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第三章 人性论与心性论】

第三章 人性论与心性论

（关于人的本质与修养可能的深刻洞察）

引言

人性论构成任何心理学体系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它决定了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向、修养路径的设定与终极目标的构想。相较于西方心理学史上围绕“性善”、“性恶”、“白板说”等观点的长期争论，中国心理学传统在人性论领域展现出更为丰富的理论光谱与深刻的互补性智慧，并最终在心性论层面达到了高度的精密度与解释力。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所蕴含的人性论，并非单一、僵化的教条，而是一个多元、辩证且动态发展的理论系统，它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人”之本质及其发展可能性的全面把握。

在中国传统文化脉络中，人性论不仅是哲学思辨的核心议题，更是伦理实践、教育体系、政治治理乃至个体修养的出发点与根本依据。儒家强调“人之初，性本善”，道家主张“复归于朴”，法家则认为人性“好利恶害”。这些表面相异的人性观，实则在中华历史长河中相互激荡、彼此补充，共同塑造了中国人心性结构中富有张力的动态平衡。宋明理学在此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框架，极大深化了心性理论，为理解现实人性的复杂性提供了更为精密的解释工具。

《易经》中的心理学智慧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为中国人性论与心性论提供了独特的宇宙观与方法论基石。《易经》强调“一阴一阳之谓道”，深刻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与动态平衡，为人性理解提供了“变易”与“不易”的哲学框架。其“天人合一”的根本思想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修养路径，持续影响了后世心性论的发展，为心理适应、危机应对与人格成长贡献了深邃的智慧资源。

从跨文化比较视角审视，中国的人性论与西方心理学的人性观形成了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关系。西方心理学自弗洛伊德提出本能理论以来，历经行为主义的环境决定论、人本主义的自我实现论等多种范式的演变。这些理论各自揭示了人性的某一侧面，但往往缺乏对中国传统人性论所具有的系统性与辩证性的充分认识。中国心理学的人性论既不同于弗洛伊德对本能阴暗面的过分强调，也不同于斯金纳对内在倾向的完全否定，而是在肯定人性本善的同时，正视现实人性的复杂表现，此种全面而辩证的观点值得当代心理学认真借鉴。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论断，为我们理解中国心理学人性论提供了深刻的社会历史视角。它强调人性并非抽象、孤立的存在，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与实践活动中生成与发展的。这一观点与中国传统人性论中“德性之脉”与“自然之脉”的辩证统一相呼应，共同构建了一个兼具理想高度与现实根基的人性观，为中国心理学的人性论奠定了科学性与实践性并重的理论基础。

本章将系统梳理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中人性论与心性论的核心内容，深入阐释其哲学基础、心理意蕴及其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与实践中的当代价值。我们将从“德性之脉”与“自然之脉”的互补性出发，探讨儒道两家在人性论上的辩证统一关系，进而深入分析宋明理学对心性论的深化与发展，并进一步解析“心”与“我”的层级结构与动态统一关系（心我与本我论），最终揭示这一理论体系对当代人格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心理服务与教育实践的深远启示。

第一节 人性论的二脉互补：德性之脉与自然之脉

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人性的探讨，主要形成了两条看似对立、实则互补的核心脉络：其一是以儒家（特别是孟子一系）为代表的“德性之脉”，强调人性的道德禀赋与向上发展的潜能；其二是以道家（老庄）为代表的“自然之脉”，强调人性的本真素朴与超越世俗的维度。二者共同塑造了中国人心性结构中富有张力的动态平衡，为个体在不同生命境遇中的心理适应与人格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与多元路径。

一、德性之脉（儒家主流：性善论）

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人性观念。孟子并非认为人生来即为完人，而是主张“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心天然具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此“四端”如同人的四肢，是内在固有、不假外求的，是仁、义、礼、智等德性的萌芽与发端。因此，人性在本源上是善的，具有内在的道德潜质。

（一）性善论的哲学基础与经典论述

孟子的性善论并非凭空建构，而是建立在对人性深刻观察与伦理实践的基础之上。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指出任何人见到孩童即将坠井，都会自然产生“怵惕恻隐之心”，此种反应并非出于功利计算，而是人性本然的道德情感流露。这一经典案例深刻揭示了人性中固有的道德直觉与情感动力，成为性善论的有力证据。

此外，孟子进一步提出“四端说”作为性善论的理论核心：

·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对他人痛苦的共情与关怀，是仁爱的发端。

·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对不道德行为的厌恶与拒绝，是正义感的基础。

·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在人际交往中的谦逊与礼让，是礼仪文明的萌芽。

·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对事物对错的辨别能力，是智慧与理性的起点。

此“四端”并非外在于人的道德规范，而是内在于人心的先天倾向，是人性中固有的“善端”。孟子强调，这些善端需要后天的“扩而充之”，通过教育、环境与实践不断培养与发展，方能最终成就完善的道德人格。

