那个从头到尾都盖着红盖头，一言不发，连身形都比苏兰单薄一圈的女人。

闹洞房的人象征性地说了几句吉祥话就都走了，谁都看得出这屋里的气氛不对。

我爹临走前，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说：“卫民，事已至此……苏家大丫头是个好孩子，踏实。日子，还得往下过。”

门关上，屋里只剩下我和她。

一对龙凤红烛，火苗“噼啪”地跳着，把墙上的双喜字映得忽明忽暗。

她还端坐在床边，盖头没摘。

我浑身的酒气，混着一股子说不出的憋屈和愤怒，堵在胸口。

我走过去，一把扯掉了她的盖头。

烛光下，是苏梅那张清瘦而平静的脸。她没化妆，嘴唇有点干，眼睛低垂着，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片阴影。

“为什么？”我问，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

她抬起头，迎上我的目光。

“为了我爹妈的脸，也为了你李家的脸。”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了什么。

“脸？脸面就这么重要？”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我的媳妇儿跑了，换了她姐姐来顶包，这叫有脸？”

我的怒火像找到了一个出口，喷涌而出。

“这跟菜市场买菜一样吗？这个不要，换一个就行？你们苏家，把我李卫民当成什么了？”

我指着她，手指都在发抖。

她没有哭，也没有反驳，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眼神里透着一股子认命的悲凉。

“我爹都快被人戳脊梁骨戳死了，我妈哭得差点晕过去。”她缓缓地说，“兰兰走了，这个家，总得有个人撑着。”

“那凭什么是你？凭什么是我？”我质问她。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开口。

然后，她笑了，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卫民，别愣着了。反正以后都是你的人，是我，是她，没多大区别。”

这句话，像一盆冰水，从头到脚浇了下来。

我所有的愤怒，所有的不甘，瞬间都被这句话给冻住了。

没区别？

怎么会没区别！

一个是心里刻了名字的人，一个是今天才算正经认识的陌生人。

我看着她，这个名义上已经是我的妻子的女人，突然觉得无比的荒唐和可笑。

那一晚，我没碰她。

我在地上打了地铺，背对着她。

屋里的红烛烧了一夜，蜡油像眼泪一样，流了满桌。

我睁着眼睛，也看了一夜的天花板。

我知道，我的人生，从这一天起，彻底拐了个弯，驶向了一个我从未设想过的方向。

第3章 屋檐下的“账本”

第二天一早，我被院子里的声音吵醒。

睁开眼，腰酸背痛。

屋里已经没人了。床上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像一块方正的豆腐块，一丝褶皱都没有。

桌上的红烛已经燃尽，只剩下两滩凝固的蜡泪。

我起身，推开门。

苏梅正在院子里的水井边洗衣服，她换上了自己的旧衣服，袖子高高挽起，露出两截瘦削但有力的胳膊。

院子里的邻居大妈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一边择菜，一边朝我们这边指指点点，压低了声音议论。

“听说了吗？苏家二丫头跑了，是大丫头顶替嫁过来的。”

“造孽哦，这李家小子也够倒霉的。”

“这大丫头，也是个苦命的……”

那些声音不大，却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往我耳朵里钻。

苏梅好像没听见，低着头，一下一下地搓着衣服，搓衣板发出规律的“哗啦”声。

我心里烦躁，早饭也没吃，蹬上自行车就去了厂里。

到了车间，师父和工友们的眼神也怪怪的。

师父王德海是个老钳工，技术好，脾气也倔。他把我叫到一边，递给我一根烟。

“卫民，别往心里去。”他拍拍我的肩，“日子是自己过的，嘴长在别人身上，随他们说去。苏家大丫头我见过，是个勤快本分的孩子。”

我闷着头抽烟，没说话。

道理我都懂，可这口气，怎么也咽不下去。

那段时间，我和苏梅的日子，过得像两个合租的房客。

我把家里的一间小屋收拾了出来，搬了进去。我们分房睡。

白天，我上班，她在家。

她把那个不到三十平米的家收拾得一尘不染。地是地，墙是墙，窗户玻璃擦得能照出人影。

她话很少，我们一天也说不了三句话。

早上我走的时候，早饭已经放在桌上，一个馒头，一碗稀饭，一碟咸菜。

晚上下班回来，饭菜也已经摆好。她手巧，普通的萝卜白菜，也能做出点花样来。

吃完饭，她收拾碗筷，我去小屋里看我的钳工书，或者捣鼓一些小零件。

我们之间，没有交流，没有争吵，甚至没有对视。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客气和疏离。

