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影——戴笠其人（46）请缨赴陕

西安事变发生时，十七路军负责在西安城剪除蒋的羽翼重臣，带队的是西安缓靖公署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就在他指挥搜查西京招待所之际，突然枪声响起，显然是出了乱子。

宋文梅立即带领随从前往现场查看，发现一个人满脸血污倒在血泊中，宋仔细辨认，发现伤者是云南胡若愚。

宋文梅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胡若愚起身滇军，一路征战，成为滇军的高级将领，他曾经是云南的风云人物，云南王龙云就曾经败在他手下并被扣押，后来胡若愚和龙云斗法失败，几经沉浮，1933年胡若愚赴德国留学，致力研究军事学，并参与杨耿光率领的“中国欧洲军事考察团”。

事变发生之时，他刚刚回国，按说胡若愚算不上中央大员，可他偏偏住进了西京招待所，因为他是张学良的结拜兄弟。

西北军士兵搜查之时，胡若愚没有抵抗，但是当士兵问他有没有武器的时候，胡答曰没有，结果士兵在他枕头底下搜出了一把小手枪，带队的军官抬手就是一枪，正中胡若愚的脸部，侥幸的是子弹穿过了他的两边脸颊飞出，没有伤到要害，胡若愚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而国民党元老邵元冲却被流弹击中身亡。

很快，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大员们悉数就擒，在木质啤酒箱里蹲了两个多小时的陈诚最后也被士兵们从箱子里拎了出来，他是在西安的地位仅次于蒋的二号人物，上午8点之前，整个西安城内的中央势力都被消灭，中央一派的军警伤亡数百人，其余都被缴械。

西安事变发生时，毛人凤也在西安，12月12日凌晨四点刚过，毛人凤床头的电话突然急急地响起来，他一翻身爬了起来，职业的敏感使他觉得这个电话不同寻常。

他拿起听简，里面传来：

华清池发生兵变，委员长下落不明。有可能是预先准备好的，张、杨可能参加了。”

电话那边立即挂上，只有一长串的忙音。显然打电话的人本身也处在极其危险的环境。

毛人凤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连衣服都没有顾上穿好，慌忙跑到办公室去告诉江雄风。

江雄风一听就笑着说：

你开什么玩笑，张、杨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绑架委员长，我不相信。

江雄风有点怀疑地看着毛人凤。毛人凤看到这种情况，也顾不了其他，就把向影心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部告诉了江雄风。

江雄风一听是内线的情报，吓得身上冒出了冷汗，他急忙召集特务站的特务们紧急开会。

这时，在家的西北剿匪司令部的参谋长晏道刚听到西京招待所传来枪声，立即给办公厅的第二科科长江雄风打电话，询问情况，作为特务处西北站的二号人物，江答曰不知，随后，晏道刚就被赶来的十七路军的士兵从家中带走了。

江雄风是老牌特工，接到晏道刚的电话后不久，他再打电话回去发现已经没有人接听，江立刻意识到发生了天大的变故，立即销毁了掌握的军统机密资料，随后令：“毛人凤给南京发报，其他人立即撤离。”说罢冲出房口，走上逃亡之路。

当时，马志超任西安警察局局长，为便于操纵特务处，违反秘密工作原则，把西北区的电台搬到警察局。警察局是公开机关，特务处是秘密机关。对此，江雄风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岳烛远大力反对，但没被接受。

现在，发报必须到警察局，毛人凤立即起身走出房门。此时天还没亮，西安的大街上已经显出了一派忙碌和紧张的气氛，士兵和车队时不时列阵通过，每个路口都有许多士兵巡逻站岗。

西安事变爆发后，按照预定的计划，第十七路军孔从洲接管了全城的电话通讯、无线电台等，设在省党部、市警察局的主电台均被查封，尽管城内还有不少漏网的秘密电台，但他们都是无线电支台，平时只与主电台联络，没有直接联系南京的高级密码，只能干着急。

毛人凤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毛人凤越走心里越慌，他远远看到警察局门口站了一群不眼熟的士兵，隐隐感觉到不好。他按捺住紧张，假装走错了路返回，不料却已经被那群士兵盯上。

当兵的对他喊了声：

“那个穿大衣的，就是你，别跑，再跑我们就开枪了！”

毛人凤心里偷喊一声不好，只得慢慢地转过头，举起手，堆着笑脸向士兵们问好。

“你是哪个部分的？证件。”

毛人凤顿时吓得浑身直出冷汗。5个士兵把他团团围住，他慌忙说：

“我是东北军十一师师部的。”