《儒家》中的心理学智慧不仅体现在性善论上，还贯穿于其完整的修养体系之中。“格物致知”强调通过探究事物之理来提升认知水平，“诚意正心”注重内在心理状态的调适与净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构建了从个体到社会的心理发展路径。儒家的“中庸”思想提倡情感与行为的适度与平衡，为情绪调节与心理适应提供了重要原则。这些智慧共同构成了儒家心理学的丰富内涵，为现代人格教育与社会心态培育提供了深厚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内部关于人性论亦存在丰富的发展脉络。与孟子同时代的荀子提出“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表面看来，此与孟子的观点截然对立，然实则荀子强调的是人性中未经教化前的自然倾向，而孟子强调的是人性中先天的道德潜能。此两种观点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孟子指明了人性向上的可能性，荀子则警示了人性向下滑落的危险性。两者共同构成了儒家对人性的完整认识。

（二）性善论的心理学意蕴

性善论不仅是一种哲学主张，更具有深刻的心理学意蕴，为积极的、发展性的心理学奠定了哲学基础。

1. 积极心理学的先声

性善论指明了一条充满希望的人格发展道路：心理修养的核心任务在于“存心养性”，即通过后天的伦理实践、教育熏陶、环境习染“扩而充之”，将这些善的端倪培养、发展成为稳定的道德人格（君子、圣人）。此与人在本主义心理学强调的“自我实现”倾向和积极心理学关注的“优势与潜能”有异曲同工之妙。性善论从根本上肯定了人性的积极面向，为心理教育与发展提供了正向的理论支撑。

从跨文化心理学视角看，西方积极心理学在20世纪末的兴起，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病理心理学范式的一种修正，而中国的性善论思想则为此提供了更为古老而系统的哲学基础。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的概念，与儒家“成圣成贤”的理想有着内在的相通性；塞利格曼提出的品格优势与美德分类，也与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理念形成了有趣的对话。此种跨时空的智慧共鸣，体现了人类对美好人性共同追求的普遍性。

2. 对“恶“的解释

性善论并非无视现实中的恶行与心理问题。孟子认为，“恶”并非人的本性如此，而是源于后天物欲的引诱、不良环境的影响，使得人固有的善心被“放失”或“茅塞”。因此，教育、修养和心理服务的本质，是“求其放心”，即找回放失的本心，去除蒙蔽。此一观点与现代心理学中关于环境、社会因素对心理与行为的影响研究高度契合，强调心理问题的可逆性与可治愈性。

在比较的视野中，弗洛伊德将人的攻击性与破坏性归因于本能冲动，而孟子则将其视作本心被蒙蔽的结果。此两种解释范式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对人性阴暗面的不同理解：弗洛伊德倾向于生物决定论，孟子则强调环境与教育的关键作用。现代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攻击性行为确实受到社会环境的重要影响，此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孟子的观点。同时，神经科学也发现，共情能力、道德判断等确实具有相应的神经基础，此与孟子对“四端”先天性的论述形成了科学印证。

3. 奠定了道德情感的基础

将“恻隐之心”（同情共感）置于四端之首，表明道德情感是人性中最根本、最原始的部分，此为道德心理学、共情研究提供了深厚的本土资源。现代神经科学研究已证实，共情能力与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生物学基础，此与孟子对“恻隐之心”的先天性的论述不谋而合。

当代道德心理学研究显示，道德判断不仅是一个理性推理过程，更包含着深厚的情感基础。格林尼等人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个体在进行道德判断时，不仅激活了与理性思考相关的脑区，也强烈激活了与情感相关的脑区。此一发现与孟子强调道德情感优先性的观点形成了有趣的呼应。同时，霍夫曼的共情发展理论也指出，共情能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理特质，此进一步印证了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深刻洞见。

（三）性善论的教育与干预意义

性善论为教育与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与方法。在教育中，应注重激发与培养学生的内在善端，而非单纯依靠外在规范与惩罚。在心理服务中，应帮助来访者重新连接其内在的道德情感与价值资源，重建自我认同与生命意义。孟子的“求其放心”可视为一种古老的心理服务目标，即帮助个体恢复内在的心理平衡与道德自觉。