我心里，好像也有一本账本。

我记着，我娶的是苏兰，是苏家欠我的。

苏梅现在做的这一切，都是在替她妹妹，替她家还债。

所以，她做得再好，我也觉得是理所应当。

我刻意地冷落她，无视她。我想用这种方式，来宣泄我心中的不满，来证明这场婚姻的荒谬。

有一次，我下班回来，看到她正在灯下缝补我的工作服。

我的工作服，常年跟机油铁屑打交道，又脏又硬，上面破了好几个洞。

她戴着顶针，一针一线，缝得极其细密、结实。昏黄的灯光照着她的侧脸，她的表情很专注，像是在完成一件顶要紧的艺术品。

我心里动了一下，但那点涟漪很快就被怨气压了下去。

我没说话，转身进了自己的小屋。

我以为她会一直这么沉默下去。

直到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

我照常在小屋里看书，她敲了敲门。

“卫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

我“嗯”了一声。

她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布包。

她把布包打开，里面是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毛票、角票，还有几个硬币。

“这是这个月的家用，我都记了账。”她把一个小本子递给我，“买了什么，花了多少，都在上面。还剩下三块二毛五。”

我没接。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我语气很冲。

她好像没听出我的不耐烦，自顾自地说：“你每个月工资五十二块五，给你爹妈十块，你自己留五块零花，剩下三十七块五交给我。我想着，以后咱们就这么过，我保证，每个月都能给你攒下十块钱。”

她的语气，像是在跟厂里的会计汇报工作。

“咱们？”我冷笑一声，“我跟你，算哪门子的‘咱们’？”

这句话，像一把刀子。

她的脸，瞬间白了。

她捏着那个小本子的手，指节都泛了白。

她低着头，沉默了很久，再抬起头时，眼圈红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她流露出脆弱的样子。

“李卫民，”她声音有点抖，“我知道你委屈，你看不起我，看不起我们苏家。”

“可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件东西，可以随便拿来抵债。”

“那天在院子里，我站出来，不是因为我下贱，非要嫁给你。我是看着我爹妈快被唾沫星子淹死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苏家的天塌下来。”

“这婚，是我自己选的。结了，我就会认。我会当好你的媳妇，伺候你，给你操持这个家。”

“你心里有气，有怨，我都知道。你可以不理我，可以把我当空气。但是，你不能侮辱我。”

说完，她把钱和账本放在桌上，转身走了出去。

我愣在原地，看着桌上的钱和那个写得密密麻麻的账本，心里五味杂陈。

那本子上，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白菜三分一斤，买了两斤，六分。”

“豆腐一毛一块，买了一块。”

“火柴两分一盒。”

……

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幼稚又刻薄的小丑。

第4章 一碗暖心的面疙瘩

那次谈话之后，我们之间的冰，似乎裂开了一道缝。

虽然还是分房睡，但空气里那种针锋相对的紧张感，淡了一些。

我不再刻意地用冷漠去刺她。

她也还是老样子，默默地做着她该做的一切。

转折发生在一个下雨的秋天。

那天我在车间里赶一个急活儿，给一台进口的机床配一个关键的螺栓。那螺栓的螺纹是英制的，跟我们常用的标准不一样，得靠手艺一点点拿锉刀锉出来。

我憋着一股劲，在台虎钳前站了一整天，眼睛都快看花了。

到下午收工的时候，活儿总算是干完了。

老师傅拿着游标卡尺一量，分毫不差，当场就夸我：“卫民，你这手艺，快赶上我了！”

我心里高兴，浑身的疲惫也忘了。

可刚走出车间，一阵凉风吹来，我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这才发现，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

我没带雨具，想着反正家不远，就冒着雨往回跑。

回到家，浑身都湿透了，像只落汤鸡。

苏梅看到我这样，吓了一跳，赶紧找了干毛巾给我擦头发，又催着我去洗个热水澡。

我当时没在意，觉得身体好，扛得住。

结果，半夜里就烧起来了。

我感觉自己像掉进了一个火炉里，浑身滚烫，头痛得像要炸开。喉咙又干又疼，连咽口水都像吞刀片。

我迷迷糊糊地，感觉有人在给我擦身子，又用勺子喂我喝水。

那水是温的，带着一点点甜味，好像是放了糖。

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的时候，烧退了一点，但人还是昏昏沉沉的。

苏梅就守在我的床边，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看样子是一夜没睡。

见我醒了，她脸上露出一丝喜色。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她伸手探了探我的额头，“还好，没那么烫了。”