说着，拿出了预先为防止不测事件而准备的假证件。那几个士兵看了看证件又问：

“你是东北军？怎么是南方口音？”

毛人凤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吓得腿都软了，只好沉默不语。这时，一个看着十分面熟的人走了过来，几个士兵对他都很尊敬地行礼，只听他说：

“不要难为这位先生，他确实是东北军师部的。”

说完掏出一个证件。几个士兵一看，点点头，便松开毛人凤，走回驻防的岗位。

这个人是毛人凤的同乡周养浩，论资格，还是他的学生，现在西安警察署担任科长职务，随后，周养浩把毛人凤带回了自己的住处，谎称是自己老家的亲戚，让其暂避风头。

南京最早知道西安事件的消息不是来自CC西北区和戴笠特务处西北区和陕西省站，而是12 月12 日下午3时驻潼关第79师师长陈安宝发来的电报，全文只有13个字:

“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当日，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毛主席给张学良回电:

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

当天上午，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意图，提出了八项救国政治主张。

继通电之后，他又分别致电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说明只要接受抗日要求，将保证蒋介石的安全。

当晚，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与政治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通过两项重要决议：

一是“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一是由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

但是否对张、杨两部实施军事讨伐，会上产生了分歧。

这天还是星期六，孔宋家族主要成员均在上海，孔祥熙在家中接到张学良的密电后，即与夫人宋霭龄赶到宋美龄在上海的寓所。

宋美龄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宋美龄正在家中召开航空委员会会议，这个消息对她无疑是一个沉痛打击。但宋美龄无愧于女中豪杰，她异常冷静，当即通知蒋介石的外籍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与他们一起连夜登上北去的列车，于次日清晨七时赶到南京。

宋美龄第一时间想到端纳，这是因为其不仅是蒋介石的顾问、她和蒋介石的私人朋友，也曾是张学良与其父张作霖的顾问，相交甚深，张学良把他当伯叔、老师一样尊敬，由他去西安居间调停，是再好不过的人选。

事发之前，戴笠正在广州进行接收、扩充广东缉私部队，他收到西安的确切消息，已经是12月13 日午夜一时，江雄风冒死逃出西安，然后启用军统在西北区的秘密电台发出的：

张杨叛变，校长被扣，生死难卜。

后来，联系又中断了。可以看出，江雄风的情况仍然很危险，西安的情况也很紧张。戴笠心急如焚，立即乘飞机返回南京，直奔特务处译电室。

但等待他的是泥牛入海，其他在西北的各特务机构和直属通讯员，均杳无音讯。

如果说张、杨对蒋介石及随行中央大员采取了什么行动，官方通讯渠道被切断，那么，特务处的派出机构是躲在暗处的，无论西北区还是陕西站，以及其下属站、组，都应该迅速向特务处发送情报，怎会同时全部中断了联系？

戴笠即刻离开译电室，与本部书记长梁干乔一道乘车前往位于白鹭洲的特务处总台。

由魏大铭主管的特务处总台，向来敬业精神可嘉，报务人员每天三班倒，日日如此，年年如是，灯光一年365天不熄，以确保与全国各个区、站、组电台的联络畅通。

但是，从12月12日上午，陕西的所有电台全部没了音讯，所有联络全部中断。

唯一能联系上的是胡宗南，胡部在宁夏与陕西毗连的大水坑一带与红军对峙中，他截收了太原陈诚属下发出的电报，内容是：

西安12日彻夜有枪声，情况不明；

又截获到东北军王以哲对所部发出的电文称:

“当前情况发生变化，应对胡军严密警戒”。

戴笠对魏大铭历来比较客气，这会儿已是瞪着血红的眼睛，声色俱厉：

“24小时之内必须叫通！必须在一天之内弄清委员长的情况！”

这时，一旁的梁干乔建议不如想想别的办法，戴笠的脑子倏然灵活起来，“对，安排人去西安。”

他赶回特务处，立刻安排王蒲臣带一名特务和一名报务员，携带电台驰赴潼关，并特地叮嘱：

“到潼关后，可利用装载邮包的卡车做掩护，潜入西安，搜集情报，相机开展对叛军的策反工作。”

13日清晨，中央大员再次聚集中央党部礼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尽管争论激烈，但无外乎两种主张：一种是主战，主张立即实施军事讨伐；一种是主和，主张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

最终，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决定采取快速严厉的军事行动，向张、杨两部开战！

宋美龄来到会场后，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她认为，在真相未明了之前决定军事讨伐，未免太过仓促。此事若处理不当，后果将不堪设想，并为此与何应钦发生激烈争执。