在现代教育心理学中，罗杰斯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强调信任学生的内在潜能，此与儒家性善论的教育观有着深刻的共鸣。同时，在心理服务领域，积极心理学干预、意义干预等方法都强调发掘来访者的内在资源与积极品质，此与孟子“求其放心”的干预理念不谋而合。这些跨文化的理论对话，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智慧的理解，也为构建更具文化适应性的心理服务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四）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的性善论深化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社会性与实践性，认为人的本质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与发展的。此与儒家性善论中“四端”需通过“扩而充之”的社会实践才能发展为稳定德性的观点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指出，人的道德情感与行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受到社会制度、阶级关系、文化传统等“社会存在”的深刻影响。因此，性善论不仅是个体修养的理论基础，也是社会改造与治理的心理依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性善论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结合，为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持，强调通过优化社会关系与环境，激发人性中的积极潜能，促进个体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二、自然之脉（道家主流：性朴论）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对人性的看法与儒家迥异。他们主张“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老子》），认为人性本初是自然、素朴、纯净的，如同未经雕琢的原始木材（“朴”），本身并无善与恶的分别。此种自然本性是圆满自足的，是人与道合一的本真状态。

（一）性朴论的哲学基础与经典论述

道家的性朴论建立在其宇宙观与道论的基础之上。老子认为，“道法自然”，宇宙万物的运行皆遵循自然无为的法则，人性亦不例外。在《道德经》中，老子多次强调“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主张回归人性的本真状态，摒弃后天人为的矫饰与造作。

庄子进一步发展了性朴论，提出“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庄子·秋水》），强调不应以人为的规范破坏天然的本性。在《庄子·马蹄》中，他以“马之真性”喻人之本性，指出后天的礼仪、教化如同对马的鞭策与束缚，反而使人迷失了其自然本性。

道家的人性观在魏晋玄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郭象在《庄子注》中提出“性分自足”的观点，认为万物各有其性分，只要充分实现自己的性分，就能达到逍遥的境界。此种思想为个体差异的尊重与个性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

《道家》中的心理学智慧不仅体现在性朴论上，还贯穿于其完整的身心修养体系。“致虚极，守静笃”描述了通过虚静修养达到心理深度宁静的状态；“无为而治”倡导顺应自然规律的管理智慧，为组织心理学与领导力发展提供了启示；“柔弱胜刚强”揭示了以柔克刚的心理策略，为压力管理与冲突化解提供了独特视角。道家的内丹修炼则体现了身心转化的实践智慧，与现代心身医学有着深刻的共鸣。

（二）性朴论的心理学意蕴

道家的性朴论从另一个维度揭示了人性的深层结构，对现代心理学具有重要的补充与启示意义。

1. 对文明异化的警惕

道家认为，心理问题的根源在于后天“仁义”、“礼法”、“智巧”等社会文明标签的过度矫饰与人为造作（“伪”）。这些外在规范使人迷失了其天然本性，产生诸多分别心、计较心、得失心，导致烦恼、纠结与心理冲突。此深刻揭示了文明发展可能带来的心理代价，与现代心理学对现代社会焦虑、异化感的分析不谋而合。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活的快节奏化，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心理压力。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论述的现代人的孤独感和无助感，与道家对文明异化的批判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同时，存在主义心理学对“本真性”的强调，也与道家的“返璞归真”思想有着深刻的共鸣。这些不同文化传统对现代性困境的相似洞察，提示我们道家智慧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2. 心性的自由与超越

道家心理学为心性提供了解放、超越与创造的维度。它强调回归内在的真实、自然与自由，摆脱外在标准和内在成心的束缚，达到“逍遥游”的境界。此为应对压力、培养创造力、寻求心性慰藉提供了独特的路径。现代心理学中的“心流”体验、正念冥想等，与道家的“虚静”、“无为”状态有着内在的相通性。

从跨文化心理学角度看，马斯洛提出的“高峰体验”与庄子的“逍遥游”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但都描述了人类可能达到的超越性心理状态。契克森米哈伊的“心流”理论强调在活动中完全投入、忘记时间流逝的心理状态，此与庄子“庖丁解牛”中描述的得心应手境界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些不同理论传统对最佳心理状态的描述，揭示了人类心理体验的某些普遍性特征。

3. 守护“本真“状态

道家有力地守护了“人原本是什么样的人”（本然）这一维度，与儒家塑造“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必然）形成了张力与互补。它提醒我们，心理健康也包括与自身内在真实的和解与接纳。现代心理服务中的“接纳与承诺疗法”强调与内在体验的和谐共处，与道家的本真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中，罗杰斯强调的“成为真实的自己”与道家的本真思想形成了有趣的对话。同时，温尼科特提出的“真我”与“假我”概念，也与道家对“伪”的批判有着理论上的亲和性。这些不同心理学传统对真实性的共同关注，提示了本真性在心理健康中的重要地位。