“我……我没事。”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却一点力气都没有。

“你别动，躺着。”她把我按住，“你发高烧了。我给你熬了点姜汤，你喝了发发汗。”

她去厨房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辛辣的味道直冲鼻子。

我皱着眉头喝了下去，不一会儿，身上就出了一层细密的汗。

那天，我没去上班，跟车间请了假。

苏D梅也没出门，就在家照顾我。

中午，她给我做了一碗面疙瘩汤。

面疙瘩不大不小，很筋道。汤里卧着一个荷包蛋，撒了点葱花，滴了几滴香油。

很简单的一碗汤，我却吃得鼻尖冒汗，胃里暖烘烘的，舒服极了。

“好吃。”我吃完，把碗递给她，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

她愣了一下，接过碗，低着头“嗯”了一声，嘴角好像往上翘了翘。

下午，我睡了一觉。

醒来的时候，感觉精神好了很多。

我听到她在外屋洗衣服的声音。

我悄悄地走到门口，透过门缝往外看。

她蹲在地上，面前是一个大木盆，里面泡着我昨天换下来的那身湿透了的、沾满油污的工作服。

她正费力地搓洗着，那衣服又厚又硬，她的手在肥皂水里泡得发白、发皱。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

这身衣服，连我自己都嫌弃，每次都是随便搓两下就晾起来。

可她，却洗得那么认真。

晚上，她又给我量了体温，已经基本正常了。

她给我端来晚饭，还是清淡的稀饭和小菜。

“明天，应该就能去上班了。”她说。

我看着她，烛光下，她的脸显得有些憔悴，眼下的乌青更明显了。

“今天……谢谢你。”我憋了半天，说出这句话。

她搅动着碗里的稀饭，没看我。

“谢什么。”她淡淡地说，“你是我男人，你病了，我照顾你，不是应该的吗？”

“你是我男人。”

这五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那么自然，又那么理所当然。

我却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是啊，不管这场婚姻的开头有多荒唐，在所有人的眼里，在法律上，她已经是我的妻子，我是她的男人。

这是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我看着她低头吃饭的侧影，心里那本冰冷的“账本”，好像被这碗热乎乎的面疙瘩汤，给彻底泡软了，糊成了一团。

第5章 妹妹的来信

病好之后，我回厂里上班。

日子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但有些东西，确确实实地不一样了。

我不再把她当成一个透明的还债工具。

下班回家，我会主动跟她说几句厂里的事。

她话依旧不多，但会认真地听，偶尔问上一两句。

家里的气氛，不再是那种死水一潭的沉闷。

有一次，我看到她纳的鞋底，针脚又密又匀，就顺口夸了一句：“你这手艺，比我锉零件还精细。”

她听了，脸上泛起一点红晕，低着头，嘴角却忍不住地笑。

我发现，她笑起来，其实挺好看的，虽然没有苏兰那么明艳，但很温和，像春天午后的太阳，不灼人，暖洋洋的。

我开始把小屋里的东西，一点点地往主卧搬。

先是书，然后是我的工具箱。

她看到了，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帮我把东西归置好。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回小屋睡。

我躺在床上，她睡在另一侧，中间隔着能躺下一个人的距离。

屋里很静，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僵硬。

其实，我也很紧张。

我们就这样，像两根并排的木头，躺了一夜。

虽然什么都没发生，但我觉得，我们之间的那堵墙，又塌了一块。

真正的改变，来自苏兰的那封信。

信是从深圳寄来的，辗转了半个多月才到苏家。

是苏梅拿回来的。

那天我下班，她把信递给我，说：“兰兰的信，我爹让我拿给你看看。”

信封已经拆开了。

我抽出信纸，是苏兰熟悉的字迹，娟秀，又带着点急躁。

信很长，她先是道歉，说自己当时太冲动，对不起父母，更对不起我。

然后，她开始描述深圳的生活。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遍地都是机会。她在一家电子厂找到了工作，虽然辛苦，但每个月能挣一百多块钱，比在供销社多好几倍。

