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吴石等地下党的谷正文有多坏，今天我们就来说道说道

谷正文，是一条不断蜕皮的毒蛇，先后背弃信仰、投靠日伪、效忠国民党特务机关，把獠牙对准同胞与正义，用无数人的苦难铺就自己的“仕途”，其一生所行之恶，早已刻进了历史，任时光冲刷也无法淡去。

年轻时的谷正文

谷正文本名郭同震，1910年生于山西汾阳。早年的他曾有过短暂的“光明轨迹”：读汾阳中学时，他捧着共产主义著作彻夜研读；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后，“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打碎书斋平静，他投身学运，成了中共北平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一二·九运动时还领着北平沙滩地区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奔走呼号。可这份热血没能撑过考验，抗战前夕，他因任务失手被捕，在国民党监狱的威逼利诱下，轻易背弃信仰，转身投效军统，从为民族觉醒奋斗的青年，沦为专事监视与迫害的特务。

这份叛变不是一时糊涂，而是他此后半生作恶的开端。七七事变后，他戴着“戏剧演员”的面具，混进中共领导的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在河北、山东的乡村戏台上演《放下你的鞭子》，唱着抗日救亡的小调，背地里却把剧团的活动路线、成员名单悄悄传给军统。他演得太像，连剧团里的同志都没察觉异样，直到1940年9月，他与延安来的教员争执几句后，竟揣着一把手枪骑马出逃，直奔日军甲字第1415部队“泺源公馆”，投靠了号称“济南之虎”的日本特务武山英一——这一次，他连伪装都懒得维持，彻底成了为日军效力的汉奸。

在济南的那几年，谷正文的残暴彻底暴露。他领着日伪军扫荡鲁中南抗日根据地，亲手逮捕了中共山东分局党总支书记马楠与国民党抗敌协会主任李澄之，看着两人被严刑拷打时，脸上竟挂着笑意。他还带着日伪特务捣毁了中共济南工委的秘密机关，把工委委员武思平等人抓进监狱，用烧红的烙铁、灌辣椒水的酷刑逼供。那些共产党人的惨叫声里，他喝着茶，慢悠悠地记录口供，仿佛在处理一件无关紧要的琐事。他甚至连国民党的“济南铁血锄奸团”都不放过，端了人家在芙蓉街的据点，只为在日本人面前邀功请赏。那时的他，早已把“民族大义”“家国情怀”抛到九霄云外，眼里只剩权力与苟活。

抗战胜利后，谷正文又玩起“变脸”把戏。他改回“谷正文”这个名字，躲到北平，凭着早年给军统递过的情报，竟被戴笠任命为“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戴笠空难死后，毛人凤在遗物里看到戴笠日记写着“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又对他委以重任。这下，他成了国民党在北平的“情报一把刀”，专门盯着中共北方局的动向。1946年冬天，他唆使一个飞贼潜入中共地下电台据点，不仅抄了电台，还从台长李政宣嘴里撬出了一份名单——名单里有第十二战区的两名中将、十七名少将，这些人本是秘密支持革命的进步军官，却因他的构陷，一个个被抓进监狱，有的甚至被秘密处决。他坐在北平的办公室里，看着情报网不断扩大，像欣赏猎物落入陷阱的猎人，冷血又得意。

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打响，国民党在华北的防线摇摇欲坠，傅作义将军开始考虑和平起义。谷正文竟觉得这是“邀功良机”，找到蒋纬国，提议绑架傅作义，逼他回南京。他连方案都想好了：趁傅作义出门时，用卡车拦住车队，再派特务把人劫走。蒋纬国起初犹豫，被他几句“保住北平就是保住党国”说动，可真见到傅作义后，又因对方的困境而动摇。谷正文得知计划泡汤，气得摔了杯子，嘴里骂着“妇人之仁”，却忘了自己才是那个为了私利，不惜把北平拖入战火的人。没过多久，他见势不妙，偷偷撤出北平，一路跑到了台湾。

到了台湾，谷正文的“恶名”更是到了顶峰，岛内人都叫他“活阎王”。蒋介石让他负责“肃清中共台湾省工委”，他便带着特务在全岛展开大搜捕。1952年底，他盯上了新北石碇鹿窟山区的中共地下基地，带着大批特务进山扫荡，前后抓了四百多人。这些人里，有农民、教师、学生，大多只是同情革命，却被他扣上“共匪”的帽子。最终，1人当场被枪决，35人判了死刑，百余人坐了牢——鹿窟山区的溪水，那段时间都带着血腥味，无数家庭因为他的迫害，永远失去了亲人。

而谷正文手上最沉重的血债之一，便是构陷中共潜伏英雄吴石。为配合解放台湾，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谌之潜入台湾，与担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代号“密使一号”）秘密接触。吴石冒着生命危险，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与金门的海防部署、国民党海空军兵力情况等绝密情报交给朱谌之，这些情报对解放台湾至关重要。可谷正文带领的特务机关，先抓获中共台湾工委委员陈泽民，继而逮捕工委书记蔡孝乾。蔡孝乾叛变后，供出了吴石与朱谌之。