（三）性朴论的教育与干预意义

道家的性朴论倡导“无为而治”的教育与干预理念，强调尊重个体的自然发展规律，避免过度干预与控制。在教育中，应注重保护学生的天性，鼓励其自主探索与创造。在心理服务中，应帮助来访者放下对完美自我的执着，接纳自身的局限与不完美，从而获得内在的自由与安宁。

在现代教育实践中，蒙台梭利教育法强调尊重儿童的内在发展规律，提供有准备的环境让儿童自主探索，此与道家的教育智慧有着深刻的共鸣。在心理服务领域，森田疗法强调“顺其自然，为所当为”，与道家的无为思想形成了跨文化的呼应。这些实践层面的相似性，说明了道家智慧具有普遍的应用价值。

（四）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下的“自然之脉”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通过实践改造自然与社会，同时也改造自身。道家的“自然之脉”强调回归本真、反对人为异化，与马克思主义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具有内在共鸣。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指出，真正的“自然解放”不是逃避社会，而是通过社会性的实践，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道家“天人合一”的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相结合，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培育具有生态意识与责任感的“生态人格”，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心理基础。

三、互补性与辩证统一

儒道两家的人性论并非绝对对立，而是构成了中国人心性结构中一种富有智慧的辩证统一。此种“儒道互补”的心理结构，使得中国人在面对顺境与逆境、社会责任与个人自由时，具备了一种独特的心理弹性和调节智慧，能够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之间找到动态的平衡。

（一）进取与退守

儒家鼓励积极入世，承担社会责任，塑造了中国人“进取”的一面；道家则提供了一种在逆境中或功成后“退守”自适、保全天性的智慧。此种进退有度的人格特质，有助于个体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心理平衡与适应能力。

从文化心理学角度看，此种儒道互补的心理结构为中国人的自我调节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当个体在社会生活中遭遇挫折时，道家的智慧可以帮助其调整心态，保持心理平衡；当个体需要积极投入社会活动时，儒家的精神可以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此种灵活的心理调节机制，是中国人心理韧性的重要文化基础。

（二）社会性与个体性

儒家强调人伦关系与社会和谐，发展了人的“社会性”；道家则珍视个体的精神自由与内在空间，守护了“个体性”。此种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为现代人在集体与个人之间寻找平衡提供了重要的心理资源。

在跨文化比较中，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与独特性，而东方集体主义文化则强调个体与集体的和谐关系。儒道互补的人性观实际上提供了一种超越简单二元对立的可能性：它既肯定了个体的内在价值，又强调了个体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性。此种辩证的人性观对于构建更加平衡的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道德追求与自然解放

儒家确立了崇高的道德追求，道家则深刻批判了道德的异化，追求自然的解放。此种道德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有助于个体在追求道德完善的同时，不失其本真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在现代道德心理学中，有研究者指出，过度的道德自律可能导致心理压力的增加，而完全放弃道德追求又可能导致社会失序。儒道互补的智慧恰恰提供了一种平衡的解决方案：在坚持道德理想的同时，保持心性的开放与自由。此种智慧对于现代人的心理健康和道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释家》中的心理学智慧为中国心性论提供了重要的补充与深化。释家（佛家）主张“心性本净，客尘所染”，认为众生本性清净，但因无明烦恼而遮蔽。其“缘起性空”思想揭示了心理现象的无自性与相互依存关系，为认知重构与情绪调节提供了哲学基础。“戒定慧”三学体系构成了完整的心理修养路径：戒律规范行为，禅定培养专注与宁静，智慧洞察实相。释家的“正念”修行与“观心”之法，与现代正念疗法和心理觉察训练高度契合，为心理困扰的化解与内心平和的开显提供了有效方法。

《医家》中的心理学智慧主要体现在《黄帝内经》等经典中，强调“形神合一”、“身心一如”的整体健康观。《内经》提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揭示了情志与脏腑功能的密切关联，为心身医学提供了古老而系统的理论框架。“上工治未病”的预防思想，与现代健康心理学的预防理念不谋而合。医家的“阴阳平衡”与“气血调和”原则，为心理健康的维护与促进提供了独特的诊断与调适智慧。

第二节 心性论的深化：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宋明理学（新儒家）在综合先秦儒道思想以及应对佛学挑战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更为精密和完善的人性模型，即“天地之性”（或称“天命之性”、“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框架，极大地深化了心性理论。

一、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理论内涵

（一）天地之性：纯粹至善的普遍本性

“天地之性”指人得之于“天理”的、纯粹至善的普遍本性。它是超越的、理想的、人人皆同的，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依据，相当于孟子所说的“善端”的形而上根源。张载在《正蒙·诚明》中明确提出：“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强调天地之性是人性中永恒不变的本体，是道德实践的终极依据。