她说她见识了很多新奇的东西，认识了很多有想法的朋友。

她说她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在信的最后，她提到了苏梅。

“姐，我知道是你替我嫁给了卫民哥。委屈你了。卫民哥是个好人，你跟他好好过日子。等我将来在深圳站稳了脚跟，挣了大钱，我一定好好补偿你和家里。”

我把信翻来覆覆地看了好几遍。

看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没有愤怒，也没有怨恨，只剩下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

苏兰，那个曾经占据了我所有想象的女孩，在信里变得那么遥远，那么陌生。

她信里描述的那个五光十色的世界，离我的生活太远了。我的世界，就是机床的轰鸣，铁屑的温度，还有这个小小的、却越来越有温度的家。

我把信递给苏梅。

她看得很慢，很仔细。

看完，她把信叠好，放回信封。

“她过得挺好。”她说，语气很平淡，听不出喜怒。

“嗯。”我应了一声。

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坐在一起，聊了很久。

聊苏兰，聊她的任性和勇敢。

苏梅说：“兰兰从小就跟我不一样，她胆子大，有主意。她不属于这里。”

我也说：“是啊，她像只鸟，这小地方的笼子，关不住她。”

我们像两个旁观者，平静地谈论着那个曾经搅乱了我们生活的人。

说到最后，苏梅看着我，很认真地问：“卫民，你……还恨她吗？”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

“不恨了。”我说的是实话，“以前觉得天都塌了，现在觉得，可能……这样对谁都好。”

对她好，让她去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

也……对我好。

如果不是她走了，我不会知道，原来平淡的日子，也可以这么安稳。我不会发现，身边这个沉默的女人，有着这样一种让人心安的力量。

苏梅听了我的话，眼睛里好像有水光在闪。

“那你……恨我吗？”她问，声音很小。

我看着她，看着她那双总是带着点不安和歉意的眼睛。

我伸出手，第一次，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因为常年做家务，有些粗糙，但很温暖。

“不恨。”我摇摇头，一字一句地说，“以前是糊涂，现在……我想明白了。苏梅，谢谢你。”

谢谢你，在我人生最狼狈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家。

谢谢你，用你的沉默和坚韧，一点点地，把这个荒唐的开始，变成了可以期待的未来。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第66章 手心的温度

那晚之后，我们才真正像一对夫妻。

我把小屋里的床拆了，木板收好，以后或许能给孩子打个小书桌。

我不再刻意地跟她保持距离。

吃饭的时候，我会给她夹菜。

她会愣一下，然后低下头，默默地吃掉。耳朵尖却会悄悄地红了。

走在路上，我也会试着去牵她的手。

第一次牵她手的时候，是在去菜市场的路上。我学着电影里的样子，很自然地把手伸过去，握住她的。

她的手一下子就僵住了，下意识地想往回抽。

我握得很紧，没让她抽回去。

“这么多人看着呢。”她小声说，脸都红到了脖子根。

“怕什么，咱是两口子，光明正大的。”我咧开嘴笑。

她拗不过我，只好由我牵着。走了几步，她紧绷的身体才慢慢放松下来，手心里也渗出了细汗。

那种感觉很奇妙。

她的手，不像苏兰的那么柔软，手心和指节上都有薄薄的茧子。但就是这样一双手，握在手心里，感觉特别踏实，好像握住了一整个安稳的生活。

厂里的同事也看出了我的变化。

“卫民，最近气色不错啊，人也爱笑了。”

“嫂子手艺好吧？把你喂得都胖了点。”

我听着这些善意的玩笑，只是嘿嘿地笑。

以前，我觉得这些话是刺。现在，听在耳朵里，却觉得暖洋洋的。

我对苏梅，心里有愧。

我觉得，我欠她一个真正的开始。

我们没有恋爱，没有花前月下，甚至连一场像样的婚礼都没有。她嫁给我，是在一种近乎屈辱的情况下。

我想补偿她。

但我一个粗人，也不懂什么浪漫。

我想来想去，决定用我的手艺，给她做点什么。

我们家里的家具，都是我爹妈结婚时置办的，用了快三十年，早就旧了。尤其是那个衣柜，柜门都关不严，一开就“吱呀”乱叫。

我跟师父请教，又找了些木工书来看，决定亲手给她打一个新衣柜。

我从厂里弄来一些废弃的木料，都是好木头，就是边角料。我每天下班，就泡在院子里，锯木头，刨木板。

苏梅看我忙得满头大汗，就给我端水，递毛巾。

她不说支持，也不说反对，就那么安安静静地陪着我。

有时候我干得晚了，她就给我端来一碗热汤面，说：“别太累了，吃点东西再干。”