为坐实吴石的“罪证”，谷正文设下卑劣圈套：他派人将吴石的妻子王碧奎接到自己家中，让妻子假意对王碧奎说“谷正文曾受吴石提拔才升为上校，如今吴石出事，我们想帮他”。单纯的王碧奎不知是计，随口说出吴石与朱谌之多次见面的细节，这些话被谷正文暗中记录，成了“定罪”吴石的关键证据。最终，吴石、朱谌之等爱国志士被国民党当局判处死刑，临刑前，吴石留下“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的绝笔，用生命坚守了信仰，而谷正文却在一旁冷眼旁观，甚至为自己的“破案功绩”沾沾自喜。他毁掉的不仅是几位英雄的生命，更是无数人为解放台湾付出的心血与希望。

1955年，谷正文又参与策划了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那年4月，周恩来总理要去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原定乘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出发。谷正文跟保密局香港负责人赵斌承密谋，用50万港币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的一个邝姓清洁工，让对方把一枚牙膏形状的塑胶炸弹藏进飞机起落架缝隙里。4月11日，飞机起飞后不久就爆炸了，机上11人全部遇难，其中有8名中国代表团成员。万幸的是，周总理因临时改变行程，没能坐上这趟飞机，才躲过一劫。谷正文得知消息后，在台北的办公室里喝了杯酒，还跟手下说“差一点就成了”——他从没想过，那11条人命背后，是11个破碎的家庭，是无数人撕心裂肺的悲痛。

除了搞政治迫害，谷正文还热衷于暗杀。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要收拾“不听话”的政敌，第一个目标就是反对“剿共”的陆军大学校长杨杰。毛人凤把这事交给谷正文，他便从“国防部技术总队”找了两个前伪军特务，让他们去香港动手。1949年10月，那两个特务以“送台湾来信”为由，闯进杨杰的公寓，趁杨杰低头写收条时，对着他的头部和心脏连开三枪。杨杰倒在血泊里时，谷正文正在台北等着消息，听到“任务完成”，只淡淡说了句“知道了”。后来他又奉命暗杀白崇禧，先是策划让白崇禧的轨道车脱轨，没成功；又想收买白崇禧的情妇下毒，也没成；最后竟在白崇禧喝的补酒里下了毒——尽管白崇禧的儿子说白崇禧是心脏病突发，但谷正文晚年回忆时，嘴角那抹得意的笑，早已暴露了真相。

谷正文的恶，不仅对着外人，连身边人都难以幸免。他一生结过四次婚，第三任妻子的姐妹是共产党员，他便处处提防，连妻子递的茶水都要先看半天——有一次他见茶水里有粉末晃动，竟认定妻子要下毒，从此不管在哪吃饭喝茶，都要让别人先尝。他的10个儿女，长大后要么远走美国，要么在台湾自成家室，没人愿意跟他亲近。晚年的他住在台北永康街的老房子里，只有养女谷美杏陪着，逢年过节时，儿女们偶尔回来，也只是匆匆坐一会儿就走。他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看着墙上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嘴里还念叨着“当年我要是成了，现在就不一样了”，却从没想过，正是他一辈子的作恶，才让自己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

更讽刺的是，谷正文晚年还写了好几本书，《乱世蛇神》《白色恐怖秘密档案》里，他把自己的特务经历写成“功绩”，说自己“为党国尽忠”，甚至把杀人说成“跟杀猪没区别”。可历史从来不会被他的笔歪曲——学者查遍北京大学档案，根本没有“郭同震”的入学记录，他所谓的“北大学生”身份，不过是自我吹嘘；中共北平市委的组织史资料里，也没有“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这个机构，他说自己当过“书记”，更是无稽之谈。他一辈子都在伪装，连回忆都在造假，可再完美的伪装，也盖不住他一生的罪恶。

2007年1月25日，谷正文在台北医院去世，享年97岁。他死的时候，身边只有养女，没有鲜花，没有悼念，只有窗外台北的细雨，仿佛在为那些被他迫害的亡魂哭泣。他的一生，是背叛的一生，是血腥的一生，是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一生。他像一颗毒瘤，寄生在时代的阴影里，用别人的痛苦滋养自己，最终却在孤寂中死去，连名字都成了历史的污点。

有人说，历史会原谅犯错的人，但绝不会原谅作恶的人。谷正文的故事，不是什么“乱世枭雄”的传奇，而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中最丑陋的欲望与自私。那些被他迫害的亡魂，那些因他破碎的家庭，那些被他玷污的信仰，都在提醒着我们：永远不要为了权力与苟活，丢掉良知；永远不要让谷正文这样的“恶”，再出现在阳光下。

晚年的谷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