从哲学心理学角度看，“天地之性”的概念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理解人类普遍心理结构的理论框架。类似于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天地之性”代表了人类共有的深层心理结构。不同的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主要包含的是原型和本能，而“天地之性”更强调道德理性和精神性的维度。此种差异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对人性理解的不同侧重。

（二）气质之性：现实具体的个体差异性

“气质之性”指人落于现实后，受之于父母精气时所蒙受的“气”而形成的具体个性。因为所谓“气”有清浊、厚薄、偏正之差异，故“气质之性”千差万别，是现实的、具体的。它可能如同云雾般遮蔽清澈的“天地之性”，是各种欲望和不善行为的来源。朱熹进一步将“气质之性”解释为“理与气杂”，即天理与气质的混合体，决定了现实人性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在现代心理学语境中，“气质之性”的概念与人格心理学中的“气质”概念有着有趣的对应关系。现代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在情绪反应、活动水平、注意力持久度等方面确实存在先天的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人格发展的基础。同时，“气质之性”也包含了后天习得的心理倾向，此与现代人格心理学中的“特质”概念也有相通之处。

二、心性论的心理学意义

此一理论完美地解释了为何人性本善（天地之性），却在现实中有恶行与各种心理问题。“恶”与“心理失衡”并非人的本性如此，而是源于“气质”的偏蔽。因此，一切教育、修养、心理服务的终极目标与核心机制即是“变化气质”。通过持续的学习（读书明理）、反省（内自省）、实践锻炼（事上磨练），使浑浊、偏颇的“气质”变得清通、中正，从而如拨云见日般，复明本然的善性（天地之性）。

（一）为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心理辅导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气质之性”理论承认个体先天禀赋（气质）的差异性，强调修养方法需因人而异。此与现代教育心理学中的“个体差异”理念高度契合，为个性化教育与心理辅导提供了古老而智慧的理论支持。

在现代教育实践中，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强调尊重学生的不同智能特点，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方案，此与“变化气质”的教育理念形成了跨时代的呼应。同时，在心理服务领域，服务师需要根据来访者的人格特点、成长背景等因素选择适当的干预方法，此也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智慧。

（二）指明了心理成长的本质是生命能量（气）的转化与提升

心性论强调心理成长不仅仅是行为的矫正或认知的重构，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人格转化过程，即生命能量（气）的转化与提升。此一观点与现代身心医学、能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不谋而合，为理解心理变化的深层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在现代心理服务中，诸如身体心理服务、表达性艺术干预等方法都强调通过身体体验和能量调节来促进心理改变，此与“变化气质”的理念有着深刻的共鸣。同时，正念冥想等实践也被证明能够引起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可塑性变化，此为“变化气质”提供了神经科学层面的证据支持。

（三）心性论在现代心理学中的应用价值

心性论不仅具有深厚的哲学意蕴，更具有广泛的现代应用价值。在人格心理学中，它可以为理解人格结构的稳定性与可塑性提供理论框架；在发展心理学中，它可以解释个体心理发展的动力与方向；在心理服务中，它可以为深度人格转化提供方法论指导。

从比较文化角度看，心性论与西方心理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形成了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例如，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描述了个体在不同生命阶段面临的心理社会危机及其解决，此与“变化气质”的发展观有着相似的阶段性思维。不同的是，埃里克森更强调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而心性论更强调个体内在的修养工夫。此两种视角的互补，为我们理解人格发展提供了更全面的理论框架。

（四）马克思主义矛盾观下的“变化气质”机制

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内部矛盾的运动。心性论中“变化气质”的过程，正是个体内部“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矛盾运动的结果。通过“读书明理”、“事上磨练”等实践，个体不断克服“气质之性”中的偏蔽，实现“天地之性”的复明。此一过程体现了矛盾双方在斗争与统一中推动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为“变化气质”提供了哲学依据，强调心理成长不是线性的、被动的，而是在不断解决内在矛盾、实现自我超越的实践中完成的。

第三节 心我与本我：主体性的层级结构与动态统一

在理解了心性论的形上基础与现实表现后，我们进一步追问：作为主体的人，其“心”与“我”究竟如何结构？二者在心理实践中又呈现怎样的动态关系？

在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心”不仅是功能主体，更是主体性（即“我”）的承载者、建构者与超越者。对“心”与“我”关系的深刻洞察，是本体系理解人性、阐释心理运作、指导修养实践的核心枢纽。本节旨在系统阐述“心”的多维意涵与“我”的层级结构，并论证二者在生命实践中的动态统一关系。