那段时间，院子里总是弥漫着木头的清香和“吱吱嘎嘎”的刨木声。

邻居们都好奇地来看。

“卫民，你这手艺，不当钳工，改当木匠也饿不着啊。”

“给媳妇打家具呢？你家那口子可真有福气。”

苏梅听了，只是抿着嘴笑，眼睛亮亮的。

半个多月后，衣柜做好了。

我用上了我做钳工的精细功夫，柜子的边角严丝合缝，推拉门顺滑无声。我还特意在柜门上，用小木条拼了一对鸳鸯的图案。

虽然样子笨拙，但那是我能想到的，最用心的表达。

衣柜搬进屋那天，苏梅围着柜子，摸了又摸，看了又看。

“真好看。”她说。

“喜欢吗？”我问。

她重重地点了点头，眼睛里闪着光。

“喜欢。”

那天晚上，她把我们俩的衣服，一件一件地，从旧柜子里拿出来，叠得整整齐齐，再放进新衣柜里。

她的衣服很少，就那么几件，洗得干干净净。

我的衣服，占了柜子的大半。

看着那些衣服紧紧地挨在一起，我心里突然觉得很满。

这个家，终于有了家的样子。

入冬的时候，我领了工资，特地去百货大楼，给苏梅扯了一块红色的灯芯绒布料。

我把布料递给她的时候，她愣住了。

“给我……做的？”

“嗯，快过年了，做件新衣裳穿。”我说。

在我的印象里，她好像从来没穿过这么鲜亮的颜色。

她拿着那块布，在身上比了又比，脸上的笑，藏都藏不住。

“太……太贵了吧？”她又有些心疼。

“不贵，你喜欢就行。”

那天晚上，她高兴得像个孩子。

她找出缝纫机，踩着踏板，连夜就把布料裁了，开始做新衣服。

缝纫机“嗒嗒嗒”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听起来格外悦耳。

我坐在旁边，看着她在灯下忙碌的身影，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柔和满足。

我这才明白，幸福，其实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它就是一碗热汤，一个新衣柜，一块红布料。

是你在为我着想，我也在为你用心。

是两只粗糙的手，在漫长的岁月里，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再也不想松开。

第7章 岁月里的回声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五年就过去了。

九十年代的钟声敲响，我们的小日子，也像厂里那台新换的机床，虽然声音还是那么大，但转得越来越顺溜了。

我和苏梅的儿子，小名叫石头，已经三岁了。

虎头虎脑的，特别皮，整天在院子里疯跑，像我，话不多，但力气大。

苏梅的身子骨，比刚嫁过来那会儿丰腴了些，脸上总是带着笑。她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眼神里带着怯意的姑娘了，操持着家里家外，利利索索，是院里公认的贤惠媳妇。

我的技术，在厂里也是数一数二的。

前年，厂里搞技术大比武，我拿了个第一，从八级工，破格提了工程师待遇。工资涨了，还分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新楼房。

搬家那天，我们一家三口，站在宽敞明亮的新房子里，心里都乐开了花。

苏梅摸着雪白的墙壁，眼睛湿润了。

“卫民，我做梦都没想到，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我从身后抱住她，下巴抵在她的头顶。

“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这五年，苏兰也偶尔会来信。

她在深圳站稳了脚跟，从电子厂的女工，做到了流水线的线长，后来又自己辞职，跟人合伙开了个小小的服装加工作坊。

信里，她不再提当初的对不起，字里行间，都是一个生意人的精明和闯荡世界的疲惫。

她会给我们寄钱，寄时髦的衣服，还有给石头的玩具。

钱，苏梅都原封不动地给她退回去了。

她在回信里写：“兰兰，你在外头不容易，钱自己留着用。家里都好，不用你惦记。你哥……卫民他现在是工程师了，我们什么都不缺。”