当天下午，端纳受宋美龄、孔祥熙指派，携带宋美龄分别写给张学良与蒋介石的亲笔信，飞往洛阳，于14日下午由洛阳飞抵西安。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第三天，张学良阅读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带来的宋美龄的信。图片来自网络

情况相当复杂，南京方面，何应钦居心叵测，企图利用军事讨伐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而失去自由的蒋介石为雪其辱，亦寄希望于中央军实施武力讨伐。

与端纳同去西安的力行社总干事、蒋介石的特勤总管黄仁霖，受宋美龄和孔祥熙指派，此行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亲眼看到健康在世的蒋介石。

由于他不肩负任何政治使命，因此张学良同意他与蒋介石见面，并警告他不要说话；他自己也明白，此行就是用眼睛完成任务，而不是用嘴巴。

张学良亦告知蒋介石见到黄仁霖后莫谈公事，但其仍秘密修书一封，并特地连念三遍之后才交给黄仁霖。

黄仁霖深领其意，知道蒋介石暗示他记下信的内容，在信被扣留后仍能将其“口谕”带出。内容是：

命令中央军出兵西安，倘若“叛军”三日内不将他送回南京，即使踏过他的尸体前进，也在所不惜。

而这正是张学良所担心的，试想这样一份“口谕”传到何应钦那里，岂不正中下怀？

黄仁霖是奉宋美龄、孔祥熙之命而来，报告对象不是何应钦。况且，孔、宋力主和平解决事变，为保蒋介石性命，绝不会让这样一份“口谕”传到何应钦那里。

当然，黄仁霖虽没有违禁用“嘴巴”，却在用“眼睛”的同时错用了“耳朵”。既然知晓了“口谕”内容，他便再无完成任务的机会。

为以防万一，张学良将黄仁霖就地扣押，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才将其释放。

与此同时，复兴社常务干事贺衷寒、书记长邓文仪召开高干会议，表示坚定不移地站在何应钦“主战派”的一边，而戴笠与郑介民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会议最终通过武装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公开拥护和声援何应钦武力讨伐张、杨。

对于复兴社的军职人员，贺、邓早已下达了参战命令，桂永清即率领全副德式装备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迅速启程，定于16日或17日抵达华县前线，康泽也派出别动总队的两个大队，充当围攻西安的急先锋。

拥有重兵的胡宗南自然不会被遗忘，不仅接到何应钦的作战部署，更接到复兴社贺衷寒、邓文仪等人攻打西安的指令。

但是，胡宗南与戴笠密电往来不断，对南京主战派的“心怀叵测”早已了如指掌。他口头上答应着，实际按兵不动，静观其变，随时准备实施真正营救蒋介石的行动。

此间，宋美龄先后约见贺衷寒、邓文仪等人，劝说他们放弃以大军围攻西安的主张，并在约见康泽时表示，处理事变“应以委员长的安全第一”为前提。

然而事到如今，这些蒋介石的心腹弟子都在争抢对何应钦的“拥立”之功，哪里还会想着已沦为“阶下囚”的昔日校长？

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也是在这一天，王蒲臣他们已经潼关潜入西安并发回情报：

中央军由潼关向西安迅速推进，大批飞机开始轮番轰炸潼关至西安线上的渭南县。

渭南与西安相毗连，校长就在西安城里，原本生死未卜，此时实施轰炸，明摆着子弹不长眼，蒋介石性命难保。

端纳的西安之行不负重托，他将宋美龄的亲笔信交到了蒋介石手中。宋美龄在信中称，“南京戏中有戏”，蒋介石一下子明白了，立即下达停战手令。他在给何应钦的亲笔手令中称：

“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

这是12月17日，停战手令当即由蒋鼎文送出，18日抵达南京，送到何应钦手中，轰炸暂时停止下来。

宋子文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日上午，宋子文的电话打到了特务处。戴笠拿起话筒，电话那头传来宋子文清晰的声音：

“把郭增恺借我几天。”

戴笠愣了一下，豁然明白过来。郭增恺是杨虎城的部下——西北绥靖公署参议，因《活路》（宣传联共抗日并谴责蒋介石的小册子）事件被戴笠的属下特工秘密逮捕，押解南京，关在特务处的监狱里。