一、“心”的概念谱系：从功能主体到道德本体

“心”在本体系中是一个涵义丰富、层次分明的核心概念，其意涵远超出西方心理学中“心智”或大脑功能的范畴。

（一）“君主之官”：“心”作为生命活动的中枢

源于《黄帝内经》，“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此层面的“心”，是生理与心理功能的最高统摄者，主宰精神、意识、思维和情感活动（“五神藏”之主），是生命现象的高级整合中心。

（二）“四端之心”：“心”作为道德情感的源泉

由孟子系统阐发，认为人先天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此“四端”是仁、义、礼、智等德性的萌芽与内在根据。此层面的“心”，是道德判断、价值情感和伦理行为的发源地，奠定了人性向善的潜能。

（三）“虚灵不昧”：“心”作为认知与灵明知觉的主体

为宋明理学所强调，“心”具有虚灵知觉的特性，能认知事物、明辨理则。朱熹言“人心虚灵，知觉不昧”，王阳明言“心之虚灵明觉”，均指“心”作为一种清明的意识本身，具有超越具体内容的觉察与认知能力。

（四）“天地之心”：“心”作为宇宙精神的个体化显现

此是“心”的最高形上意涵。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下，个体之“心”与宇宙之“心”同构、同律。《周易·复卦》彖传言：“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此“天地之心”即宇宙的生生之德。人之本心，即是此“天地之心”在个体中的呈现，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正是此意。此层面的“心”，是人与天道相通的超越性依据。

二、“我”的层级结构：从形骸之我到性命之我

与“心”的多维意涵相对应，中国心理学中的“我”并非一个单一、固化的实体，而是一个由表及里、由粗至精的层级结构。

（一）形骸之我（身我）：以物质身体（形骸）为边界和认同基础的自我。它追求感官欲望的满足、身体的舒适与安全，是自我最外在、最基础的层次。对应于“身-心-性”模型中的“身”层。

（二）情识之我（心我）：以日常心理活动，如情绪、念头、思虑、意愿等为内容的自我。它是心理功能的主体，但易受外境和内在气机波动的影响，处于流变不居的状态。若执着于此层面的“我”，则易产生喜怒无常、认知偏执等心理问题。对应于“身-心-性”模型中的“心”层。

（三）德性之我（义理之我）：以内在的道德良知、价值判断和理性抉择为内核的自我。此“我”由“四端之心”扩而充之，通过伦理实践和文化教养建构而成，如孟子的“大体”，荀子的“义之我”。它是个体社会人格与道德主体性的核心。

（四）性命之我（本真之我）：此是“我”的最深层结构与终极依据，即人与生俱来的、得之于天道的“天地之性”或“本然之性”。它超越个体情识与形气的局限，是纯粹至善、光明中正的本体。道家庄子所称的“真君”、“真我”，儒家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的呈现者，即指此层面的“我”。对应于“身-心-性”模型中的“性”层。

释家对“我“的深化认识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视角。释家提出“无我”思想，认为“我”是五蕴（色、受、想、行、识）和合而成的暂时现象，并无独立不变的实体。此种“无我”观并非否定生命现象，而是破除对固定自我的执着，从而解脱烦恼、获得心灵自由。释家的“八识”理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细致剖析了心理活动的层次，特别是末那识的自我执取与阿赖耶识的种子储存，为理解自我意识的形成与转化提供了精密框架。此与“心我”层级的动态统一观形成了深刻对话。

三、“心统性命”：主体性的动态统一与修养工夫

“心”与“我”的关系，并非静态的对应，而是动态的统摄与实现关系。其核心机制可概括为“心统性命”（张载语）。

（一）“心”是“我”之宰：“心”作为功能主体，具有主导和塑造各层次“我”的能力。“心正”则“身修”（形骸之我得其养），“心静”则“情识之我”得其安，“心诚”则“德性之我”得以显发，“心明”则“性命之我”得以朗现。

（二）“我”是“心”之显：各层次的“我”是“心”在不同维度、不同境界下的具体显现。从被欲望驱使的“形骸之我”，到为情所困的“情识之我”，再到循理而动的“德性之我”，直至与天道相通的“性命之我”，体现了“心”由下学而上达的修养次第与境界提升。

（三）心理实践的枢纽：化解冲突与实现超越

1. 自我认同的建立：健康的自我认同，应立足于“德性之我”，朝向“性命之我”，而不应固着于流变的“情识之我”或有限的“形骸之我”。此为应对身份焦虑、角色混乱提供了根本方向。

2. 心理冲突的化解：许多心理困扰源于不同层次“我”之间的断裂与冲突。如“形骸之我”的欲望与“德性之我”的规范相冲突，“情识之我”的情绪与“性命之我”的平静相背离。修养之道在于以“心”为主帅，通过“存心养性”、“省察克治”等工夫，调适身心，复性归真，实现内在的和谐统一。