她把“你哥”两个字划掉了，改成了“卫民”。

我看到的时候，心里暖暖的。

衣服和玩具，我们留下了。

石头穿着牛仔背带裤，抱着会说话的洋娃娃，在院子里，总能引来一群孩子的羡慕。

我们和苏兰，就像两条分岔的河流，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奔流，偶尔，会有几片落叶，从一条河，漂到另一条河，证明着彼此的存在。

石头三岁那年的夏天，苏兰回来了。

她开着一辆红色的桑塔纳轿车回来的，在当时我们这个小城，可是件稀罕事。

车停在楼下，引来了半个小区的围观。

她从车上下来，穿着一身时髦的连衣裙，烫着大波浪卷发，戴着墨镜，跟画报里的人一样。

她变了，变得我几乎快认不出来了。

唯一没变的，是她笑起来，还是有两个浅浅的梨涡。

她给石头买了一个巨大的遥控汽车，给苏梅带了进口的护肤品，给我带了两条好烟。

苏梅在厨房里忙活着，做了一大桌子菜。

饭桌上，气氛有些微妙。

苏兰滔滔不绝地讲着深圳的见闻，讲股票，讲外贸，那些词，对我们来说，就像天书一样。

我和苏梅，大部分时间都在听，偶尔附和两句。

石头不怕生，围着这个漂亮的姨妈，玩得很开心。

“姐，姐夫，”苏兰喝了点酒，脸颊泛红，“我知道，当年是我不对。我敬你们一杯，就当是赔罪了。”

她端起酒杯。

我看了苏梅一眼。

苏梅笑了笑，也端起杯子，里面是桔子汽水。

“都过去多少年了，还提它干啥。”苏梅说，“你在外头过得好，我们就放心了。”

我也端起酒杯，跟她碰了一下。

“是啊，都过去了。”

那顿饭，吃到很晚。

苏兰喝多了，拉着苏梅的手，哭了。

“姐，我对不起你……我把你的一辈子都给……都给毁了……”

苏梅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像小时候哄她睡觉一样。

“傻丫头，说什么胡话呢。我这辈子，好着呢。”

苏梅说，“我有卫民，有石头，有自己的家。我过得很知足，很幸福。这不叫毁了，这叫……命运。”

送走苏兰后，我们俩在楼下散步。

夏天的夜晚，风是暖的，空气里有青草和泥土的味道。

“你……不觉得遗憾吗？”我忍不住问她。

“遗憾什么？”她反问。

“如果不是替她，你可能会嫁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过另一种生活。”

她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我。

路灯的光，柔和地洒在她脸上。

她笑了。

“李卫民，你是不是傻？”她说，“什么叫自己喜欢的人？喜欢，又不能当饭吃。”

“刚开始，我是认命。我觉得，嫁谁不是嫁，只要那个人本分，能踏踏实实过日子就行。”

“可后来，跟你过了这么多年，我才明白，日子，不是靠喜欢撑起来的。是靠这双手，一起干活；是靠这肩膀，一起扛事；是生病了，有个人给你端碗热水；是累了，回头一看，家里有盏灯等着你。”

她伸出手，理了理我被风吹乱的头发。

“你就是我的人，石头他爹。我的生活，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不觉得遗憾，我觉得挺好。”

我看着她，心里那点因为苏兰回来而泛起的波澜，彻底平息了。

是啊。

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婚姻？

年轻的时候，我以为，是像苏兰那样，一笑就能让人心跳加速的惊艳。

可过了这么多年，我才懂。

真正的生活，是苏梅这样，是润物细无声的陪伴。

是她把我的油污工作服洗得干干净净，是她在我生病时端来的那碗面疙瘩，是她在灯下为我缝补衣裳的侧影。

是她，把一个荒唐的错误，用岁月和温柔，酿成了一杯醇厚的酒。

我牵起她的手，紧紧地握在手心。

“嗯，挺好。”我说。

第8章 那块没送出去的木头

又过了几年，厂里的效益开始走下坡路。

市场经济的大潮冲过来，我们这些靠着国家吃饭的“铁饭碗”，一个个都变得摇摇欲坠。

车间里，人心惶惶。

很多人开始找出路，有的停薪留职下了海，有的干脆买断工龄，南下打工。

师父王德海，干了一辈子钳工，退休前，拉着我的手，眼睛红红的。

“卫民，守住手艺。不管什么时候，人，得有门手艺，才能饿不着。”