宋子文“借”郭增恺，毫无疑问是为了做杨虎城的工作，打开与张、杨和谈的大门。

戴笠不敢耽搁，立刻前往南京老虎桥监狱（特务处“丙地”），亲自将郭增恺送到机场。

下午两点三十分，宋子文与郭增恺等人乘坐容克号飞机飞往洛阳，20日上午抵达西安。

戴笠与宋子文的交往，要从抓捕宋子文的司机说起，1931年7月上海北站发生的枪击案中，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胪遇刺身亡，宋子文侥幸逃生，他的司机也在同一天失踪。

此案在1932年王亚樵刺杀李顿未遂案中已告破，宋子文的司机却一直下落不明，其怀疑这个司机是内鬼，否则在注意保密的情况下，外人不会掌握他的行踪。

1935年年初，沈醉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任行动组长，在追查一桩银行抢劫案时，偶然发现其中一名案犯很像宋子文的司机（宋曾将其照片交到侦缉大队）。

经上报戴笠批准，沈醉与行动组其他成员跟踪追击，在苏北农村将其抓捕归案，了却了宋子文一桩心事。

从此，宋子文与戴笠有了某种默契，走动也多了起来，尤其后来在抗战中，两人更是互相支持，相互配合。

此间，18日收到蒋介石手令之后，也只是停止了飞机轰炸，陆地的军事进攻并未停止，刘峙部开始围攻华县。

不仅有樊崧甫部奉命抢占潼关，攻占华阴，更有桂永清率教导大队杀气腾腾开赴陕西，在华县赤水与东北军对垒。胡宗南的部队亦在组织南下，回师救援。

12月20日，中央军攻克华县，西安已笼罩在恐怖气氛中。

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张、杨不得不下定破釜沉舟之决心，联合发表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号召两军将士准备与中央军决一死战。

战争一触即发，蒋介石已成为俎上之肉。这种紧张局势，无论用怎样和缓的语言来讲述，都难免令人胆战心惊。

21日下午5时，宋子文返回南京。戴笠闻讯后，迫不及待地赶往北极阁一号宋公馆。

宋公馆的客厅里，凝重中流动着焦虑的气息。宋子文正向在座的宋美龄、宋霭龄等人介绍西安的情况。

戴笠全神贯注地听着，宋子文的每句话都透露出一个可怕的信息：校长处境危险！

从听说事变开始，戴笠就想过亲赴西安进行策反，营救蒋介石。如今已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他横下一条心，一定要说服蒋夫人，为营救校长出一份力。

其实，根本不用他本人出面请求，早有人为他铺平赴西安之路，这个人就是宋子文。准确地说不止宋子文一个人，还有他的好友张学良。

离开西安之前，宋子文决定了几件事：

一、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二、由戴雨农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三、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之所以选中戴笠，完全是出于对戴笠的信任和他多年来从事特务工作养成的敏锐、机警与足智多谋，当然还考虑到他与张学良非同一般的关系。

宋子文将这个决定告诉张、杨，两人表示同意。

对于让宋美龄与戴笠来西安，宋子文与张学良可谓不谋而合。随后，张学良写了两封信请宋子文转交，一封是写给宋美龄的，另一封就是写给戴笠的。

张学良深知复兴社高层都是蒋介石的心腹幕僚，试图通过戴笠提议，让复兴社派代表团去西安商谈，有了这个前提，宋美龄终于点头答应。

宋子文将张学良的信交给戴笠，特地重复了张学良当时说过的一句话：

“倘若西安发生战争，蒋夫人之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戴笠心领神会，他知道此番前去，不是需要亡命武夫，而是需要智慧和勇气，在危机时刻能够发挥作用，扭转局面。

看过张学良的信后，戴笠建议宋子文与一些政府要员交换意见，分化和动摇主战派，推延讨伐张、杨的时间，减小战争几率，为寻求政治解决途径提供时间的保障。

宋子文对此表示赞同，随后去拜会了叶楚伧、顾祝同、蒋鼎文、孔祥熙、熊式辉以及何应钦等人。

当天晚上，政府要员开会，讨论了宋子文的建议，即：

“四天之内，飞机不得轰炸，陆军不得进攻。但假若四天期限已过，尚未寻出解决方案，此时委员长亦离开西安，他们可放手飞机大炮轰炸攻打西安，及其他任何彼等欲攻打之地方。”

在孔祥熙等主和派坚持下，宋子文终于冲破何应钦、熊式辉、叶楚伧等人的阻挠。

当然，这个冲破的结果也仅仅是默许了他与宋美龄、戴笠、蒋鼎文赴西安，是否真的停止轰炸与进攻，以何应钦等人的别有用心，实在难以预料。