3. 生命意义的开显：当个体通过修养，使“心”与“性”合一，即实现了“心我”与“本真之我”的统一，生命意义便从个体小我的得失荣辱，升华为“赞天地之化育”的宏大叙事与“为天地立心”的崇高担当。

（四）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下的“心我统一”路径

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与检验标准，个体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中国心理学中“心我统一”的修养路径，正是通过具体的社会实践（如劳动、学习、交往、服务等）实现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指出，个体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个体的“心我统一”只有在参与集体实践、服务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此与儒家“修齐治平”的传统一脉相承，强调个体的心理修养最终要服务于社会和谐与国家发展，体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结论：“心”与“我”的关系，是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理解人之为人的关键。它揭示了个体是一个具有无限潜力和向上可能性的动态生命系统。一切心理修养与社会实践的终极目标，即在于通过“尽心”、“知性”，最终达到“心我与本我合一”、“人心与天心相通”的至高境界，从而为个体的安身立命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坚实的心性基础。

第四节 人性论与心性论的现代科学印证

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人性论与心性论，并非纯粹的哲学思辨，其核心思想正日益得到现代科学发展的印证，显示出惊人的前瞻性与科学性。

一、神经科学与道德情感的生物学基础

现代神经科学研究发现，人类大脑中存在着与道德判断、共情、公平感等密切相关的神经回路，如前额叶皮层、前扣带回、镜像神经元系统等。这些研究为孟子“四端说”中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提供了生物学证据，支持了人性中固有道德倾向的观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达马西奥等人的研究发现，情绪在道德决策中起着关键作用，此与孟子强调道德情感基础的观点形成了科学印证。同时，神经科学家还发现了“道德分子”——催产素能够增强个体的信任感和利他行为，此为理解道德情感的生物化学基础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进化心理学与利他行为的起源

进化心理学从自然选择的角度解释了利他行为与道德情感的起源，认为这些行为在进化史上具有适应价值，有助于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此与儒家性善论中对人性社会性的强调有着内在的相通性。

特里弗斯提出的互惠利他理论指出，利他行为在进化过程中可以通过互惠机制得以维持和发展。此与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思想形成了有趣的对话。同时，群体选择理论也为理解人类道德性的进化基础提供了新的视角，此与儒家对集体和谐的强调有着一定的共鸣。

三、积极心理学与人性积极面的研究

积极心理学将研究焦点从心理病理转向人类的优势与美德，强调人性的积极面向与发展潜能。此与儒家性善论的基本立场高度一致，为现代心理学提供了一种更为全面、积极的人性观。

彼得森和塞利格曼编制的《品格优势与美德分类手册》识别出人类普遍存在的六大类美德和24种品格优势，这些美德与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理念有着显著的对应关系。此种跨文化的一致性，说明了人类对美好品质的追求具有普遍性，也印证了儒家对人性积极面的深刻洞察。

四、生态心理学与自然本性的重建

生态心理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结，认为现代人的许多心理问题源于与自然的疏离。此与道家性朴论中“回归自然”的主张不谋而合，为现代心理服务与健康促进提供了重要的生态视角。

研究表明，接触自然环境能够显著降低压力水平、改善情绪状态、提升认知功能。这些发现为道家“道法自然”的智慧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生态心理学提出的“亲生命假说”——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与自然联结的倾向，也与道家对自然本性的强调形成了跨时代的对话。

《医家》与现代心身医学的相互印证日益凸显。现代心身医学研究证实，心理状态直接影响生理功能，此与《黄帝内经》“形神合一”的观点高度一致。心理神经免疫学的研究表明，压力、情绪等心理因素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影响健康状况，印证了医家情志致病理论。同时，生物反馈疗法、正念减压等现代干预方法，与医家通过调节气血、平衡阴阳来促进心理健康的方法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五、马克思主义系统观下的整体科学印证

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强调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心理现象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文化等系统因素孤立理解。现代系统科学、复杂系统理论与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正逐步揭示心理现象的系统性特征，印证了中国心性论中“身心一如”、“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同时，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为社会心态研究、宏观心理治理提供了理论框架，推动中国心理学从微观个体到宏观社会的全面贯通，实现科学与人文的深度融合。

第五节 人性论与心性论的跨文化对话与整合

中国心理学的人性论与心性论不仅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更在全球化背景下展现出与西方心理学理论进行深度对话与整合的巨大潜力。此种跨文化的学术交流，不仅有助于丰富心理学的人性观，也为构建更加全面、包容的心理学体系提供了重要契机。