我记着师父的话。

但光有手艺，没活儿干，也白搭。

那段时间，我经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抽着烟，看着窗外的月亮发愁。

苏梅看出了我的焦虑。

她没多说什么，只是家里的伙食，变得比以前更节俭了。她开始接一些缝缝补补的零活儿，晚上在缝纫机前一坐就是半宿，给家里多添几块钱的收入。

我知道，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陪我一起扛。

一天晚上，我看着她疲惫的脸，心里一横。

“苏梅，我想好了。”我说，“我想把工作辞了，自己干。”

她踩缝纫机的脚停了下来，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

“自己干？”

“嗯。”我点点头，把我的想法跟她说了。

我想开个小铺子，就开在咱们小区的车库里。专门帮人加工、修理一些机械零件。城里那么多小工厂，设备坏了，配件不好找，这就是我的机会。

“这……能行吗？把铁饭碗扔了，万一……”她有些担心。

“总得试试。”我握住她的手，“有你在，我不怕。”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她重重地点了点头。

“行。你干啥，我都支持你。”

办完离职手续那天，我心里空落落的。

三十多岁的人了，把安稳了十几年的工作给扔了，未来会怎么样，谁也说不准。

苏梅好像知道我的心情。

那天晚上，她特地炒了两个我爱吃的菜，还给我温了一小壶酒。

“卫民，别怕。”她说，“以前那么难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咱们有房，有存款，还有石头。日子只会越过越好。”

听了她的话，我心里那点彷徨，一下子就散了。

是啊，我不是一个人。

我的身后，有她，有这个家。

我的小铺子，很快就开张了。

没有招牌，没有宣传，就靠着以前在厂里积攒下的人脉和口碑。

一开始，生意很清淡。

但只要接过来的活儿，不管大小，我都当成艺术品来做。精度，光洁度，都比他们原装的还好。

慢慢地，一传十，十传百，来找我的人越来越多了。

我的铺子，从一个小小的车库，搬到了临街的门面。我还收了两个徒弟。

日子，真的像苏梅说的那样，越过越好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在家收拾旧物，准备把一些不用的东西处理掉。

在一个旧木箱的角落里，我翻出了一个小盒子。

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块巴掌大的香樟木。

木头已经被摩挲得很光滑，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这是十几年前，我还没结婚的时候，托人从南方捎回来的。

那时候，我正跟苏兰谈对象。我想用这块最好的香樟木，亲手给她雕一个首饰盒。

后来，发生了那件事，这块木头，就被我扔进了箱底，再也没想起来过。

我拿着那块木头，坐在窗前，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十几年的光阴，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一帧一帧地闪过。

那场荒唐的婚礼，那根燃烧了一夜的红烛，那碗暖心的面疙瘩汤，那个崭新的大衣柜……

我和苏梅，就这么磕磕绊绊地，走过了半辈子。

我们之间，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

有的，只是柴米油盐的平淡，和风风雨雨的相守。

可就是这份平淡和相守，比任何激情都来得坚固，来得长久。

苏梅端着一盘切好的西瓜，走了过来。

“看你坐在这儿发呆，想什么呢？”她把西瓜递给我。

我拿起木头，在她眼前晃了晃。

“还记得吗？这块木头。”

她看了一眼，想了想，笑了。

“怎么不记得。当年，你宝贝得跟什么似的。”

“是啊，”我感慨道，“当年，想着用它做个好东西，送给心上人。”

“那现在呢？”她问。

我看着她，看着她眼角已经爬上的细纹，看着她鬓角夹杂的几根白发。

我笑了。

“现在，也想用它做个好东西，送给心上人。”

我拿起刻刀，在那块尘封了十几年的香樟木上，一刀一刀地，重新开始雕刻。

我没雕什么复杂的鸳鸯，也没雕什么华丽的花鸟。

我就雕了一把最简单的木梳。

梳齿细密，梳背圆润。

我用砂纸，一遍一遍地打磨，直到它光滑得像一块温润的玉。

我把木梳递给苏梅。

“送给你。”

她接过去，放在手心里，细细地看。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木梳上，也洒在她满足的笑脸上。

她拿起木梳，轻轻地，从自己的头顶，一梳到底。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岁月，被这把木梳，梳理得如此温柔，而又如此清晰。

是啊，人生哪有那么多称心如意。

有时候，命运给你关上了一扇门，或许，只是为了让你，遇见那个在窗边，为你点亮一盏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