一、与西方人格理论的对话

西方人格心理学自奥尔波特以来，发展出了特质理论、类型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等多种理论范式。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格的结构与动力，但往往缺乏对中国传统心性论所具有的发展性与转化性维度的认识。

中国心性论的“变化气质”思想，为人格心理学提供了一个动态发展的视角。它既承认人格特质的相对稳定性，又强调人格通过自觉修养实现深刻转化的可能性。此一视角与西方心理学中最近兴起的“人格可塑性”研究形成了富有成果的对话，为理解人格发展提供了更全面的理论框架。

二、与发展心理学的融合

西方发展心理学主要关注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心理发展规律，提出了诸如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等重要理论。这些理论描述了发展的普遍规律，但较少涉及通过自觉修养实现人格转化的可能性。

中国心性论的发展观强调“学以变化气质”，认为通过持续的学习和实践，个体可以实现人格的深刻转化和境界的不断提升。此种发展观与西方发展心理学形成了重要的互补：西方发展心理学描述了发展的自然过程，中国心性论则指出了自觉发展的可能路径。两者的结合，为我们理解人类心理发展提供了更完整的图景。

三、对心理服务的启示

在心理服务领域，中国人性论与心性论为各种干预方法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和文化资源。认知行为疗法强调改变不合理认知，此与儒家“格物致知”的智慧有着内在的相通性；人本主义干预强调信任来访者的内在潜能，此与孟子性善论的基本立场不谋而合；正念疗法强调接纳当下体验，此与道家顺其自然的智慧形成了深刻的共鸣。

同时，中国心性论也提示我们，心理服务不仅可以是问题的解决，更可以是人格的成长和境界的提升。此种积极的发展性视角，对于丰富现代心理服务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释家与西方心理疗法的深度整合已成为当代心理服务的重要趋势。释家的“正念”修行已被广泛融入认知疗法、接纳与承诺疗法等西方干预体系中，显示出显著疗效。释家的“慈悲观”与“空性智慧”为创伤后成长、临终关怀等特定领域提供了独特资源。同时，释家对潜意识（阿赖耶识）的精细分析，与精神分析理论形成了富有成果的对话，共同推动了对心理深层结构的理解。

四、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心理学全球话语构建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具有世界视野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心理学参与全球对话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在推动人性论与心性论的跨文化整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强调“批判地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既反对文化虚无主义，也反对文化保守主义。中国心理学应在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积极借鉴西方心理学的实证方法与理论成果，推动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具世界意义的心理学范式，为全球心理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心理支持。

本章小结

本章系统梳理并深入阐释了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中人性论与心性论的核心内涵、理论发展及其现代价值。通过剖析“德性之脉”与“自然之脉”的互补性，揭示了儒道两家在人性论上的辩证统一关系，展现了中国人性观的丰富性与动态平衡特质。宋明理学提出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框架，极大地深化了对现实人性复杂性的理解，并为“变化气质”这一核心修养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对“心”与“我”层级结构及动态统一关系的解析，则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心理学对主体性的深刻洞察，指明了心理修养的实践路径与终极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智慧，包括《易经》的辩证思维、儒家的德性修养、道家的自然无为、释家的心性洞察以及医家的身心整体观，共同构成了中国心理学人性论与心性论的丰厚思想资源。这些智慧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核心观点亦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社会性、实践性、矛盾性及系统性的论述相契合，并在现代神经科学、进化心理学、积极心理学、生态心理学及心身医学等领域不断获得科学印证。

在全球化与跨文化对话的背景下，中国心理学的人性论与心性论展现出与西方心理学理论进行深度整合的巨大潜力，为人格理论、发展观及心理服务实践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与丰富的启示。在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原则下，坚持文化主体性，批判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推动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全球话语权的提升，不仅对于理解人性、促进个体心理健康与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与实践路径。中国心理学的人性论与心性论，以其整全、辩证、发展的理论特质，必将为未来心理学的发展与人类福祉的提升持续注入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 孟子. 孟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2] 老子. 道德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3] 庄子. 庄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4]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5] 王阳明. 传习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6 ]张载. 张载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7] 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8] 黄帝内经[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0] 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M]. 许金声,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11] 罗杰斯. 个人形成论[M]. 杨广学, 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12] 塞利格曼. 真实的幸福[M]. 洪兰, 译.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0.

[13] 达马西奥. 笛卡尔的错误: 情绪、推理和人脑[M]. 毛彩凤,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14] 契克森米哈伊. 心流: 最优体验心理学[M]. 张定绮,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15] 彼得森, 塞利格曼. 品格优势与美德: 手册与分类[M]. 徐景安, 等, 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